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八十年代上刊大时的一篇作业。感觉打小我就是一个会思想的人，对一草一木，一人一事，皆有想法。不管幼稚也好，成熟也好，那就是我的。三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认同这篇小文。要么是我的思想早早就成熟了；要么是我原地踏步丝毫没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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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鉴赏中的共鸣，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由欣赏对象引起的情绪上的激动，这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的思想上的融合，感情上的相通。另一种是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们，当他们阅读同一部优秀作品的时候，可能会产生大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情绪激动和审美趣味。

这种决定文学鉴赏中共鸣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相近或相通，大致可分三种情况：一是社会矛盾的类同。二是生活处境近似。三是实践经验相通。

    我认为，欣赏者（不是浏览者）与作品产生共鸣的现象是正常的（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会产生共鸣）。应该注意的倒是，要把“模仿”与“共鸣”区别开来。我在欣赏文艺作品时，时常发现我有的思想，作品中已写着；我要说的话，作品已替我说了。我以为，这是我在欣赏过程中与作品产生了共鸣，而不是“模仿”。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碰到过这样的事，在我跟某人谈起我与某作品中的主人公思想相通，对某问题有相似的看法时，他竟然对我说：你不要模仿小说。很显然，他并不懂得文学鉴赏中共鸣的现象，因而，他错把“共鸣”理解为“模仿”了。

 “模仿”是什么呢？就是照某种现成的样子学着做。倘若读者的思想感情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相通或相似，是“模仿”的话，那么，有许多问题就不好解释了。比如，作品中所表现的某种思想感情，为什么有的欣赏者会产生强烈的同感，而有的却无动于衷，或者是产生反“鸣”呢？可见，“模仿”与“共鸣”还是有区别的。

前一段放映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停映了，原因是有人打着“加里森”的旗号做了坏事。这是“共鸣”引起的，还是“模仿”造成的？我认为是后者。

这里不妨再看一看共鸣的概念：欣赏者的思想感情同作品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的相通或相似。

好了，这个概念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打着“加里森”旗号做坏事的人，不是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共鸣——因为他与加里森的思想感情截然不同（一个是为了打击德寇，保卫家园；一个则是危害无辜者的生命安全，得到自己心理上的满足），更不用说相通、相似了——而是地地道道的模仿（仅仅可以说从名字上模仿）。这是由于欣赏者的艺术修养差，世界观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不正确所至。实际上他们与文学鉴赏中共鸣现象产生的三种情况：社会矛盾的类同，生活处境近，实践经验相通，没有一点联系。因而，他们的模仿不符合作品的客观实际，更不能说他们是在欣赏中产生了共鸣。

当然，这里不排除确有低级欣赏者与不健康的作品产生共鸣的现象。如生活中的小偷、流氓、思想格调不高的人，与糟粕中的同类产生共鸣。但我依然认为，对低级欣赏者来说，更多的仍是模仿。因为大凡在欣赏过程中追求快感，不顾道德原则，抱着自私目的盲目追求感官刺激，甚至受本能冲动的支配简单模仿一些举动的人，都是不具备美学知识，不会带着审美理论去欣赏作品的人，所以，他们不可能震撼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产生共鸣。像学林黛玉的病态，学她焚绢，学她去死的人，就很难说是与林黛玉产生了什么共鸣，尔后才这么做的。

总之，共鸣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欣赏同一部优秀作品时，可能会产生大致相同或相类似的情绪激动和审美趣味，然而，受欣赏者本人的政治立场制约，受自己的世界观和认识事物的方法的制约，各阶级欣赏者所产生的共鸣，又是同中有异，不完全等同和一致的，甚至是同一欣赏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中去读同一部作品，其感受、认识和理解也往往会有所不同。郁达夫的《沉沦》，在当时博得了广大青年的关注和共鸣，因为它代表了“五四”初期一般知识青年的共同苦闷和要求。作为今天的青年读者再去读这个作品，我怎么也找不出共鸣点来，甚至认为这个作品即使在当时与鲁迅的作品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也远不如鲁迅的作品那样高尚。这也许就是我与“五四”时期青年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所以感受、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的缘故吧。

我在少年时期曾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说，当时一点也看不懂，自然更谈不上产生任何共鸣。而今天再看，就大不相同了，我从中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甚至有时分不清我与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仿佛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只有此时我才多少体会到列宁在一个夏天读了五遍《怎么办》，并且每一遍都从中“发现了新的激动人心的思想”是为什么。这恐怕也说明了，欣赏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愈高，生活经验愈丰富，文化艺术修养愈深厚，他的文艺欣赏能力和分析鉴别能力也就会愈强烈。否则，就会出现“曲高和寡”的现象（这一事实应予承认）。如我们现在的状况，交响音乐会、芭蕾舞，就很少有欣赏者，也难得产生共鸣（并非因为过于艰深、晦涩或是由于“曲劣”）；而流行歌曲、流行舞就很有市场，共鸣者的掌声能震耳欲聋（亦非全然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由此来看，高雅的共鸣，不但能陶冶人的情操，还能使人的思想变得深刻起来，以至出现列宁这样的伟人（列宁不仅喜爱优秀的小说，还喜爱优秀的音乐。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卓娅和吴运铎这样的英雄；而低俗的共鸣，只能让人盲目的乐，甚至不可能从中发现新的激动的思想，又难有所长进；单纯的模仿，后果就更糟了。所以，除了不断奉献给人们优秀的、深刻的文艺作品外，还应重视培养、提高全民族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若想彻底改变“曲高和寡”的现象，亦即人人产生高尚的共鸣，我以为，惟有如此。

                                 　　 198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