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高原黄
——银师于东胜西shan2024.10.18
甲辰，季秋。秋末的东胜一如以往的时光是蓝天白云秋高气爽凉意阵阵，路边的树木和远处丘陵田间一片金黄。这是我年内再次回到伊盟高原的老家。 居于东胜西山家中的继母安康（因病术后一年半恢复尚可），弟兄姊妹们也平安，足可慰藉。父逝世六周年刚过，家中父亲生前种种用物处处可见，生前影像历历在目，倍感当年没能多点时间尽心陪伴父亲，悔之晚矣！作文以纪。
父亲是在上世纪建国之际（确切时间应该是建国前一个月）参jia工作的。起初是在杭锦旗桃力民办事处由共产党派来的工作团里帮忙做文书工作，时间是建国前的九月份。建国后即被领导委派到桃力民第六区公所帮忙做事，主要工作就是协助jie放军剿匪。一年后的1950年剿匪基本结束，父亲被区公所正式
任命为桃力民第六区（后改为杭锦旗第十二区）第三行政村公安委员。1952年冬天调杭锦旗团委工作，一个月后的当年年底又被调动到旗公安局工作，至此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公安工作直至1979年转调工商部门。
父亲在杭锦旗公安局工作时是独自一人在外，母亲和孩子们在塔拉沟和爷爷娘娘一起生活。（这里要注释一下，经小弟回忆和我的依稀记忆及个别照片佐证，在父亲工作之初，母亲曾随同父亲在锡尼镇居住过几年，大约是1950-1960年左右，期间母亲还在杭锦旗妇幼保健院学习工作过（1957年，见后附照片），后响应当时国家各部门“精简”人员而返乡塔拉沟老家与爷爷娘娘住在一起了。银师于2025.11.02临平注。）旗政府所在地锡尼镇距离老家近百里路，父亲经常能利用下乡办案机会回家探亲一下，农闲时母亲也去锡尼镇住一阵子。
家里我是长子，两个弟弟还小，妹妹是六十年代后（1963年）才出生的，所以和大人一起出门的机会我比较多些。无论是去锡尼镇探望父亲还是和母亲回娘家去达旗牛场梁探望姥娘姥爷，我都有走过。记得有过一两次和母亲一起骑着马去看父亲，那马好像是爷爷养的，那时爷爷好像养了两匹马做农用。记得去的时候骑马要满满走一天，还记得赶太阳落（读lao四声）时就能远远（儿）瞭见西南方向的山坡上有成片的房屋和烟气缭绕的情景，那就是锡尼镇了。镇子上是有电灯的，但要等黑夜八点左右才来电点亮，据说是只有一台柴油机发电，在家里就能听见“突突突”的机器声音。
从锡尼镇往塔拉沟返回时一般要在离家三十里的叫“大营”的地方住一晚上。“大营”就是大营盘之意，其实就是一个军营寨子，建在孔兑沟的西坡上，地盘不大，四周是土打的高墙，有一个城门，又称作“营盘”。民国时期那里驻有杭锦旗王爷的正规部队，负ze维护地方治安。解放后就不做为军营了，里面有好多房子可供人住，其位置正处在那时的交通要道上，所以就成了车马大店，过往行人车马多在这里打尖住宿。父亲在他的回忆录《我从大漠走来》里有较详细的记叙，这里就不多说了。
父亲旧地重游（大营的南门，铁栅栏门和砖垛是后来装的）银师摄于2017.04.07
营盘遗址里的供销社（大约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造）和旧房遗迹 银师摄于 2017.04.07
有一次好像和大人（母亲还是谁忘记了）合骑一匹马，我骑在后面抱着大人，等到了地方才发现屁股沟让马鞍子摩擦（当地方言叫“chuan烂了”三声）破了，疼了好几天。
我在1964年从老家塔拉沟小学毕业到杭锦旗中学上学，是住校的，每周末从陶赖沟西畔的学校爬坡二三里路去父亲单位走串一趟，一来是父亲让去，再者是年纪小想家嘴馋更想吃点父亲留给我的零食。和那时国内其它地方一样，国家处于贫穷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油水少吃的很差，而且学生们还经常参加学校盖校舍的体力劳动，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三四里路的西梁上用簸箕端沙子，吃的食物明显跟不上身体需要。
那时父亲经常下乡侦破案件，所以我多数时候去了父亲单位也见不上一面，但在他那间带洗照片的暗室的办公室房梁上总能找到点吃的（当地建的房子不管是起脊房还是平房都有木梁，为防老鼠等动物偷吃，人们一般把一些零碎吃的东西都放在篮筐里吊在房梁上）。记得父亲经常在房梁那里放着一两包包装精美的饼干，那种酥脆又麦香味很浓的饼干以后再没有尝到了，那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吃的东西都是原汁原味的，那时候还不知道添加剂是何物吧。
