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富彬，单县孙六乡（现园艺办事处）王土城村人，1988年毕业于单县一中，中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黑龙江大学法律硕士，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干部、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检察日报社驻山东记者站负责人，现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一处处长。办案工作之余先后出版散文集《阳台上的庄稼》、报告文学集《敬礼，中国检察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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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吊孝
　　小时候看电影《诸葛亮吊孝》，越调名家申凤梅扮演的诸葛亮扮相飘逸，唱腔优美，特别是诸葛亮哭周瑜一段，令人荡气回肠。我看后，觉得死了人吊孝吊到这种境界真是中种享受，所以从此喜欢上了看吊孝。赶上村里谁家死了人，只要不上学，我是一定要到场的。有时因为上学或者村里老人们身体健康，没有人愿意给我提供这种欣赏机会，一两年看不到一次吊孝的，还有点失落。
　　谁家死了人，村里德高望重的“问事的”马上组织村里人，齐心协力帮助料理丧事。农村没有多少大事，谁家娶媳妇，可以算是村里的大事，死了人是比娶媳妇更大的事。先是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安排分头去死者的各位亲戚家送信，叫“报丧”。接到丧讯的七大姑八大姨大多并不着急，可以当天去吊孝，也可以第二天去吊孝，只有出嫁的女儿必须马上去。女儿要哭着出自己婆家的村庄，声音尖亮，标准的女高音。一路上不哭，到了娘家村头再开始哭，一直哭到进家门和老人见最后一面。
　　死者躺在屋内的床板上，床板正对着屋门，门口搭起一个棚子，叫“丧棚”。亲戚来吊孝的时候，死者的子女在屋内死者旁边“守灵”，死者的本家侄子或者孙子在丧棚下面“跪棚”。亲戚来吊孝时，棚下的人和屋内的人都要陪着哭，就象陪客人喝酒一样，不能只让客人喝，主人得陪着喝。哭一阵儿，亲戚对着死者磕头，然后进屋安慰一下死者的儿女。离去时，跪棚的人要给客人磕头“谢客”。
　　不同的人哭法各异。如果死者是女人，其子女哭法与平时的称呼没有变化，仍叫“娘”或者“我的娘”；如果死者是男人，其子女则哭“爹”。父亲去世时，我也按照农村风俗随大溜哭了四天“爹”，不过至今我没有搞明白，好好的一个“大大”，为什么一去世就变成了“爹”。
　　哭时声音有高有低，有长有短，抑扬顿挫。男亲戚的哭法比较简单，平时称呼死者什么就哭“我的什么”，不是与死者感情特别深的一般不会掉眼泪，正应了那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女亲戚的哭则比较复杂，不仅泪如小河，显得无比悲痛，而且哭时要加进很多定语，象“我的不该走的……”、“我的受了罪的……”,能把死者的生前好处哭出大半,让人感觉死者的去世真是全体亲戚和全村人民的一大损失。
　　最有意思的哭，是与死者没有亲戚关系的本村邻居和邻村的村民。乡里乡亲的，礼节性地来吊孝，一批接着一批，我听过无数次仍没有听清楚哭的是什么。后向人请教，才知哭的是“我也来了——”（最后一个字拉长音）大概是对死者说：你要去天堂了，我也来了，给你送行，够哥们意思吧，以后晚上睡觉可别来吓我。还有一个原因，这么多人，特别是邻村的人，有许多是随大溜来的，搞不清和死者的辈分，也不想费力气弄清楚，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死者，有的甚至吊过孝了还不知是男是女，只好含含糊糊地一起哭“我也来了——”，自然是干打雷不下雨。
　　吊孝最考验人的是磕头。邻居和远亲好办，哭完后，拜一下，磕一个头就完事了。象死者的外甥、娘家侄子等要磕九个头，叫“九拜礼”——到丧棚下哭几分钟，先磕四个头，前进一步，拜一下，磕一个，站起来，后退一步，再磕四个。最隆重也是最麻烦的是死者的女婿，需要磕二十四个头，叫“二十四拜礼”——前七后八中九拜，中间还要上香、敬酒。有人不懂，为了不至于在众人面前丢丑现眼，事先在棚下练习一夜。死者的女儿也化悲痛为力量，在一旁当陪练兼技术指导。结果第二天还是记不住磕错，前排的人的屁股碰后排的人头是常有的事。容易磕错一是二十四拜礼过程繁琐，时间长，难记；二是有很多象我这样的观众站在旁边看，看得磕头的人容易紧张；三是磕头时有乐队伴奏，听着优美动听的流行歌曲脑子容易走神。
