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紹興“鳳凰三年篆書磚”試論“天發神讖碑”

    大自在山房金石文稿  黎旭

 

     一、紹興“鳳凰三年（西元274年）篆書磚”的發現。

•    2006年，浙江省紹興市古磚收藏家苑貴珉先生收藏到一組三枚的三國吳古磚，據苑先生多方調查，磚出自紹興郝皋。古磚品質上乘，製作工藝規整嚴謹，用土細膩，磚色略偏暗紅。磚文內容分別為：

•                鳳凰三年太歲甲午造（作）；

•                鳳凰三年六月兒氏造增；

•                會稽山陰兒建立葬。

•        書體是特殊變化了的小篆，與著名的三國吳“天發神讖碑”的書體非常相似，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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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稽郡，秦置，東漢中期，分北部十三縣置吳郡，會稽郡、尉皆治山陰（今紹興地區），領十五縣。三國吳時分會稽郡置臨海郡、建安郡、東陽郡。西晉初會稽郡領十縣，僅轄今紹興、寧波一帶。

•    兒讀音作ní，兒氏源于姬姓，出自曹姓小邾國，亦稱兒國、倪國、郳國。春秋晚期，越滅吳後遷都山東琅琊，成為春秋一代霸主，許多國家前來結盟依附。兒姓的先輩也許就是在這個時期來到會稽，漢魏兩晉時期兒姓已經發展成會稽的望族。現在的紹興縣，在距離郝皋約15公里的複盛鎮還有一個倪家漊自然村，可能就是兒氏的後人。

二、“天發神讖碑”簡介。

•    “天發神讖碑”立于三國吳天璽元年（西元276年），內容是記頌吳主孫皓功德，又名“天璽記功碑”,因文字分刻在三塊石頭上，又稱“三段碑”。碑石原在江蘇江寧天禧寺門外，後移置尊經閣下，清嘉慶十年三月校官毛藻刷印王氏《玉海》時，不慎失火，此碑盡毀於火。

•    “天發神讖碑”的書法藝術非常奇特，亦篆亦隸，下筆多呈方棱，收筆多作尖形，轉折方圓並用，形象奇異瑰偉，其筆法及體勢，在書法史上一向被認為是前無先例，後無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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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世對此碑的評論也是褒貶不一。貶者稱其為 “妖書”，明人郭宗昌在《金石史》中將其斥為“牛腹書”,稱其有“牛鬼蛇神氣”。

•    褒者將其列入“東吳四大名碑”乃至“中國十大名碑”。唐人張彥遠稱其：“沉著痛快。”宋人黃伯思在《東觀餘論》中說：“若篆若隸，字勢雄偉。”清人張叔未說：“吳天璽紀功碑雄奇變化，沉著痛快，如折古刀，如斷古釵，為兩漢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清人楊守敬在《激素飛清閣平碑》中說：“篆兼隸體，時有怪異之筆，其奇作也。”清季康有為說：“吳碑有四，其天發神讖之奇偉驚世。”

•    正如張叔未所言，此碑“為兩漢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在傳世兩漢以降的眾多石刻碑碣中，找不出第二款這種書體的碑碣，而且，原碑又在清嘉慶十年毀於火，所以此碑就更加顯得珍貴和神秘。

•    歷經千百年後的原石毀前就已殘破不堪，流傳下來最早的宋拓本中的文字也已經不足以描述清楚整個事情，文獻中又找不到明確的記載。因此，後人在讚歎牠精妙的書法藝術空前絕後的同時，只能去猜測牠的文章作者或許是華覈，而書丹者則分別可能是皇象、蘇建還有朱育等人。

•    此碑一直到1500多年後的清乾隆中後期才受到書法家的真正重視，金農以及吳讓之等人開始對牠進行研究和臨摹，並取得了很大收穫。正是因為沒有相同書法風格的刻石流傳下來，甚至還有個別疑古者曾對此碑的真實性提出過疑問，他們不相信在三國的時候會有如此精湛的篆書藝術！

