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4年的3月18日。

143年前——1871年的3月18日，法国巴黎爆发了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

从起义爆发那天算起的100年后——1971年的3月18日，我开始了中学生活的第一天。

因为文革中的“停课闹革命”，中国的、起码北京的学制已被彻底打乱。我在香饵胡同小学稀里糊涂地混了六年半，到1971年春天，又稀里糊涂地混进了北京第二十二中学。那所学校就在我家对面，母亲说它原来叫大中中学，有“大中花园”之称；而我知道的，是这所中学乃“文革牛人”、“乒乓外交家”庄则栋先生的母校。

中学的第一天，谁也不认识，来了个矮矮个子的女老师，姓赵，她就是我初一的班主任，有一笔非常漂亮的板书，她在黑板上写下了我在中学课堂上见到的第一行字：“巴黎公社起义万岁”。

1971年，北京的中学学制是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全校五个年级的学生在1971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集体收听纪念巴黎公社起义100周年的“两报一刊”社论。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篇社论有个气宇轩昂的题目——《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而那个时候，我们这群13岁到18岁的孩子们对于法国，认知为零；对于“永存”的“原则”，认知为零；对于100年前的法国革命，认知为零；对于为什么全国人民突然一起纪念那遥在100年前、远在万里之外的巴黎公社，更是认知为零。

其实，那些中学老师们，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更重要的是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不思考不议论不猜测的苟活方式，所以，他们除了读那社论，还是读那社论，整整一个星期，我连书本都没翻过一次，一直游荡在巴黎公社“永存”的“原则”和起义的号角硝烟里，让我觉得上中学真的很没意思。

无奈那个时候的记忆力真的好。我至今读法国1871年前后的历史，很多词汇都不陌生，比如普法战争、蒂耶尔、洛林和阿尔加斯、蒙马特尔高地、公社社员墙。有一次和儿子谈起巴黎公社，我滔滔不绝，很多名词脱口而出，说得特别顺嘴儿。儿子惊问：老爸，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我没法回答。我那个时候应该记忆的是《郑人买履》《海的女儿》或“杠杆原理”，但是我的中学第一课却是巴黎公社，和那个莫测高深的“永存原则”。

这让我怎么和孩子解释？

我还不知道巴黎有座辉煌的卢浮宫，却先知道了巴黎有座血腥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我还不知道巴黎有香榭丽舍大街，却先知道了街上的街垒和巷战。

我还不知道巴黎有诗人维克多·雨果、兰波和波德莱尔，不知道有音乐大师圣桑、德彪西、比才、拉威尔和柏辽兹，却先知道了《国际歌》的词作者欧仁·鲍迪埃和曲作者比尔·狄盖特。而且后来我们还被告知：列宁同志说，无产者没有祖国，在世界各地，他们都可以凭着《国际歌》熟悉的曲调，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直到后来很多年，才得知这完全是句滑稽的梦话。

更不可理喻的是：我们这一代少年的知识体系的建构，止于公墓、街垒、巷战、流血和《国际歌》。从卢浮宫到德彪西，全部被“筛”了出来，封闭在铁墙之外，对于卢梭和加缪的好奇，甚至被称为罪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被封闭在一个精心选择后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中，这个知识体系的荒谬，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世界观和认知能力的集体荒谬。

这让我怎么和孩子解释？

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样的人——至今大家都50多岁了——当年的第一课都是巴黎公社，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从记忆中把它抹去了。

抹去了，也就轻松了。

但我始终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最沉重、最不该遗忘的一课。

最近，我特别“关心”了一下法国，有学者总结了法国几百年来的历史，那曾是在革命中反复动荡的几百年，不乏激情、不乏流血、不乏摧毁、不乏改变世界的强人的精彩表演和民众的忘情追随，同时，也不乏反复、不乏衰退、不乏亡国灭种的危机和痛定思痛的反思，最终，法国放弃了狂热选择了理性，巴黎放弃了街垒选择了鲜花，法国人放弃了革命激斗选择了政治和解。

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否武断——这与我、起码与本文主题的关系不大。我只是说：当巴黎男孩儿为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的胜利狂欢的时候，当巴黎的女孩琢磨下个情人节和谁一起度过的时候，我们这数以亿计的、和巴黎毫不相干的中国少男少女却被人带领着高呼：“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这不能说不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奇特景观。

巴黎公社这一课，真的深深影响着我。当时，我们并没有读懂那场革命，但却读到了暴力、对抗、流血、专政、你死我活，这些名词在那一代少年的天空上飞来飞去，而那片天空原本应该属于鸽哨和小提琴声。作为被“灌输”的一代中的一员，我似乎从中学的第一堂课开始，就对数理化失去了兴趣。革命，是那一代人唯一的知识、光荣与梦想，在革命面前，数理化连屎都不如。我们那一代人中，都这么想的呀。

数年之后，革命成了屎，数理化成了碗里的肉、锅里的汤、身上的衣服、兜里的钱。我们都被骗了，却不知道找谁讲理去。

这是一个时代数以亿计的人群的集体迷失。

我倒是还幸运，虽然继续与数理化相隔万里，但今天还是混得有肉有汤有衣服穿。而我的那些同学呢，少年时代有关“巴黎公社”的全部教育被“归零”，他们早早丧失了应对这个变化的、真实的世界的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要找他们，可以到胡同口去，他们刚刚领完低保，正在攒堆儿下象棋、斗地主或者骂大街，有的已经贫病而死。

中国人总是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不断绝而骄傲，为此，我们觉得自己比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牛B多了。但是还有个说法：数千年来中国大地上王朝更替、战乱频仍，一刻也不消停，但教育似乎一以贯之，从未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得以牛过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的根本所在。我不知道这理论有什么根据、是否严谨。

但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却是被扭曲到极致的——扭到了巴黎公社去了。幸亏它又扭回来了，回到《郑人买履》《海的女儿》和“杠杆原理”了，和巴黎公社说拜拜了。否则，亡国不敢说，灭族、灭文化，那是肯定的。

我之所以记得那一天，还因为那一天是我三姐的生日。三姐年长我三岁，没有赶上恢复高中和高考，早早的开始打工挣钱。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这一代“废”得更彻底，后来靠自己努力赶上时代变迁，完成自我拯救的，真是凤毛鳞爪。

记得1871年3月18日那天放学回了家，母亲问我：中学第一天，学了什么？

我说：巴黎公社。

母亲默然良久，说：今天三姐生日，吃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