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
调到东胜
一九六五年七月的一天，东胜公安局的技术员秦峻峰来到了杭锦旗公安局，说是报到，并且说是和我对调，自己调动工作的事自己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让我觉得非常突然。经与组织部门询问，原来是调我到东胜公安局工作的通知伊盟人事局春天就已发出，一直没有告诉我，这时旗委组织部长刀不登才找我谈话说：旗里原是不想让你走，想拖住，现在既然接替你的人来了，没办法只好通知你到东胜县公安局去工作吧。于是我在建军节八月一日离开杭锦旗公安局到东胜公安局报到。
真让我恋恋不舍，我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六五年在杭锦旗公安局整整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可以说全旗总面积将近2万平方公里的各公社大队，甚至各小队基本都跑遍了，包括很少人敢穿越的库不齐大沙漠的田肯巴浪儿沙漠，我都走过，与居住在沙巴浪儿深处几十里才能见到一户的牧民们打过交道。这也就是我们那会儿破案率高的根本所在，靠的就是与广大的老百姓的密切联系，靠的就是群众的力量。我还与铁木尔巴图，贾成为等同事将全旗的多一半喇嘛庙都做过调查，写出了每座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为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与顺利执行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整整十五年，在新的社会新的岗位上，在杭锦旗那大沙漠里顶风冒雪，战严寒、斗酷暑，苦过累过快乐过。在那里度过了青春，青春无怨无悔；在那里参加了工作，工作胜任愉快。
公安工作不仅辛苦而且还有生命之虞，记得在一九五二年冬天参加全旗基层干部训练班时，有位老同志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阎秉智，他说根据反革命分子刘二小交代：薛炳文在薛留子家开会研究，baodong后计划杀的对象就有你。这位老同志就是旗公安局预审股长吴生荣，他说的情况肯定属实。我想杀我就是因为我是剿匪积极分子，在剿匪肃特工作中协助解放军调查了解了不少情况，一九五零年张大、刘二小潜回塔拉沟隐蔽时要报户口，（我当时在保上协助保长工作）我觉得有问题没给登记，他们记住了。而且我又协助过解放军抓了不少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反革命分子的眼中钉，自然是他们的暗杀对象。吴生荣说完后我也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就是公安工作的危险性，从那以后我就对我的工作有了充分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
我到东胜公安局报到后，局领导宣布我任治安股副股长兼刑侦技术员，参加公安局党组工作并成为党组委员。我在东胜公安局的工作还是顺利的，与同事的关系相处的也比较好。然而工作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开始搞大批判、大字报、大辩论，一九六六年冬天各机关都基本瘫痪了，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冲击机关，机关组成的造反派又和红卫兵结合起来，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到处摇旗呐喊，游行shiwei，揪斗当权派，搞打、砸、抢、抄、抓，造成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不能正常办公。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东胜地区的造反派分裂为“造反团”和“联委”两股对立派别，所有的学生、干部、工人以至于农民也都分成两派，相互指责、谩骂、直至打斗。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学生只能跟随各自的派别势力活动，伊盟公安系统的领导和部分陕北老干部的表态是造反团观点，我因此也只能随着潮流参加了造反团。但我从 未参加过打、砸、抢和组织揪斗当权派等活动。
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上午，伊盟军分区的部队荷枪实弹，开着汽车，驾着机qiang，杀气腾腾地进入县公安局院内，宣布公安局被军事接管，四处设岗，如临大敌，军人端着qiang，命令公安人员交出qiang，缴完qiang后不让干警回家，软禁了起来，中午买来麻花、饼子在机关吃，经过一番折腾后，每人给发了一张硬纸片子“出入证”，凭证出入机关大院。这时正遇我爱人抱着三岁的小女儿来机关找我，看到公安局门口站着岗，院内全是部队，吓坏了，门岗找到我，我赶紧把她们接回了宿舍。我爱人是农村妇女，没见过这种阵势，非常紧张，经我解释安慰才平静下来，为了不使她再受惊吓只好让她回老家回避一段时间，第二天把母女二人送到汽车站，嘱咐她们回去不要给老人说军管的事，以免老人担心挂念，过后几天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报了平安。