•    現藏故宮博物院羅振玉舊藏“天發神讖碑”明拓本，第六行：“天璽元年“桼”□己酉朔十四日”。查《帝王紀年考錄》，天璽元年（西元276年）己酉月為七月，故“桼”應釋為“七”字，殘闕□應為“月”字。吳末帝孫皓就在西元276年（丙申年）七月己酉朔改天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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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第三》記載：“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又于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秋八月，鄱陽言曆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雲“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改明年元，大赦，以協石文。”

•    根據以上資料可以知道，天發神讖碑是因為臨平湖邊石函裏面的“上作皇帝”石刻而立，然後在七月初一日改元天璽。“秋八月”以後說的是今無錫陽羨山上的“禪國山碑”。“改明年元”則是指“天紀元年”。

•    現在，比“天發神讖碑”立碑時間早兩年的“會稽山陰鳳凰三年篆書磚”的發現，則為“天發神讖碑”書法藝術的時代特徵提供了實物佐證。

三、結合出土和傳世的會稽郡（紹興地區）三國兩晉古磚銘文，對“天發神讖碑”書法風格和時代特徵溛觥

•    江南地區兩漢以來的石刻文字遺傳比較少，傳世的石刻文字只有“東吳四碑”、“漢三老碑”、“校官碑”以及“大吉買山地”等為數不多的幾通，而且各自面貌不同。尤其是“天發神讖碑”更是顯得“另類”。

•        然而，在這個時期，尤其是東漢以降，直到南朝隋唐時期，會稽郡地區的銘文古磚卻有大量的遺存下來。這些古磚銘文書法精彩紛紜，篆隸楷行無體不有，為我們深入研究中國書法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實物資料。

•        針對“天發神讖碑”書法的時代風格，除了本文所提到的“鳳凰三年磚”之外，還有很多可作參考的磚銘。譬如，孫權“黃龍元年（西元222年）宋氏作”磚、三國吳“豫州汝南殷氏”磚、“太中大夫”磚、收錄在清《千甓亭古磚圖釋》中的“天冊元年八月乙酉朔”磚、寶鼎二年“魯”字磚等。這些磚的製作年代都在“天發神讖碑”立碑之前，從這些磚銘的書法風格上不難看出都是來自相同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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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種書法風格的流風所及，可以從西晉的“太康八年”磚、“太康九年”磚以及“元康”年的幾種磚，一直到東晉的“永和元年”磚和“晉泰和二年裘氏”等磚的銘文上找到傳承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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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三國吳時期，起碼在現在的紹興地區，“天發神讖碑”這一種書法風格已經非常成熟，而且曾被使用在墓葬建築的銘文上面。

•  我國的書法藝術發展到漢末魏晉時期，各種書體風格和理論體系都已經完備。篆書已經退出民眾日常使用的範疇，上升到藝術欣賞的階段。書法藝術家在他們的書法實踐中，開始對篆書進行意識形態的改造，力求可以盡可能的達到他們所希望的表現效果。這可以在傳世的兩漢以後的碑額不同的篆書風格上得到證明。

•  會稽郡作為古越國的腹地，這裏的藝術家自古以來就善於表現複雜細膩的藝術效果。現在傳世的先秦鳥蟲篆的作品中，無論是數量、品質和精美的藝術效果，越國都是名列前茅。

•  我們在考察古代文化的時候不能忽視彼時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兩漢尤其是東漢直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讖緯盛行一時，並得到帝王的提倡。《後漢書·張衡傳》載：“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東漢甚至制禮作樂，亦以讖緯為依據。西漢末季王莽篡漢、劉秀起兵稱帝，都使用了讖緯之言。後來的曹丕代漢、吳蜀立國，魏晉之禪乃至六朝嬗遞，無不以讖緯為天命的根據。由此可見，讖緯中所包含的思想和知識體系，對當時的思想文化影響很大。另一原因就是，災異、祥瑞、天子受命之符、改朝換代的徵兆作為讖緯的重要內容，可以用作政治用途，是政治危機時期的工具。所以，我們當然不能僅僅利用唯物主義歷史觀來將其簡單的看成迷信現象。