　　为了显示丧事的规格隆重，一般都请人给扎纸牛、纸马楼房、电视、冰箱、手机。有的人一辈子没有见过黑白电视，死后却有了“彩电”，而且是大屏的，花花绿绿，非常好看。还要请来“响器班”来吹奏。农村乐手实在，吃了主家的饭，拿了人家的钱，吹唱起来格外卖力，专挑拿手的流行的吹，以前是《花心》、《心太软》、《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现在是《小苹果》。一群人围着听，高兴处拍几下巴掌。我还从没有听过吹哀乐。想想死者前几天还在被儿子打骂，死后竟迎来如此风光，真是哭笑不得。
　　如果死的是男人，一般停放四天；如果是女人，则停放三天。如果死者有儿女在外地工作，还没有赶回来，也可以多停放几天，等死者儿女回来见最后一面。这期间亲戚朋友该来吊孝的都来过了，出殡时只来一些关系比较近的亲戚。
　　出殡的前一天晚上，需要给死者“送路”——全家人扯着一块白布条幅，围着院子里的一张桌子转三圈，边转边说“某某，您走好。”然后来到村口，把桌子放下，再转三圈，对着墓地方向磕头，死者是灵魂就算认识去墓地的路了。死者生前的一些衣物也要在这个时候烧掉，烧掉了就说明送到阴间了。当年给父亲“送路”时，母亲要把父亲的拐杖烧掉，以便父亲到那边使用，不用花钱再买新的。弟媳妇说父亲到那边腿就不残疾了，用不着拐杖，不能烧。两人拿不定主意，我正悲伤着也做不出判断。把村支部书记叫来，经过几个人紧急磋商，决定让我父亲到那边不再偏瘫，拐杖不用烧了。
　　出殡的时间在午饭后。“喊丧的”人高喊一声“前后上肩”，意思是让把棺材抬起来。死者的儿子（儿子多的由大儿子）要将一个瓷盆摔在事先放在面前的砖上摔碎，碎片越多，后人财气越多。很多人养儿，就是等死后有人给 “摔老盆”。
　　十六个年轻力壮的人轮流抬棺材，棺材板很厚，加上放置棺材的“丧榆”，相当重，所以走几十米就要轮换。乡里破除迷信多年，好歹让村民接受了火化，但火化后仍要把骨灰盒放进棺材里，按出殡仪式搞一遍，足见传统概念多么根深蒂固。好不容易到了墓地，将棺材下葬，亲戚朋友再次磕头行礼，作最后的告别。死者的后代从坟头的四个角抓四把土，用穿着的孝衣包起来，回家后放在粮食缸里，预示着以后有好日子过。
　　喜欢看吊孝，并非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更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仅仅是喜欢看而已，因为看吊孝能够比看电影、看戏看出更多的东西。
          

                                我的大学

1988年，我从单县一中高中毕业。当时填报志愿在高考之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考多少分，分数线又是多少都是未知数。平时成绩好的不一定敢报好学校，平时成绩不好的反倒敢报名牌。高中生自己没有经验，家长、老师的参谋就显得非常关键和重要。我父母当时还分不清本科和专科、中专的大小，同时对我考什么学校并不关心，他们关心的只是我能不能考上。替我把关的是班主任。
　　班主任崔宗汉老师教课非常认真，对学生也很负责，报志愿之前，专门召开代课老师会议，研究如何科学填报志愿才能提高录取率，特别是对学习好的学生，更要严格把关。先发一张表格用铅笔试填。因为当时作家还挺神圣，自己当作家的梦还没做完，就填上山东大学中文系，而且“不服从调整志愿”。过了半天，崔老师把表格发下来，我发现我的“山东大学”改成了“山东师范大学”。崔老师把部分学生分别叫到他办公室谈话。他对我说，山东大学是全国重点，我的预选（那时为了提高升学率，很多学校都搞预选，人为地剥夺了一部分学生参加高考的权力）成绩在班里排第九，报山东大学录取把握不大，不如报师范大学，只要过了本科线就能录取，将来象他这样当个教师也挺好的。
　　我说再考虑考虑，就回到教室考虑。虽然我很热爱、很尊重老师，至今也认为老师是光荣和神圣的，但自己从未想过要当老师，主要是因为自己从小不爱说话。崔老师又发一张表让再试填一次，这次我在“第一志愿”里填上了华东政法学院。表格发下来，我发现又被改成了华东师范大学。跟周围同学交流，一些学习成绩不如我的报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老师却没有改动。我说：“老师是不是偏心眼儿，好学校光让你们报，老是让我报师范。”一个同学说：“哪里话，我反正考不上本科，干脆报几个名牌大学先过过瘾。老师认为学习差的报哪个学校都无所谓，反正是考不上，才懒得管我们，你们这些被改志愿的都是本科苗子。”崔老师把正式表格发下来，说这是最后一次填写，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我终于没有考虑清楚，填上了中南政法学院，崔老师也没再对我说什么。
