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省

萧乾

　　一晃儿竟然成了一个八旬老人，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回首这80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

患难见真情

　　我一生在爱情方面，经历也是曲折的。十八岁在汕头教书时爱上一位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当时她和我一样赤贫，我们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进出海港的远洋轮，做着一道去南洋漂泊的梦。这姻缘终于被曾经资助过她上学的一位大老财破坏了。

　　二十九岁上，我又在九龙遇上一位女钢琴家，一见钟情。当时，我已同“小树叶”在一起了。斩不断，理还乱，我只好只身赴欧洲了事。一九四四年巴黎解放后，我才晓得“小树叶”和女钢琴家均已各自同旁人结婚，并有了娃娃。我跌入感情的真空。一九四六年在江湾筑起一个小而舒适的家，然而这个家很快就被一个歹人拆散了，那是我中年所遭受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在这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最后找到了洁若——我的索尔维格。结缡三年，我就背上了“右派”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情之常。但是她“反了常”，使得我在凌辱之下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共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

　　有人以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笔杆，发配到农场，一定苦不堪言。其实，我大部分时间还是笑嘻嘻地活过来的。要了解人生，不能老待在上层，作为采访人生的记者，酸甜苦辣都应尝尝。住在“门洞”的那六年，每天我都得去排胡同里的公厕，风雨无阻。那公厕是一溜儿五个茅坑，我的左右不是蹬三轮的，看自行车的，就是瓦匠木工，蹲在那儿听他们聊起来可热闹啦。那几年，我把上公厕当作了一种社会考察的场地。

素淡胜过大红大绿

　　年轻时，有些朋友认为只有从军才能救国，于是投了黄埔。我老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个军人材料。在辅仁大学读书时，每逢参加军训，我站队总也站不齐，开步走时，常分不清左右。一九三二年，一位西班牙朋友提议同我搞点商业，他寄给我一批刮脸刀，要我给他寄去几副宫灯。他那里赚了钱，可我的刀片却通通送掉了。我知道自己也不是经商的材料。一九三四年傅作义将军听说我是蒙古族，就邀我去内蒙古当个小官，但是当官之前还得先加入国民党。这可把我吓坏了，赶紧进了无党派的《大公报》。同样，一九四七年南京的中央政府通过《大公报》胡霖社长邀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任文化专员，我也是死命不干。

　　在色彩当中，我更喜欢素淡，讨厌大红大绿。在政治运动中，我倾向于站得远一些。经过这几十年对人世的体验，我对人对事宁愿冷静地分析，而不喜贸然下结论。像这样强调冷静客观，注定了我不是个革命家的材料。

　　在文学上，我对自己的才具还有点自知之明。三十年代一直想写写长篇。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之后，我就发誓不再写长篇了。我自知在一块小天地里还能用心经营，却驾驭不了大场面。我总尽力把自己的职业文字写好。我高兴一九三五年踏访鲁西水灾时写的《流民图》至今犹有人看，有的还被选入教科书。我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自从走上创作道路，我就彻底否定了自己有什么天才，懂得一切都只能靠呕心沥血，凭着孜孜不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