近日，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与全国15家各地的LGBT团体共同主办发起了本次“Teacher we need you ”教师撑同志(即同性恋者，下文同）网络活动，并确立主题“教师撑同志，拒绝对同性恋污名的教材”。目前，湖南大学法学院老师曹薇薇已站出来，她呼吁更多的“行动派”出现，拒绝使用污名化同志的错误教科书。这一活动的开展，也使得同志权益运动再次进入公众视线。

10月29日，在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的公民与性别公选课上，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创办人之一，现任机构主任的陈杜进行了以性/别、多元文化及同志权益为主题的讲座。他在课堂上对中国大陆同志群体权益运动在过去15-20年所走过的路作了详细的介绍。

历程：从少数同志精英努力到同志群体的发声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还并没有同性恋的概念，那时同性恋只有公园、公厕等一些隐秘的点进行活动。直到80年代末，在少数的同志精英的推动下，同志社群初现端倪，例如原中国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创办了一个专为同性恋男子开设的文化中心——“男人的沙龙”,这是在体制中最早也最大胆的举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少数的同志精英开始了对于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例如张北川、童戈等学者也开始了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将同性恋纳入学术的视野中讨论。但使政府真正开始建立与同性恋的联系则是在1999年香山科学会议上，由艾滋病议题而引发的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关注。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先有艾滋病议题，再有对同志权益的关注。”陈杜在讲座中提到。进入2000年以后，由艾滋病危机引发的对同志社群的关注，使得国际上大量的基金进入中国，催生了许多所谓的同志机构和团体，这些机构主要关注同志社群健康方面的权益，预防和治疗艾滋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媒体在报道上的误导，让同志群体是艾滋病高危群体联系在了一起。”陈杜谈到，“但其实高危的是不安全的性行为而并非某个群体。”

2005年以后，同志社群越来越多，而同志群体的利益诉求也越发多元化。2005年全国首家同志组织在武汉成立，2006年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在广州成立，2007年残障同志小组热线在山东建立，2008年同性恋亲友会在广州成立；不同的同志社群也在不同的方面争取同志群体的权益。

同志平权运动：困难与改变并存

尽管在中国过去的20年，同志平权运动为同志群体生活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改变，但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发布会的前一天，还是被莫名其妙地叫停了。”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的义工小陈同学向记者说到。该次发布会是在今年8月27日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携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中山大学彩虹小组举办，发布会推出中国首份教科书性别议题专题报告——《中国高校教科书中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高校教科书中与同性恋相关内容信息错误较多，同性恋污名化严重。最终，发布会被迫转移到广州二沙岛金亚花园举行。

同志平权运动从最初少数精英的努力开始，面临社会环境的压力不言而喻，官方的禁止也只是其中之一。

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在今年8月份完成了一份《中国高校教科书同性恋错误和污名内容调查报告》，报告中指出：在被检视的90本高校教科书中，仅有20%教科书对同性恋作出了完全非病化的判定。但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册中删除，中国也在2001年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将作为性倾向本身的同性恋从病态中删除。中国著名性教育专家方刚指出：“错误的教材信息不仅剥夺了性少数的平等教育权利，也剥夺了非性少数学生的权利。”

期望：小的改变促成大的变革

“这些年来，中国同性恋群体一提到维权，就喜欢谈同性婚姻合法化。”陈杜提到，“但在当今的中国，想要达到这样的结果还太早，即使是在美国，同志平权运动发展了50多年，依然只在部分州实现了这个权利。”

“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同志平权运动，推动着许多小的改变，譬如错误教科书的重新编订，同志公益社团的注册资格，对于老年同志和残障同志的关注等等，这一些一小块一小块的改变来促成大的变革。”在记者问到当下中国的同志平权运动希望达到怎样的一个效果时，陈杜回答到。

一位参与到“Teacher We Need You”全国教师游说行动的志愿者在微博中写到，“经过我们对老师的游说和一番讲解，老师说自己之前对同性恋群体有很大的误解，对同性恋公益组织和活动也了解甚少。但他愿意从今天开始认真阅读我们所提供的同志科普材料，对同性恋群体能有一个全面客观的了解。”

平权运动需要的不是短暂而轰烈的改革，更多时候，能影响身边的一位老师，一个群体，便能带来无限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