　　离高考还有一个月，母亲就开始紧张。因为我兄弟多，又是老大，考上大学，就可以少盖三间房子，娶儿媳妇的事父母就可以少操一份心。高二时，二姨给我介绍过一个邻村的姑娘，是我初中同学，若单论长相，比现在的舒淇、朱茵、汤唯、林志玲强多了。我腼腆地对二姨说：“只要女方没意见，我就没意见。”但母亲坚决反对，说我不考上大学不许考虑婚事。高考前几天，母亲不止一次地问我怎么样，我说考个大专应该没问题，父亲听了很放心，说考个“半头砖”（中专）也行。母亲仍不放心，说无论如何不能当民办教师，因为当民办教师还得自家盖房子。我说：“校长早就讲了，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光荣，考不上大学也光荣，反正要有人考不上，要做好两种准备，种地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母亲一听就急了：“校长说这话不是坑人吗？他怎么不到乡下来种地为国家作贡献？‘两种准备’让校长的孩子去做吧，咱家只做‘一种准备’。”
　　转眼到了七月六日，我和母亲住进了县城姨奶奶家，这是我家唯一的富亲戚。姨奶奶特意做了几个好菜为我壮行。她老人家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一直让我很怀念。可能是晚饭吃多了，热量散发不出去，浑身热得睡不着。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到我床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我劝她去休息，母亲说：“你安心睡吧，这么多年就看这三天了。”我一觉醒来，天已经亮了，发现母亲仍在给我扇扇子。起床后，母亲给我煮了十个鸡蛋，说吃十个鸡蛋考试可以十全十美。我吃了六个就吃不动了，说白煮的鸡蛋没味，想吃咸鸭蛋。母亲说考试千万不能“吃鸭蛋”（即得零分），让我休息一会儿，又把另外四个鸡蛋吃下去。我去考场考试，让母亲在家睡一会儿。考完语文出来，发现母亲正站在校门口。母亲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班主任早有交代，考完一门课就放在脑后别管了，也不要互相对答案。母亲听了没再问，后来母亲说我这样回答，她认为我考的不好，让她担心了好几天。
　　就这样，母亲给我扇了三天扇子，每天早晨给我煮十个“十全十美”，终于把三天时间熬过去了。考完最后一门，母亲象大病了一场，再次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管学校如何，好歹能考上一个。母亲对姨奶奶千恩万谢，急着要回家睡觉。我让她一个人先回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每人凑了五块钱，找了个小酒店喝酒。一个家住县城的同学发狠说：“今天回家后，我要把高中课本全部烧掉，再也不看书了！”我和几个同学都响应。第二天我回家后，面对保存完好的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课本，一时不舍得烧掉。父亲说：“先别烧，万一你考不上再复读，这些书还用得着。”母亲说：“净说些不吉利的话。”
 　　过了二十多天，还没有一点消息，我心里也没底了。这时，邻居丁二哥兴冲冲跑来说：“我去城里赶集，到县一中看了看，考大学的分数都贴墙上了，富彬的在前几名。”母亲激动地不知所措。刚好村里来了个收废品的，父亲让我把前些天没有舍得烧的课本拿出来卖，用卖书的钱到村代销点买了几瓶啤酒，留丁二哥吃饭，丁二哥也没客气。
　　又过了几天，录取通知书下来，班主任崔老师和几个老师都替我高兴，崔老师说幸好没填报师范大学。母亲问我考的是啥学校，我说是法律本科，母亲说：“是不是毕了业到公安局工作？要是个大专就更好了。”我说：“本科比大专还大，大专上三年，本科得上四年。”母亲说：“四年大学不算长，领个媳妇来见娘。”父亲用一贯的口气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先把学习搞好再说。”
　　父亲送我报到那天，路过邻村，我看见了那位女同学。她正半敞着怀给孩子喂奶，昔日的风采已经看不到了。我没有上前打招呼。我知道，对于我来说，一种生活，已经结束了。
　　因为读了法律，我得以到省检察院工作，且不说成绩和待遇如何，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所以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报师范大学的几个同学毕业后分回县里某中学，当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一边为工作光荣，一边为工资发愁。有人说，人生漫长，关键只有三步：上大学，找工作，选对象。也许在报志愿的一瞬间，就已经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活这么大，命运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报志愿，是少有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