父亲的办公室（我这么称呼的）和单位里其它房间一样都有面火炕，不过多了一间房做为洗照片的暗室，两间房打通了墙就成了套间了，既做办公室和工作间又是宿舍。父亲知道每个周末我是必去，不管在不在都会把零食先准备好了。有时赶上他在了就在铁炉子上炖一锅羊肉，那就饱餐一顿好长时间不觉得馋了。多年后直到现在我认为父亲的炖羊肉技术是一流的，羊肉炖的非常地道，直到晚年去世前不久还在家里炖羊肉召集全家人聚餐了。
前面说过，父亲多数时间在下乡办案，这时父亲就让他的那些同事在我到单位时关照一下我。父亲和同事不管是蒙族汉族关系都很好，其中有位养马的同事印象很深，一直记得他的名字叫石侯财，几乎每次见面都给我吃一个混糖饼子，胡麻油味道浓且非常香甜。到现在我一直爱吃混糖饼，但再也吃不到那时候的味道了。那年代马和骡子是高原梁外地区的主要交通工具，养马是国家单位的一个正式工作，石侯财是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公务员。我离开杭锦旗后就再没有见到这个像父亲一样关爱我的父亲的同事了，其实我八十年代在巴盟工作探亲时是有机会去打听见面的，后来听说他也搬到东胜养lao了，再后来就听说去世了。父亲的很多同事都有照片留存，但没有他的，真是遗憾后悔！下面照片中父亲下乡骑的骡子就是由石侯财饲养的。
父亲与坐骑骡子 约摄于1960年代初
父亲与坐骑骡子 父亲注明为同事秦俊峰1965年摄
我对杭锦旗公安局的记忆中还有不少印象较深的事情，比如炊事员李存台，神木口音浓重很有印象，做的饭菜很可口，尤其是黄羊肉包子很香，印象深刻。那时黄羊还不是保护动物，当地野外有很多黄羊成群结队，我上小学时，在冬天的放学路上就在冰滩上追逐黄羊戏耍过。公安人员下乡办案经常能顺路打几只回来改善生活；父亲枪法较准骑术也不错，是“打生”（方言：打猎之意）高手。公安局有个年轻的侦查员叫刘远胜，比我大不了几岁，有时去了就找他玩。还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晚上和父亲的同事睡一起，天气比较冷，躺下盖上被子后看到他把一把长长的马刀压到枕头下面了，这场景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六十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依然不甚太平，公安人员休息时都把枪械放到可以顺手拿到的地方，父亲也是这样的。父亲的这位同事是蒙族，叫铁木尔巴图。
这是父亲佩带过的手枪，约在1960-70年代拍摄
父亲于1965年调动到东胜县公安局工作，我也在那年随着转学到东胜一中念书了。次年就赶上了文ge运动，人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有着不同的理解，分成了两大派别：造反派和保皇派，所有机关学校甚至农村的公民们都必须选边站队。当时父亲倾向于“造反派”，因为老ge命老红军都站队在这一派；我则加入了学校里属于造反派的所谓“延安兵团”。参加造反派组织的唯一条件是要看家庭成分和背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属于“红五类”，可以参加造反派；地富反坏右、当权派、走资派属于“黑五类”，只能参加保皇派。
1966年学生们开始搞起了大串联，我和同学们从包头坐火车“串联”去了北京并参加了“11.3”毛主席在tian安门上的接见红卫兵活动。“串联”了一个多月父亲给的五元钱竟然没用完，虽然串联运动吃住行都免费，但也说明了那时的物价多么低廉，钱很值钱啊。
父亲虽然“倾向于”“造反派”，但因为是“技术权威”、疑似“内人党”、“彭、罗黑爪牙”（这些历史名称或名词以后单聊再说）等等罪名后来也被“军管会”给隔离审查甚至抄家（那时父母亲和我都“蜗居”住在单位的一间宿舍）。几乎同时，远在老家山沟里的爷爷娘娘住家也没能幸免，被当地“造反派”乡亲们给抄了，理由是按当时爷爷的富裕程度应该算“地主”成分级别的，认为当年“土改”时所划的“中农”成分划错了。爷爷也被那些村民“造反派”拉去游街批斗，甚至挨打还被流放到很远的牧区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真是荒唐至极！爷爷因为植树造林成绩斐然，从1952年开始至“文ge”前几乎年年都被评为旗劳动模范，对爷爷进行游街批斗和抄家纯粹就是乡民百姓出于原始的“仇富”心态所为。记得那段时间有一次回老家看望爷爷娘娘正赶上刚抄完家，西厢房连门框都挖走了，爷爷额头上还留有青肿伤痕（后来虽然给爷爷pingfan了，但抄家拿走的财产物品已经流失不少，只退回了一部分）。父亲直至1968年后因工作需要才逐渐恢复了正常工作。
