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協和醫院院区的正北是一座9层的楼，这是协和医院的教学楼。这座楼本来是计划作为医护宿舍或招待所的，所以是按照酒店的方式设计建设的，房间是普通的标准间。“非典”期间，因为很多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无法回家，这座楼的8、9两层就成为一线人员的休息室。这里自然也成了我临时的“家”。

           虽然“家”是临时的，但医院给在这儿“居住”的医护人员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和休息条件，每天有人送饭、水果、饮料，有杂志报纸，甚至还有两个房间设置了乒乓球台。   尽管大家在这儿很“舒服”，但更多的人感觉到的是“孤单”，因为我们被隔离了，被“软禁”了。很多医护人员的家人、朋友都不敢与我们接触，因为我们是有名的“大病毒”。

           我是几个长期在这里驻扎的医生之一。因为我们是病区的负责人，也是所谓的“筛查专家”，我们会被随时叫到病房或非典隔离区去筛查病人。当时有一个规定：任何医护人员在隔离区工作一个月后就应该出来，安排去指定的度假村隔离两周，然后才能回家或恢复正常工作。因为没有人认定我们从什么时候进入的“非典隔离区”，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出来”。相对于其他医护人员，我们是被判了“无期隔离”。家，我们无法回；朋友，我们“不敢”接触（事实上是很多人不敢接触我们）。我们每天上班被装进“套子里（隔离服）”，下班被装进“匣子里（隔离宿舍）”。很多人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趴在窗台上晒太阳。

           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我却没有这样的孤独感，原因是我有一帮，应该是几帮，“不怕大病毒”的朋友。

           有一天，傍晚5点多钟，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手机是不离手的，随时可能被病区或领导“召唤”。迅速拿出来手机一看，是一个经常在一起打羽毛球的朋友。

           “王教授，你在干嘛，有时间吗？”

           “我在休息室 ，什么事？”

           “能出来吗，我们在你楼下哪。”

           啊，真不敢相信！我马上来到窗前，趴窗向下看，一辆黑色桑塔纳轿车在楼门口停着，两个朋友仰头笑着向我招手。我急急忙忙下楼，因为我不能把他们请上来——没有人愿意到“大病毒”们居住的地方做客。

           “你们干嘛来了？”我问。

           “你晚上有事吗？”他们问。

           “没事，怎么着？”

           “和我们走吧，吃饭去。”

           “……”我不好说去，也不好说不去。

           “走吧。”

           我上了车。车子出协和医院东门，向北，向东……，开进了工人体育场旁边的“锦都酒苑”。

           这是一个很大，也很豪华的餐厅，以前我也来过，晚上常常需要等位。今天进入大厅，空空当当，门可罗雀。走进餐厅，居然一个人没有。领位服务员把我们引领到一个露天的区域。远远看去有一桌人在聊天。我认出了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

           大家像迎接英雄一样把我按在正座上。我问：“你们这是那一出呀？”“今天是什么日子？”有人问。

           “……”我在想。

           “5月23号。”有人说。

           啊？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整个餐厅就这一桌客人，服务员很殷勤，就餐气氛也极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一群及特殊的朋友为我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一个把整个餐厅“包”下来为我一个人的生日。

           友谊，只有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才能经受考验。这些朋友没有觉得我是“大病毒”，没有疏远、躲避，相反他们想尽一切来安慰、支持在一线工作的我。

           无独有偶，我的另外的一些朋友也用类似的行为感动着我——有在红螺寺为我祈福的，有从西藏给我带来红景天的，有定期打电话慰问的。更有几个朋友定了一个“制度”：每个月一起吃一顿饭，其中必须到场的有我和我们医院的另外一个一线员工。按照他的说法是我们每个月“点一次名”，希望到SARS被赶走后，我们也没有减员。

           SARS终于被赶走了，我们真的没有减员。从SARS的工作中走出来，我最深的感受不是传染病的可怕，而是人情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