军管后他们将所有干警组成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集中批判彭（彭真，中央政法委书记）、罗（罗瑞卿，公安部长）在建国十七年来政法战线上的反动路线，给干警都扣上了彭、罗黑爪牙的帽子。他们又把关于我的那虚假不实、荒唐可笑的国民党伪档案翻腾了出来，将国民党员的帽子又给我扣上了，并增加了两顶新帽子，一顶是阶级异己分子，另一顶是“内人党”。“阶级异己分子”是因为：老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我的父亲无中生有的划为地主，为什么说无中生有呢？不妨多说两句，我家的家庭成分在调地反霸的时候工作队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划分的，因解放前我家没有雇过人，不存在剥削，划为“中农”，应该是准确的。只因我父亲太勤劳了，前面介绍过，在五十年代于老家门前种了不少树，那时的植树造林政策也是谁种归谁，进入六十年代，树已成材，已见效益，队里面总有部分嫉富的人就有点眼红，他们趁文化大革命的黑白颠倒，捏造假材料将我父亲划为地主，并没收了我家的财产，这自然也牵连到我，给我扣上了“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所谓“内人党”是因为杭锦旗法院院长官其格被关起来后，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就违心的对调查人员瞎诌，说我虽然在入党时要求加入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他那时却是按“内人党”吸收我的（官某是我要求入党时所在的政法委党支部书记），这一下子就把我送到有口难辩的境地，同时在公安处又查出提拔干部候选名单中有我，将这个名单说成是伊盟公安系统中的内人党骨干名单。这可了不得，在那颠倒黑白的年代，这些罪过足以让我进数次监狱，而且已提议准备关押我，好在当时我的工作暂时还无人能替代，工作还离不开我，好在我的性情直爽、与人友善不会阴谋诡计，同事关系不错，群众支持我。在他们是否关押我而迟疑不决的时候党的政策又及时下达，使我幸免于难。
虽然没有对我进行关押，但对我的政治攻击还是不断的，记得有一位军官组副组长在群众会上极不负责任地点名说我是“国民党员”，这个早做结论的问题又旧事重提，故意地给我抹黑，是何居心？顿时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话音没落我就说：我这个所谓的“国民党员”是他们从学生册上抄的，我根本不知情，更没有为国民党办过一点一滴的事。然而有人拿上枪面对面的打过共产党，怎能说别人（指的是这位军管副组长是解放军打仗时俘虏过来的）。后来军管组长找我谈话说，我党我军有些领导干部还就是tou诚qi义过来的日伪或国民党军官，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我说我明白，但是他先说我是“国民党员”我才说的，况且他是瞎说而我是有根据的。然而就是在这种随时被打压的险境下，我和我的同事顶住压力仍然在军管会的指派下坚持工作，比如一九六八年罕台庙海子湾供销社的重大被盗案的破案小组就是由我带领，组里面两派人员都有，但我们觉得派别不一样是思想认识的问题，绝不能让其影响到刑事案件侦破的大事上面去。我们前去工作了四十多天，大家都团结一致，顺利的将案破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被军事接管了以后，军管组领导换过几茬，都是初来时脑袋凹下[1] ，脸色阴沉，有的人就说：他们总想在公安局找出几个反革命来，好显示一下自己的政绩，也好为自己记一笔功劳。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与我们相处，让我们感化了说服了，都倾向了我们，都和我们搞好了关系，包括军管后调来的几批“换公安机关的血液，改造公安机关”的转业军人都是如此。原因就是真理在我们这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会上大家积极发言讨论，摆事实，讲道理，阐明我们的观点，让军管组认识到如果解放十七年的公安系统是反动的，那人民政权还能存在吗？党和政府的领导者都是“内人党”那不早就变质了吗？在事实面前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明白，都能够有个正确的认识，所以说十七年的政法系统主要还是执行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向没有错。在那混淆是非的年代能够如此顶住压力坚持原则可以说难能可贵了。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给不少人戴了各种反革命的帽子，那时戴“地、富、反、坏、右”帽子当时是要在公安局登记的，但公安局就是顶住没有予以登记，军管组也完全同意了同志们的意见，这为许多群众免除了许多不白之冤，也为后来公安局在平反工作中减少了很多麻烦。
进入一九六八年，鉴于当时的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派部队组成前线指挥部接管了内蒙党、政、军机关，整个党政工作都在前线指挥部指导下开展，无政府的混乱局面逐渐好转，各方面的工作也在逐步恢复。公安工作在广大干警的积极支持下恢复的更明显，基本上都走上了正轨。因我在伊盟刑侦技术工作还算合格，而且有一定的刑事侦查经验，再加当时没有合格的人选接替我，我的工作首先就恢复了，出现场、侦破案件都让我参加。由于组织上对我以及对我工作的认可，所以于一九七二年任命我为东胜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技术员。
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我们是边参加运动边进行工作。那个时期我参加过达旗青达门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东胜辖区的线索调查核实工作；侦破过罕台乡元圪旦供销社被盗案、塔拉壕张家塔李有发被侄儿子投毒致死案、巴彦敖包什股壕白豹子盗窃案、添漫梁昌汗沟供销社被盗案等不少的重大案件。
