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任何看过《秉爱》的人，都很难忘记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张秉爱的脸。她的坚韧，绝对可以给每一个人都留下印象。据说，许多观众在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秉爱》应该是去年以来内地名气最大的一部纪录片，因为在著名的山形国际电影节上得了奖（当然这个“著名”应该也仅限于对电影这个东西了解较多的观众），也因为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不少的放映——在google上搜索关键词“秉爱”，竟然有超过200万个结果；虽然实际有效的搜索结果并没有那么多，但其中确实有许多在不同场合看过此片的观众写下的观感。这对于一部2007年的、没有盗版碟的内地纪录片来说，确实蛮令人惊讶的。当然也还有许多网友是在问：哪儿能看到这部电影？

哪儿能看到这部电影？在不知道《秉爱》是否会发行音像制品之前，没人能够回答。当然在我们这个只要有正版就会有盗版的国度，只要你的片子有一定的吸引力，无论是把音像版权卖给国内或国外，都一样有人会出老翻。这当然也凸现出内地纪录片在传播上的困境，有观众想看，纪录片作者们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只在小范围内流传，但中间的渠道却是空缺的。都说现在进入了“长尾时代”，小众的需求也可以养活创作者；可是内地纪录片在这方面，似乎还缺少可资参考和复制的范例。《秉爱》的对策是：尽量多地放。比如在广州，这部纪录片就至少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放过三次。

《秉爱》在山形电影节得的是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奖的名字来自于该电影节的创办者小川绅介，据说《秉爱》也颇有些小川绅介作品的味道。虽然内地的大部分艺术电影观众一部小川绅介的纪录片都没看过（一个有趣的事实是，google“小川绅介”只有2万多个结果，是“秉爱”的百分之一。这位大师的作品对许多内地观众来说，暂时还只是某种传说。），但可能很多人都有一本《秉爱》导演冯艳翻译的小川绅介著作《收割电影》，都听说过小川绅介拍摄反对成田机场建立的农民时，和他们一起与政府抗争。《秉爱》的故事与此颇有些神似，是关于三峡移民中不愿搬走的一家；这一家的主心骨，是名叫张秉爱的妻子。秉爱的丈夫腿有毛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夫妇俩和两个孩子主要都是靠秉爱务农养活。秉爱不愿搬的原因很现实，她只希望村里能给一块离田离水近一点的宅基地。

冯艳对秉爱进行了长达7年的拍摄，影片记录了她与村干部的交涉，但更多的时间是她如何劳动、如何与丈夫和家人共同生活，以及她对着摄像机——其实是她和冯艳的——聊天，说自己的故事和心事。一个农村底层女性的生活在冯艳的镜头前舒展开来，里面是太多的劳累与辛酸，然而秉爱总是面带坚毅常有笑容，没有一点气馁。对三峡移民来说，可以选择拿一笔钱进城——但秉爱知道进城之后的生活会让自家更穷困，她也不愿接受村里安排的宅基地，因为离种地的生产资料太远。读过高中的秉爱，只能拿着移民的政策条例手册，向村干部据理力争，说着手册上的“要以就近安置为原则，要方便移民的生产生活”。我们大概都知道中国基层的状况，冯艳也没有去探究村里对此事的处理是否有什么内情，我们只看到秉爱无力地抗争着，直到全片结束也未果。我来自湖北的同事，老家就在秉爱家那一方，他看到片中的许多段落，比我有更多的感触：秉爱的儿子上的那所镇上的中学，就是他小时候上过的；而片尾在山坡上与秉爱谈判的眼睛男干部，就住在他们家楼上。同事的感慨是，他看到了人的另一面。

我们看到的，是秉爱的这一面。她不愿离开土地，因为土地是她唯一有把握的东西。“土能生万物”，“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 所以秉爱说城里的生活也没有多好，就是可以玩，自己也没本事在城里赚钱……其实，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一样，在找一些理由支撑自己的生活？人要想活得踏实，大概总要对自己的生活建立某种笃信。秉爱和土地的关系，与一个三轮车夫和三轮车的关系，应该没有太多不同。事实上，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不就是靠着这种“勤劳、善良、勇敢”在维系着么？

而人要活得踏实，还要有目标——或曰理想愿景，其实都是一回事。秉爱的是什么呢？“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两个孩子。真的，一切希望都在两个儿身上，我再苦再累，人家哪个不说我苦，我觉得不苦不累。哪怕累得没办法，累得要死，累得晕了，站都站不稳了，心目中还是想的两个儿，想两个儿以后能够有个美丽幸福的家庭。人家说我嫁了个没用的男人，我偏偏的，我要把男人、孩子捆到一起，把一家人捆得团团圆圆的。将来我死了以后，我也留个好名声，某某人的妈，再造孽，她还是把她的丈夫照顾得好好的。” 同理，这种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笃信，也是维系中国底层社会稳定的要素之一，尽管它已经相当脆弱动荡。

当然，这并非是说秉爱坚强的性格不令人钦佩，并非是说秉爱深情的讲述不令人动容；只是，这确实是多数中国人的面貌。而《秉爱》这部纪录片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冯艳用她的耐心、坚持和诚恳，如此贴切地还原出了，这许多中国人的面孔。

（文/how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