这一时期我经历了“红卫兵”、两派武斗、“复课闹ge命”以及1968年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和同学们“下乡”到杭锦旗西部黄河边的巴拉亥公社叫昌汉白的地方，成为“伊盟五七干校”的知青。所谓“干校”就是那时被“打倒”被“夺权”的老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也就是“牛棚”的“官名”吧，当然更多人更贴切的称呼是“农场”。把我们这一批“老三届”“下乡”到这里也是让“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意。说是“知青”又没有完全融入当地老乡们的生活劳作，虽然也是耕田挖渠干农活，但仍然是集体生活半军事化管理。那年到“干校”时快要冬天了，发了一套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外衣和棉大衣棉帽子，还发一双那时罕见的军用皮靴（俗称“大头鞋”），有集体食堂，每月的伙食是定量的gong应粮油，每月还发两块钱的“jin贴”。至此我算开始了独立生活走向社会了，那年我18虚岁，这一段经历以后专题叙述吧。
继续聊一下父亲。父亲于1979年大约在秋天调到刚成立的东胜县工商局工作，这一调动当然也和当时公安系统的派性有关系，尽管组织部门否认是排挤。那时“文ge”虽然还未结束，但已算进入“文ge后期”了，国家开始关注经济建设，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局”也是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而配套设立的。因为涉及到许多经济案件，查处过程与公安部门的案件侦破相似性高，而且多与公安部门联合办案，所以父亲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父亲正直开朗，看事做事眼光远大，对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并不耿耿于怀。
那时父亲年纪还不到五十岁，家里老小有母亲照顾不须太多顾虑，所以父亲能在新的单位全身心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和以前在公安战线的工作类似，也得经常出差在外或下乡办，业绩政绩（父亲是单位领导之一）口碑都不错，常获各个政府部门的奖励。即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后，仍被东胜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及私人企业协会连聘连任副会长，直到2000年才彻底退下来。这段时间的工作也是卓有成就，获得了不少褒奖。
顺便提一下，爷爷当年获得的地区劳动模范奖牌奖状品级和含金量当然要高于父辈的了，可惜的是那些奖品都在“文革”中散失无存，不亦惜乎！至于我辈,难说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业绩,即便有几本奖状也不能和祖辈父辈的相比，不过是几张精致的纸而已。
现将搜集到的父亲在后期工作中所获得的各种奖状和证书附后，也算是立此存照，也是做为父亲逝世六周年的一种纪念吧。
父亲用过的文件包和领章、手枪子弹带
注：文内未署名照片均由银师摄。
银师于东胜西山丽景家中键入 2024.10.19，
2024.11.07略修改于临海东方豪庭公寓房。
(2024-11-08 22:2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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