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足二十岁，他短暂的生命很坎坷，他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十一岁时，因为采取某种防疫措施（不知道是否有关），几个月后，他出现了“肾炎”。由于考虑到这种“可能”的有关，当地医疗行政管理部门给他界定为“医疗事故”，并给予他以及他的家庭最高程度的关照——为其父母安排了工作，甚至帮助他的叔叔、婶婶都有一定程度的补偿。政府做的这些事，他的家里面还是不满意。于是，他就这样度过了几年的时光。

    几年过去了，病人的尿量进行性减少，肌苷和尿素氮逐渐升高——出现了肾功能不全。他来到北京寻求更好的治疗。然而，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肾功能的损害（特别是慢性损害）是无法逆转的。他先后看了几家医院的医生，大家都觉得无计可施。最后，到了协和医院急诊科，某个“心地善良”的医生“同情”了病人，把他收到急诊留观室（不是住院）。接下来我们希望做的一切就是帮助病人进行肾功能的判断，帮助病人建立可以透析的静脉通路，帮助病人联系紧急透析……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开始的时候，病人还比较配合的，身体状况也有所好转。面色逐渐恢复，血压变得平稳、心跳也有力了，他自己也感觉到舒服些了。也许是好转了、有气力了，也许是带来的钱花完了，他开始拒绝支付医药费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的病是政府造成的，你们应当找政府要钱。

    主治医师和他谈，如果继续治疗，需要按时支付医药费用，因为这些钱不是给我们医生的，是支付医院运行的，如果不能按时支付，治疗可能会中断。我们希望他帮助联系他的父母，我们要和他们进行沟通——把一个病人“扔在”北京总不应该吧。这样的苦口婆心的劝导，换来的确实一句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回答：“别和我说，也别找我的父母，有问题找政府去。”主治医师一头雾水——政府是谁，与你有什么关系。病人的回答既肯定又有理：我是政府的人，政府是我妈，所以你应该找我妈去。

    主治医师无奈，向我求助。

    谁让咱是个主任了（对了，是副主任），我有义务帮助一线医生解决各种临床问题。

    我把病人叫道我的办公室，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你的处境我们非常理解，你还年青，甚至可以说是个孩子，我们希望你的治疗能够延续，保证你的生活质量。但是如果你不能及时支付相应费用，我们将不能保证你的治疗。我希望你的父母能来一趟，我想和他们谈谈。”

    他也同样斩钉截铁地说：“你有什么都和我说吧。我父母肯定不会来。我已经成年了，自己可以作主了。”

    我问：“为什么？”

    他依然说：“我是党的人，是政府的人，我父母已经把我交给党了。再说，我的病也是他们（政府）给弄出来的。”

    我说：“党是谁呀，你现在还是需要你父母的。再说，就是找‘党’也不是我们去找呀，也应该你的父母帮助你找吧？”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父母一定不来。你爱怎么就怎么吧。”

    我听了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也狠狠地说：“小子，你听着，你不是较劲吗？我比你还较劲。从今天起你一天不让你父母露面，我一天不给你透析。你不是赌博吗？好呀，我拿我的乌纱帽赌你这条命。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然了，这种吓唬人的话是想让他找来家人。果然，他父母尽快露面了。我们把病人父母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人员组织到一起，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沟通。

    其实当地的政府部门安排的还是非常科学并可行的。他们认为病人应该在本辖区内进行透析，这样可以走医保的政策，如果去北京，不仅个人费用太高，而且医保无法支付。

    这样一个我们也认为可行（最多现在协和进行一下检查，确定一下治疗方案）的建议却没有得到病人父母的认可。真是“Like Father Like Son”（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他父母比病人更加“矫情”。而且在会面的第二天就不告而辞了，据说也没有给病人留下费用。

    我们再试图让他找父母来，永远的回答都是：“我自己可以作主。”

    我们再次找到了当地驻京办事处。办事处的人以及后来从当地赶来的人都非常通情达理，也倾诉了苦衷，但都觉得对于这样一个病人和家庭无能为力。因为医疗费用支付的限制，病人的费用只能在当地地方支付，如果他回当地，所有的医药费用，包括透析，都可以解决，但是他们没有渠道向北京的医院直接支付费用。

   病人的治疗决策进入了僵局：从病情发展来看，病人的确是需要透析的；但从病人的态度来看，医院和政府必须为他支付“在北京”的医疗费用；在政府方面，无法支付在京费用；在医院方面，免费治疗不是长久之计。

   经过商量，我和我们科另外一个姓徐的主治医师唱起了“红白脸”。我们说好：好人他当，恶人我当。他一个劲儿地向病人说我们在为他努力，他的病情有多重，如果不及时透析会有什么风险，他们如何为难，因为没有权力给他免费治疗。他永远笑容可掬或一脸委屈。而我则永远很强硬地说你父母不出现，不来看你，不支付相应费用，我们没有办法帮你透析，你就有生命危险，你自己决定吧。

    其实，这其中还不只我们，还有医疗管理人员。大家都在暗暗地帮助他，医务处特批了免费的透析许可，保证他的安全。而就是这样的“好事”，我们都需要徐医生以一种特殊的方法告诉他，以免他认为我们“怕他”或误解为我们“应该”。

   转眼到了4月30日，五一的长假就要来临，病人的家属依旧一直没有露面，免费透析也进行了五六次了。

   长假期间他的安全如何保证，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再次向医务处申请免费透析指标，而且申请了三次。这样，我们在四月三十日可以给他透一次，在四号左右透一次，另外一次作为应急。

   申请到指标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我打电话给徐医生让他通知病人透析，而且要向他表示出来这个透析申请来的更不容易。

   正当我纠结在我似乎“在被这个病人牵着鼻子走”，被他“欺负”的时候，一个让我更加电话让我更加觉得不可思议和忍无可忍：病人说今天他没有时间透析，要我们改时间。我问徐医生：“他要干什么？”

   徐医生说：“他说去告状。”

   我更火了。我马上说：“告诉他，如果他离开医院就算自动离院（我们这儿不是病房，床位是随空虽安排的），他的床就给别人了，我们就不再负责他的任何医疗。”

   徐医生倒是心平气和地说：“他已经离开医院了。”

   我立即安排这个病人的离院问题：首先找到保卫处的人员，在他们的监视下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如果他回来说丢东西了，我们就报警。

   两个小时候，他回来果然暴跳如雷，说我们凭什么把他的东西碰了（其实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我们的医生说那我们报警吧。他拒绝了。然后要求我们给他看病，要求住院，要求透析……

   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他似乎也累了，变得温和些，说：“我挂号看病。”医生问我，我说：“正常看，该怎么看怎么看，该查什么查什么。”他说：“我没有钱。”我告诉医生：“让他给家里打电话，我们可以帮他打，也可以借给他电话。”他不再折腾了，不说话了。

   早上，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几天后，他有些喘，再次来到医院，我们依旧怀着矛盾的心情利用假期申请的指标帮助他进行了一次透析。透析后，他感觉好了，又离开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后来……听说他已经去世了。

   这个孩子真的挺可怜的，我们一直都想帮他，而且一直在暗暗帮他。但是，这种帮助无法拿到桌面上，因为他要求的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满足；他要求的太过分了，让人感觉无理。

   最后，大家都无法帮他了，这个可怜的孩子（病人）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