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餐厅付费购买的是食物，我们到商场付费购买的是商品，我们到航空公司付费购买的乘坐飞机的权力，我们到音乐厅付费购买的是享受音乐的许可。我们有很多付费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能为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商品”。然而，我们到医院付费“购买”的是什么？

       有人说到医院付费购买的药品，有人说购买的是检查；有人把脑外科医生与剃头匠进行对比，有人把手术与美容相提并论。争论一直没有终止，医生认为医疗服务的"价格太低"，病人认为已经承担不了这样的高额医疗费用。经过几十年的尝试、实践，我们却每每发现我们的医疗体制是那么不尽人意，以至于买方、卖方和旁观者、支持者没有一方是满意的。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医疗体制改革”。

       为什么这样？其实有一点我们没有弄清楚。病人需要医院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心甘情愿，又那么无可奈何的往医院“送钱”？医院能提供的“主体服务”是什么？什么吸引着病人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

       自己能做的事是最简单的，用钱能解决的事也不复杂。怕的是自己做不了，而花钱又买不到的事就麻烦了。“医疗”恰恰是这样一个服务内容。

       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动物，我们遵从着“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而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能健康、长寿。当我们逐渐衰老，当我们卧床病榻，当我们面对死神，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是到医院“看医生”。这个过程是自愿的，也是被迫的。那么，当你到达医院以后，你需要什么？

       如果需要药品，我们可以到社会药店去；如果需要检查，可以到“体检中心”。病人没有做上述选择，他们的选择是看医生，而且要看那些需要排一夜队才能求得一号的大牌儿医生。

     医院有众多的检查项目，有成千上万种药品，病人没有自己选择，却不得不向医生求助：“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我应当服用那种药品？”这时，差别就来了。在餐厅，我们只需要面对菜单，潇洒地点菜，我们甚至完全拒绝服务员推荐的菜肴，因为那常常是餐厅利润最高的。在商场，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会随意挑选，找到样式最新颖，价格最适合的服装。我们也可以自主地选择乘坐飞机或是火车旅行，可以决定乘坐头等舱、经济仓、卧铺还是硬座，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时间，早上还是晚上，今天抑或明天。我们可以选择听交响乐或者看芭蕾舞……总之，这些服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付费者有绝对的自主权。

       医疗服务却完全不同。因为知识的不对称，病人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是否应当马上住院还是门诊观察，无法决定应该吃药还是需要手术，无法确定使用那种术式，也无法确定是否需要进行何种检查。那么，上面的这一切是如何确定的？是医生。医生需要用他学过的医学知识和工作中得到的临床经验帮助病人判断、决策，然后帮助病人选择一个最适合的诊疗方案。这样说来，病人付出的费用就不单单是医疗行为中的药品、检查等的费用，更多的应该是医生的思维和判断的费用。也就是说，把病人就诊费用单纯的用药品成本和设备成本来衡量，是不能客观的反应医院的价值，特别是医生的工作价值的。这就像说如果只用纸张和笔墨来衡量律师的价值，一场官司也许只需要几十元钱了。

       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因此把医患关系弄到了“敌对”的地步。回到我们的话题，病人为了更好、更长久地生存不得不来医院，求助医生。然而，他们并不认可医生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只认可药品、检查。他认为医生应当“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但却不愿意承担医生需要的任何费用。社会也默许了这样的观点，把“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变成“医生工作的公益性”。只要医生谈到“钱”或者“收入”，就有人职责“没有医德”，“缺少良知”。但是，医生事实上是十几亿大众中的一员，他们需要生存，需要养家糊口，他们也有“生、老、病、死”，也会变成医院的“客户”。这样的指责使医生感到心寒，特别是有些人把自然的结果归咎于医生的行为，使医生的人格受到侮辱，尊严收到伤害。其结果是医生不再“思维”，至少对某些病人他们不再思维。医疗服务变成了“行为”上的服务。“你需要做什么检查？”，“你想开点什么药？”。药房的大门敞开了，变成了超市；医生的态度变好了，成为酒店的服务员。然而，病人真的获益了吗？你"买到你"应该买的东西了吗？医生和病人自己都知道。

       我们应当承认，医院是以医疗为主体的服务场所，医院的最高层次的服务是医生能为病人着想，使他们做最合适的检查，接受最适当的治疗。应当有人为这样的正常服务承担费用，可能是国家、保险公司或者病人本人，使医生的价值得以体现。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得到来医院真正需要的，物有所值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