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故事尽讲些好的，好像我们真的成为“大善人”、“救世主”了。今天讲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我用“卑鄙”的手段取得“胜利”的故事。哈哈……

    病人，不，应该是伤员，是一个中年男性，约40多岁（具体姓名和年龄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邻里纠纷，被邻居殴打后来医院就诊。随着来的人不多，有他们自己家的两三个人以及打人者和家人，再有就是几名若无其事的警察。

   伤员显得“很重”：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刺激反射也很弱，似乎是“昏迷”了。但依然是眼睛出卖了他，我们相信：他是清醒的。

   在抢救室监护、支持了几个小时，完成了各种检查后，我们确定伤员并没有大碍，于是把他转到了临时留观室进行短时间观察。

   三天过去了。当我认为这个“伤员”应该早就离开医院的时候，负责留观室的主治医师找到我，抱怨说：“你给转出来那个被“打伤”的人真是无赖，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不走，外面很多重病人进不来。”

   我问：“他为什么不走？”

  “他想在这儿待一个月，好让警察给出具殴打致伤的证明，说一天不出证明，他就一天不走。”

  我说：“交给我吧，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我一定让他走。”

  说完，我就来到了留观室。

  这儿是一个没有窗户，空气污浊的区域，有十八张床位，连加床，当时已经躺满了二十二个病人。我开始从一床顺序“查房”，询问每一个病人的病情，和他们聊天，并告诉他们“我是负责这儿的副主任”。

  从一床走到二十二床，每一个病人都详细了解一遍，包括这个住在十二床的“伤员”。下班前，我再次来到这里，和大家聊天，并告诉他们这儿是一个“空气污浊的地方，没有人愿意来”，所有来的人都是不得已的，被迫的，而在外面还有很多“不得已”需要进入这个区域治疗的病人。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来到这里。同样从一床到二十二床看望每一个病人，并回答他们及家属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场的气氛好极了，居然有病人说这是“答记者问”。当转到十二床的时候，我对这个伤员心平气和地说：“你可以回家了，这儿条件这么差，如果不小心感染上点什么病，多不值呀。”

   他说：“我想再等等。”

   我回答说：“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就要走，但希望你赶快和家里联系一下，安排安排，回家好好养，多好呀。更何况，我们外面还有很多比你重得多的病人在等着这儿的床位，我相信你也会为他们着想，是不？”

   高帽戴上了，但是并没有下文。

   下午，我又出现在这里，接下来是晚上。

   第二天早上我依旧查了全部病人，依旧在十二床那儿强调他可以出院。

   十点钟，我又一次出现在这儿，但这次我直接走向了十二床，“你得出院了，我需要这张床，有一个病人要转进来。”

   “我现在走不了，家里面没有人来。”

   “你可以打电话，下午两点以前走就行。”

   “我看看吧。”

   有戏，我挺高兴。中午，病人依然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来到床边对他说，“你安排的怎么样了？”

   “说实话吧，我不想走。”

   “为什么？”

   “警察还没有给我开证明哪。”

   “这不是我们的事，而且开证明与你住在哪儿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这儿的重病人没有办法等你开完证明病情再变化。”

   “那，如果我就是不走哪？！”他厉害起来。

   我也把脸一放，开了一个严肃地“玩笑”：“那我们就不得不麻烦保安送你回家了。两点，我需要这张床。”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下午三点了，我没有再去留观室，真的怕“没面子”。最后，还是忍不住派了一个小大夫去“侦察”了一下。得到的情报是“十二床空了”。

   耶！！！我胜利了！我马上把一个在大厅里面等了几天的病人安排在这张“得来不易”的床位上，心理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后来才知道，“伤员”根本不是被我“轰”走的，是在十几个病友及其家属的“围攻”下，不得不离开的。

   这件事也让我体会到，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我们必须让绝大多数的病人和家属满意，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这样，所有的医闹和“不讲理”的人都不会再有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