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1号，我终于登上了飞往美利坚的飞机，我也出国了！此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忐忑。

   从1985年开始，我们就有同学、同事陆陆续续的走出国门，奔向所谓的“自由”、“富庶”的国度。很多人羡慕他们，甚至忌妒他们。而我，似乎对出国这件事儿没有任何感觉，我自己觉得是那里不吸引我，而大多数人认为我是“吃不着葡萄……”。

   现在我也终于要尝到葡萄的滋味了，是甜的还是酸的，咱也尝尝把。

   洛杉矶是一个广袤的……，什么哪？说城市，不像；说农村，不是。反正很大，交通非常便利，但一定是开车。坐公共汽车你就惨了，一个小时没有一辆车。

   这儿也有很多超市，但中国人要买东西，还是要到几十公里以外的蒙特利公园的“大华”和“顺发”去，因为那儿是华人区，就是在那个什么电影里面，葛优教外国警察说中国话：“趴下、少废话”的那个地方。葛优说的对，这儿是巴顿的故乡，结果被中国给“打下来”了。

   扯远了，总之，我对洛杉矶这个地方的感觉和我想象的“国外”好像有点不同。

   安排我去美的“老板”叫Pablo Valencia。平时我称呼它Pablo。他是智利人，聪明极了，交际能力非常之强。他是南加州大学对外联络部主任。

   飞机落地，Pablo到机场接了我。我很感动。接下来事让我更加感动，他在并没有像所说的“资本家老板”那样，让我立即干活，而是非常和善地告诉我：“不要着急工作，先熟悉熟悉环境。这些天我带你见一些重要人物。”

  哎呀，怪不得大家都愿意来米国，这儿可是太好了，地方好，人也好……

  一个接着一个的Party开始了。三天、七天、十天，我参加了各类人物组织的Party。我渐渐地从好奇，兴奋转为难受，尴尬，最后是反感。我感觉太不舒服了，因为语言，因为文化背景，因为没有共同的兴奋点和交流内容。每次一至两个小时的Party,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拿着饮料陪着大家傻笑，因为即使我听懂了他们一句话的字面意思（这我已经觉得我很伟大了），但我也不懂的他们为什么会笑的那么前仰后合。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向Pablo提出来我不想再参加Party了。我说：“我是来考察，工作的，不能天天参加Party吧。”可他依然很耐心地说，“工作不急。在美国，十二月份大家几乎都是不干活的，你参加的Party都是重要人物办的。”我注意到了，有市长、校长、院长、主任、教授，等等。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参加。在我咱三努力下，他终于答应不再带我参加这“无聊”的Party了。

  就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Pablo突然很严肃地是要和我谈谈。谈吧，只要不参加Party,什么都行。

  在昏暗的路灯下，我和他坐在他的“奔驰500”车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正式谈话。

  “Dr. Wang, 你参加了这么多Party, 你见过一个中国人吗？”

  我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想想还真的没有，如果有我也不会那么难受。他接着问，“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在做Research，在实验室，他们到不了这个层面。知道你为什么能来吗？因为你代表PUMC（北京协和医学院).”

   他想说什么呀？

  “我希望你能按时回国，那里才是你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的合作项目是否能继续下去，取决于你是否能够回去发挥作用。”

  我明白了，他怕我也走其他华人来米国走的路。唉，太多虑了。我当即表态：“放心吧，我肯定按时回去。”

  他不无怀疑地又说：“事实上，只有10%的中国人能按时回国。”

  我说：“我们开始工作吧，能否按时回，到最后再说。”

  我的工作开始了，主要是考察洛杉矶地区的紧急医疗服务体系，并与北京地区的急救体系进行对比，希望能为我们的急救体系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转眼十个月过去了，所有的一切进展顺利，论文也完成了。Pablo对我的工作还算满意。他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十月底的一天，他突然又和我正式地谈了一次话。这次的内容与上次却截然相反——他希望我延期，理由是希望我的工作能做的更好，因为大学校长和中国住洛杉矶领事要参加我的答辩会。

   听完他的话，我对他说：“非常抱歉，我不能延期，因为我和医院有协议，这个协议的期限是一年。我十二月一号从北京起飞来美国，今年的十二月一号我必须从美国起飞回中国。这是信誉问题。但你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让你满意”

   他没再坚持。

   十一月底了，我开始从墙上揭下贴在上面的照片。我算计好了，当我揭下最后一张照片的那天，正是十二月一号。朋友送我去了机场，Pablo也来送我了。在机场，我问他：“Pablo,我是百分之几呀？”

  “5%”他回答，这次他没有疑问的表情了。

   当时在一起的华人朋友很少有人相信我说要按时回国是真心的。直到他们为我送行，还有人在问我：“你真的要走吗？”

    如果说我原本也是10%，是Party 让我成了5%。我本来就没有打算“混”在美国的，但在参加了那些Party后，我更加坚定的回国的决心。

    我必须待在一个我有资格代表一个机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