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的近现代之交，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师，他们曾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西学东渐中接受现代文化思潮、科学精神的洗礼，使他们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路子，因而往往能超越前人，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王国维就是一位继承乾嘉学派求实严谨的学风并运用西方现代科学方法从事文史研究而开拓出新路、受到学术界广泛称颂的文化巨人。

王国维在学术上有多方面的建树。他对中国古代历史、历史地理、古文字、文学、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近人缪钺在写于1943年的《王静安与叙本华》中说：“海宁王静安先生为近世中国学术史上之奇才。学无专师，自辟户牖，生平治经史、古文字、古器物之学，兼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均有深谐创获，而能开新风气，诗词骈散文亦无不精工。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论其方面之广博，识解之莹彻，方法之谨密，文辞之精洁，一人而兼具数美，求诸近三百年，殆罕其匹。”

王国维的学术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他前期主要从事哲学和教育学研究，并深入文学批评和古代戏曲探索，后期重力于中国古代历史、历史地理及甲骨文领域的开拓。鲁迅曾说，若要论国学，王国维先生的历史研究成就才称得上（大意）。郭沫若自称平生服膺只有鲁迅、王国维,对王氏不乏赞誉之词：“他在史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使我震惊了……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惊人的成绩。”（《鲁迅与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王国维是著名的“甲骨四堂（罗振玉罗雪堂、王国维王观堂、郭沫若郭鼎堂、董作宾董彦堂）”之一，他首次提出以甲骨文证古史的方法，在学术界独树一帜。文史大家陈寅恪称赞他 “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王观堂先生挽词》）。”他的学术研究具有开先河之功,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王国维在文艺领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戏曲和诗词的研究上。现代作家曹聚仁说：“在文学研究这一方面，他是第一个注意中国的戏曲的人；他酷好元曲，以为可与楚骚、汉赋、六代骈语、唐诗、宋词相继，皆为一代文学，后世莫能及。他就元曲，考索其渊源变化，上溯至唐宋辽金文学，写成《宋元戏曲史》（又名《宋元戏曲考》）一书……他的《人间词话》，精莹澄澈，也是文艺批评的上品；短短篇幅中，表现最精微的胜义（《文坛五十年·王国维与郭沫若》）。”

王国维在文艺领域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泛的，最受人传诵的，则是他的《人间词话》。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亦号永观。浙江海宁人。他出生在一个门第并不显赫的书香之家，自幼接受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他十分喜爱中国古代历史，又广泛涉猎古代诗词。在其父的影响下，培养起他对古器物、金石书画的浓厚兴趣和较高的鉴赏能力。据他自述，他并不爱读《十三经注疏》之类的典籍。少年时考中秀才后，他还参加过两次乡试，均未能考中举人，于是便放弃了走科举功名之路。在戊戌变法（1898年）这一年初，他到了上海，进入在那时颇有影响的由维新派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为书记、校对，同时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书社学习日文、英文，开始接触“新学”。1901年初（农历庚子年即1900年十二月）去日本，同年夏便回国，从此时到辛亥革命十余年间曾从事教育、编译活动并进行教育、哲学、文艺方面的探索。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厦将倾之际。这年年底他“回望觚棱涕泗连，波涛重泛海东船，生逢尧舜成何世，去作夷齐各自天（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怀着对清室的眷念与无可奈何之情，再次来到日本，四年后回国。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史学、古文字的研究。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哲学、文学、现代科学思潮涌入中国，使他早期一度潜心研究、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并对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学说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文中称：“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这理由是容易说明的，因为在本世纪初，尼采思想乃至德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是磅礴着的（指鲁迅、王国维20世纪初曾先后在日本留学）。”他又说：“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

王国维早期撰成的《人间词话》正是以其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学素养融入西方美学思想而酿出的一部具有极高审美理论价值和审美鉴赏指导功用的论著。

    《人间词话》几乎家喻户晓，而他的尊名，反倒不为世人所知。王国维论做学问的三境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被引申为人生三境界，一般中学生都耳熟能详。《 人 间 词 话 》的真正贡献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方面，使之成为后世研究者发掘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