•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二》黃龍元年條載：“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就在孫權當政期間，祥瑞也經常出現。為此，孫權還對吳范、劉惇、趙達等術士倍加重視。孫皓還是烏程侯的時候,就有個名景養的人說他以後可以當皇帝。《三國志·吳書吳主傳第三》載：“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所以，他後來踐祚之後尤其相信祥瑞符籙就不奇怪了。

•      上行下效，當時東吳地區的文化也是建立在讖緯的基礎上。越人本來就尚鬼，尊神事鬼以求福避禍是由來已久的習俗。隨著讖緯滲透到民眾生活的各個層面，這種滲透又會以包括藝術在內的各種形式表達出來。書法藝術必然也成為他們非常重視的一種表現方式。在先秦時期，越國人就成功將他們的鳥圖騰裝飾出最精美的鳥蟲篆，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  我們再將“天發神讖碑”和以上所提到的磚銘作進一步的比對，不難發現，雖然都是來自同一個系統，但是“天發神讖碑”的書法風格顯得更加徹底的斬釘截鐵，下筆、轉折以及收筆都更加的果斷甚至是誇張！更加突顯出一種既奇譎神秘又莊嚴肅穆的氛圍，儼然一道碩大的道教符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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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符籙文化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但是從現有的文獻看，道教符籙形成于東漢。道符的製作是模仿秦漢時期的符節，主要由中原的文字變化而成。道教聲稱，符籙是天神的文字，是傳達上天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鎮魔，納福除災。符籙的這個性質正好和“天發神讖碑”的立碑目的不侄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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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作出這樣的一個推想，當時東吳的書法藝術家正是借鑒了道符的性質特徵，在書法創作中修飾出這種獨一無二的篆書形式，旨在突顯讖緯意義。作為同樣擅長小篆書法的吳末帝孫皓（見馬植傑著《三國史》93年一版97年二印，第451頁），當然會懂得去選擇這種書體來刻立“天發神讖碑”，正如他選擇了筆法圓轉、淳古雄健的周秦風格的古篆來刻立“禪國山碑”一樣。

•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綴法第二十一》中說：“古人論書，以勢為先。中郎曰九勢，衛恒曰書勢，羲之曰筆勢。蓋書，形學也。有形則有勢。”現在看來，康氏的“書法形學觀”，在孫皓為上述兩碑選擇書法風格及其已然產生的藝術效果的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杖唬瑢O皓並未能改變歷史的必然。但是，他當年刻立的這兩塊石碑在書法藝術方面的成功，千百年以來，沒有人會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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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  通過考察紹興地區出土的“鳳凰三年篆書磚”等一系列相關的三國兩晉時期銘文磚，結合“天發神讖碑”的歷史成因。根據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我們的初步結論是：從現有的實物資料看，三國兩晉時期，在會稽郡（今紹興地區）以至東吳地區，曾經出現過以“天發神讖碑”書法風格為代表的、具有符籙意義的特殊篆書形式，而且被選擇使用在墓葬建築和讖緯工作等方面。

•  我們清楚，這個結論還是不夠成熟，但是，作為我們的研究心得，現在提出來僅供大家參考。

                             

                                     壬辰春黎旭寫於羊城大自在山房

 

•  參考書目：

 

•  前四史中華書局白文普及本

•  三國史馬植傑著人民出版社93年一版

•  廣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崔爾平校注上海書畫出版社06年一版

•  天發神讖碑上海書畫出版社01年一版07年二印

•  帝王紀年考錄（外二種）曾秉炎主編 岳麓書社出版社09年一版

•  鳥蟲書通考曹逖字虾嫵霭嫔99年一版

•  千甓亭古磚圖釋清陸心源編臺灣藝文印書館74年版

備註：2012年3月23日浙江紹興舉辦第28屆中國蘭亭國際書法節，本文作為大自在山房金石研究文稿，曾在書法節的“會稽甓萃研討會”的活動中作專題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