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电影产业链分析

产业价值链是价值链在产业层面上的延伸，是多个企业价值链的整合，是特定产业不断转移、创造价值的通道，其核心在于价值创造。产业链的形成是以价值链为主导，以企业链为载体，通过企业链在空间的分布来实现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的对接。[1]产业价值链的每个节点都是由若干同类企业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与上下游企业则是交易关系。电影产业链则是包含了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窗口以及其他版权交易的完整链条。。电影作为精神产品, 需求弹性较高，经济学家估算其需求弹性系数可以达到3.70。电影产品可以通过诸如上座率、票房收入等影响因子刺激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链环，从而引起整个产业价值链的联动反应。

大制片厂时代的电影产业链

美国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经历了大制片厂时代，这是制片人主导控制下的电影生产制作链条，形成了以制片人为中心的电影流水线生产控制系统，以保证电影能够按照预期的时间和资金完成拍摄和制作，在这种链条中，编剧、导演、明星和演员等电影生产要素按照费用最小化的原则进行整合安排，电影就是由这些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而形成的产品，影视艺术商品化过程中的效率和风控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而在放映的时候，电影院的级别是按照地理位置和人口密度进行划分的，通过映轮和映区的时空组合和区隔模式实施价格歧视，对在豪华影院首轮和二轮放映的影片收取高价，以保证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房收入。独立电影院作为辅助的放映链边际利润的增值节点，在后轮上映过程中尽可能提升观众上座率，以达到培育国内电影观众市场的目的。

这个时期美国电影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大制片厂巨额资本投入和产出构筑其规模经济壁垒和行业进入壁垒，而作为固定存量资本的电影院的规模更是决定了电影企业在产业价值链上游生产制作节点上的资金获取能力。第二点就是，大制片时期纵向一体化产业链是上下游企业以产权为纽带、风险共担、利益共存的控制型结构模式，价值链内部价值传导与增值节点受制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多极控制系统。银行、财团形成价值链的外围控制层，董事会监督下的电影企业总经理管理层处于价值链中间控制层，电影产品(项目)制片人、发行商、放映商是产业价值链核心层。多层控制将电影产品的成本预算、风险评估、产出水平、发行范围、上映轮次等关键指标分布到产业价值链各个相关节点之中，由此可以提高该产业风险预期水平和竞争能力。

后好莱坞时代的电影产业链

50年代到80年代，电影产业对产品发行和上映渠道的控制失灵增加了，其产品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美国电影进入后好莱坞时代，电影产业价值链开始向电视产业渗透。

媒介集团化时代的电影产业链

80年代之后，电影企业主动融入媒介集团寻求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使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在大电影产业的背景下得以重构。大电影产业是指电影突破产业边界、成为媒介大产业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巴里.里特曼(Barry R. Litman,1998)提出了大电影产业的概念。[2]电影产业价值链不断向电视网、音像产业、动漫游戏、外围衍生产品等关联产业延伸，形成放射状的价值链联动链环;通过“扩窗”增加产业节点，寻觅新的播出窗口和平台，创造不断延伸的边际价值；同时，媒介产业价值链中上游产品供应瓶颈，客观上需要电影产业作为内容提供商，以满足关联产业的产品需求。电影作为多元化内容产品的属类，关联产业价值链可以与电影产业价值链实现双向对接和互动传递。

寻求混合媒介的协同优势和范围经济是大电影产业的驱动力，这一驱动力促使电影产业内部价值链进行如下调整：在生产制作节点上采取大制作和类型化策略，要求大制作电影的构成元素必须具有可分解的价值，如情节的游戏开发价值、明星的复合媒体开发价值、电影衍生产品开发价值等。

媒介集团化时期, 美国电影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显现出它在应对娱乐需求结构多元化时的主动调整能力。目前电影产品票房收入仅占营业收入20% 左右，替代性娱乐产品所负载的新媒介传输技术、新娱乐体验、角色的主体参与等特征，相对于电影产品封闭式的集体消费来说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因此，美国电影产业的竞争策略是通过向其他娱乐产品提供内容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将电影产业价值链的各个链接点拓展到关联产业中去。

在这样一个媒介帝国时代，电影观众的概念外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传统的电影院观众到电影频道付费电视的消费者，从电影录像带观众到网络视频点播的消费者，甚至网络游戏玩家都被纳入到电影产业的观众之中。美国电影产业及时抓住新媒介技术的兼容性和精神产品内容传输平台的多元化机遇，以媒介集团具备的垄断发行权为枢纽，将电影产业价值链向新媒介放射延伸，与之形成协同效应并渐进凸现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构建起新的竞争优势。美国电影产业正是通过增加观众价值链的节点数量弥补电影院线消费群的流失，并通过利用电影产品在各个价值增值节点的时滞性延伸利润创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