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全球化的前景一直存在，不是从电报或蒸汽船发明开始才出现，甚至不是从文字或轮子发明开始，而是从生命初始就存在。自始至终，毫不妥协的非零和逻辑就一直指向今天这个国际关系越来越趋向非零和的时代。”——罗伯特·赖特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是否有特定的方向，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1877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演化论”，20世纪初，另一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又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具有方向性的论点。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有各自的拥护者。显而易见，罗伯特·赖特属于前者。他把博弈理论和游戏理论用来分析生物和社会演化，理论方法上的创新为研究社会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其观点本身也可作为社会学、人类学进行深层次研究的支撑。并且，正如台湾大学心理学家徐嘉宏教授在导读中所写的：“赖特从生物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发展史……等等领域，广征博引，”“论述博大精深，文笔却清晰易懂”，读来既饶有趣味，又能令人掩卷沉思。

《非零年代：人类命运的逻辑》的作者罗伯特·赖特是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他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杂志和《时代》周刊撰稿，也为《科学》杂志写科学、科技和哲学文章。曾出版了《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性·演化·达尔文——人是道德的动物吗？》。而在这本《非零年代》中，他对生物和人类社会的演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认为生物的演化是没有方向的，一切动植物根据环境的变化接受选择，适者生存。但世界发生将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生物又恰好适应了这种变化，其选择的标准既不是上帝也不是人类，实际上，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而赖特却认为，“非零和”就是生物进化的机制。在自然选择下，一颗罂粟种子不一定能长成罂粟花，但在“非零和”的作用下，罂粟种子还是无可妥协地长成了罂粟花。

“非零和”首先是由游戏论创始者约翰·冯·纽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发现的。他们把游戏分为“零和游戏”和“非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比如竞争某一职位。两个竞争者的利益相互对立，一个人的收获就是对方的损失；而非零和游戏中，两个人的利益有可能重合，比如发明一种新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有利的。生物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场非零和游戏。这场游戏积累的正面总和决定了生命由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方向。

赖特引用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的话说：“在原始人，野蛮人和文明人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原则相同的智慧。”居住在北美洲大盆地的首首尼人过着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他们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家庭的男性家长就是“全部的政治组织与法律制度”，社会结构极其简单。但是，当他们进行非零和游戏时，社会复杂性就提高了。为了捕获长耳野兔，他们发明了数百尺长的网子，将野兔赶进网子再用乱棒打死，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而这项工作必须靠十几个平常独立的家庭共同合作，参与的人彼此协调，团结一致；并且还要产生一个“捕兔首领”。诱发这场非零和游戏的是一种技术产品——抓兔子的网。新的技术创造出获得正面总和的机会，人类设法取得这些总和，社会结构就因此而改变。

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似乎是人性使然，崇高的社会地位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非人人都能获得，因此竞逐高位就成了一种零和游戏。人类的这种天性也提升了社会的复杂性。因为要击败竞争对手，就要借助发明新技术来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赞赏。首首尼人捕兔子的网与爱迪生的电灯，在创造新的非零和游戏中的作用是一样的。无数少部分人的零和游戏构成了大部分人的非零和游戏。而非零和的正面总和则足以推动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

在非零和积累中，赖特指出了技术能量和咨讯能量的作用，他尤其强调了咨讯能量。

咨讯与非零和互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囚徒困境这一博弈游戏中，合作是两名囚徒最好的选择，但要都选择合作却得战胜两项阻碍，一是沟通障碍，一是信任障碍。如果咨讯传递不那么困难的话，取得非零和收获的可能性就更大。在没有文字的社会，比如西北岸印第安民族中，一个家庭如果要赠予食物给需要援助的另一家庭时，往往要举办公开仪式，借此将经济上的债务铭刻在公众的记忆里。而文字作为一项新的咨讯技术，削减了获取非零和的两大障碍。能够储存和传递信息，就可以控制庞大的军队和辽阔的国土，也可以促进人口流动，商业贸易，文化传播。另外，货币也是一种咨讯。当文字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时，作为可携带而且广受信任的钱币，却可以在市场流通来告知人们供需的信息。

各种非零和游戏都不可避免地推进人类社会向更复杂的方向发展。通讯技术与交通工具的改善提升了人类的合作效能。欧亚大陆与北非甚至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咨讯处理系统。随着物质运输、能量运输、咨讯运输及其处理方式不断改进，整个地球正日益成为一个神经密集的社会大脑。各国互相贸易，然后互相降低关税，然后建立解决纷争的机制，然后将这种对大家都有好处非零和互动扩大。当距离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接触成本降低，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超越国家的“部落”。随着科技持续缩短经济上的距离，超越国家的合理统治范围很可能涵盖整个地球。

就像一颗罂粟种子的DNA决定他的命运是长成罂粟花一样，人类社会原始的DNA的命运就是要成为全球“超级有机体”，它们的演化都是有方向的，其潜在机制就是“非零和”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