由于常年搞侦破工作，白明黑夜，风餐露宿，工作紧张压力大，生活又极不规律，患上了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就说我现在的由静脉曲张而引起的静脉炎就是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破案中引发的，那年春天杭锦旗巴音乌素苏木的盐海子北面哈拉汗兔庙队有一位牧民上吊而死，苏木下午打来电话报案，我不敢耽搁，一百四十多里路，下午四点钟接完电话就立即起身，带着现场勘察器材，骑一头毛驴，走到晚上住在沙拉沟村，第二天一早就起身赶路，这时天还不亮刚能模模糊糊看见路，毛驴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走到盐海子南边，看见毛驴顺着一条发白的路面走，忽然毛驴颠了一下陷进了淖泥里，此时东方刚亮，天上有云下了点雨，致使泥淖的面积扩大了许多，在晴天有硝盐的地面是白花花、硬梆梆的，而在雨天遇水就变成了淖泥，毛驴一踏上就陷进去了，我赶快上去扶住毛驴就往出拽，好不容易把毛驴前腿拽了出来，后腿又进去了，就这样又是扶又是拽折腾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把毛驴弄出来，只好到海子畔上挽了一抱沙蒿，垫到毛驴肚皮下面防止它继续往里陷。我赶快到苏木（在盐海子北畔）找了些人过来才将毛驴抬了出来。这时我的两条小腿已被泥淖中的盐硝结晶块碴烂多处，又加上春天的清晨，天还很冷，两腿早已冰凉麻木，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过后不久就发生了小腿静脉发炎的症状，现在已发展成严重的静脉炎，大夫都说与那次盐海子冷泥淖浸泡和硝盐碴烂腿有直接关系。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给我扣了很多莫须有的帽子，前面所说的：国民党员、阶级异己分子、内人党除外，还有：彭、罗黑干将；地主成分等。父亲被揪斗，家庭财产被没收，甚至是生活必需品也被非法没收，母亲气病含冤而终。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又患上了浮肿病，不得已于一九七六年请假到外地检查病，先后到呼市、北京都未能查清，正好原东胜公安局的干部李进军在吉林大学上学，在学校学生会工作中认识了一位给省委书记看病的医学老教授，他写信让我去查一查，随即我从北京又去了长春，但也未检查清楚，结论都是特发性浮肿，大夫说肯定与精神受压有关。在长春查病结束正准备返回时，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交通中断，通讯不畅，延搁了一个多月才回来，让家里人担心了一个多月。
文化大革命运动确是一场浩劫，颠倒了多少是非，迫害了多少群众。我在东胜被扣帽子，挨整，带下了一身病，而对我家庭的迫害更厉害。父亲因为栽下一渠树，有人眼红，被冤划为地主，近古稀之年的老人，大会小会轮番进行批斗，经常被打的头破血流，还弄在牧区乌勒贵庙的沙巴浪儿里掏沙蒿，不让回家，进行所谓的改造，家里的躺柜、地毯、首饰、树等个人财产都被非法没收了，特别是把住宅的门也被掏走，而且选择的时间正是过年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过年都是欢天喜地的，尤其在那困难年代对过年更是盼望已久，在这个时间进行没收，就为给家人予以双重打击，其用意是可想而知的。那些不劳而获者、趁火打劫者得意了，那场浩劫让许多人都疯狂了，许多人都失去了人性。特别是那一渠树被没收走后无人看护，让牲口啃死不少，仅树径3-5公分的树就被啃死约数千苗，砍下后竟然紮了一个能圈200多羊的栅栏羊圈。辛辛苦苦种起来，未成材就被糟蹋，让人心痛啊。
母亲是性格刚强、不受欺侮的中国女性，在那疯狂的年代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对她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再加和我一起参加工作的时任塔拉沟公社供销社主任，我的叔父阎龙贵，被迫害致死，从而母亲联想到我，对我更加担心。怎奈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面对那无天理的世道，又能如何，每天茶饭不吃，只有去南梁上沙里头哭，边哭边刨沙，据邻居说刨下很多二、三尺深的沙坑。要不就恍恍惚惚的从南梁走到北梁，东渠走到西渠，那一幕幕令人心碎的场景，每当想起都让我心灵震颤，每当想起都让我沉思良久。
母亲非常结实的身体从此病倒，一病未能起来，于一九七零年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含冤而去。那年夏天我父亲得到了 彻底平反，但来得太迟了。
我从长春查病回来后，组织派我到泊江海子搞路线教育，任路线教育工作团副政委，参加公社党委会，分工负责工作中的经济案件。从一九七六年下去一直到工作任务结束，再加处理善后我又留守了半年，在泊江海子整整待了三十个月，于一九七九年回单位。
回到东胜休息了几天，县委组织部找我谈话，决定调我到东胜县工商局工作。这样一来我在东胜公安局连头算又是十五年。这十五年可以说是辛酸苦辣的十五年，首先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那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打击，父亲挨打挨斗，母亲气郁而去，家庭错划地主，财产被没收、破坏，我被打成内人党，扣上莫须有等帽子，使我在精神上、经济上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从另一角度说也算是幸运的，虽说母亲去世了但父亲扛过了劫难，等到了平反。我虽被扣上了不少反动帽子但没挨打没坐监狱，家庭及我个人所有的莫须有的罪名、不实之词都得到纠正和平反。在那非常时期我还能干喜欢的工作，参加侦破了不少重大而又疑难的案件。得到同事的支持，得到群众的好评。劫后能有余生我知足了，我周围有许多被迫害的人都没有等到平反。
从一九五零年起到一九七九年，我在公安战线战斗了三十年。公安工作的意义是不一般的，它是保证国家机器运转正常，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工作，是党的出鞘宝剑。我能参与其中为国家、社会、人民做点贡献，感觉有一种荣耀在里头，我很自豪。 （待续）
(2022-04-27 13:57:34)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