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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5 16:42:46)第三十三回几间东倒西歪屋
诗云：
青藤八大远凡胎，
缶老衰年别有才。
我愿九泉为走狗，
三家门下转轮来。
这是齐白石老人的一首诗，在诗中他甘愿成为三个人门下的走狗，这三个是徐渭、朱耷和吴昌硕。其中排名第一的青藤就是指的徐渭。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中国明代文学家、书画家、军事家。
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阴（今绍兴）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文长，在文长出生百日后徐鏓就死了。徐文长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
徐文长十四岁时来到杭州。当时的杭州知府目中无人，他得知徐文长在杭州赋诗作画，颇受人们赞赏时，大为恼火，认为一个小毛孩子竟敢在他的辖区内舞文弄墨，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便派衙役将徐文长召来对句。威胁他说如对不上，就驱逐出城。徐文长镇定自若，满口答应。知府带徐文长到西湖边，指着六合塔，说出上联：“六塔重重，四面七棱八角。”徐文长没有开口，只是扬了扬手。知府以为对不上，暗自高兴。他得意忘形地指着保俶塔，又出了个上联：“保俶塔，塔顶尖，尖如笔，笔写四海。”徐文长还是一言不发，而是用手指了指锦带桥，向知府拱拱手，然后，又两手平摊，往上一举。知府见徐文长还是没有回答，就神气十足地说：“连一句也对不出，还算什么神童！”立即下令：“快把他赶出去！”这时，徐文长却理直气壮地哈哈大笑：“休得无礼，下联早就对好了！”知府怒气冲冲地说：“你敢无理狡辩，愚弄本府？”徐文长解释说：“你是口出，我是手对。”“手对！是什么意思？”知府追问道。徐文长答道：对第一联扬了扬手，就是说“一掌平平，五指三长两短”；对第二联拱拱手，两手平摊，往上一举，是说“锦带桥，桥洞圆，圆似镜，镜照万国九州”。知府听了哑口无言，只好悻悻而去。
此后徐文长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他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长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文长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文长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文长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文长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文长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养母苗夫人死后，徐渭又不得不改依同父异母的正出的长兄徐淮。二十岁，二哥徐潞死在贵州异乡，二十五岁，大哥徐淮病死；二十六岁，妻子染上肺痨病死去。在这种不安、无所依的环境中长大的徐渭形成了“性绝警敏”性格。遇事多疑，渐生病态。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长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关于徐渭的故事也有很多，据说有一次他的朋友张三、李四拜访徐，张三暗将徐渭拉到一边说：“文长兄，今日你若能令李‘呱呱呱’的叫三声，我今天就请客吃饭。”徐渭笑道：“这事很容易。”徐渭将张三李四带到一片西瓜地中，徐文长手指瓜田对李四说：“李兄啊，你看这一片葫芦长的多好啊。”李四纳闷道：“文长兄啊，这明明是瓜嘛，你怎么说是葫芦呢？徐渭道：“是葫芦。”李四道：“是瓜。”徐渭：“葫芦！”李四：“瓜！！”徐文长：“葫芦，葫芦，葫芦！”李四：“瓜，瓜，瓜！”张三一听只好请客了。
有一年到了府试之年，明朝廷派窦太师到江南主持考务。一天，徐渭到杭州西湖宜园游耍，这里正举行灯谜盛会，他见园门口高高悬挂一首诗谜：“二人抬头不见天，一女之中半口田；八王问我田多少，土字上面一千田。” 当时不少人围在那里，苦苦思索，谁也没能猜出谜底。徐渭读罢微微一笑：“不难，不难。”说了句：“但愿人间家家如此。”便嘻笑而去。有个诗人仔细品味徐渭的话，恍然大悟，他对众人道破谜底：“‘二人抬头不见天’是个‘夫’字；‘一女之中半口田’是个‘妻’字；‘八王问我田多少’是个‘義’字；‘土字上面一千田’是个‘重’字，合起来就是‘夫妻義重’。这不正是家家所盼望的吗！” 墨客骚人们一听，抚掌称赞：“徐渭真乃‘天下才子’也！”
这消息传到那骄矜的窦太师耳中，气得胡子翘起，愤然道：“徐渭不过一介布衣，小小百姓，竟然比我多‘天下’二字！”于是，他派人请徐渭到西湖游船上饮酒赋诗。席间，窦太师笑道：“本官有一谜语，谜面是，‘摸着无节，看着有节；两头冰冷，中间火热’。猜一物。” 徐渭淡淡一笑道：“谜底是那‘历书’（日历），连杭州的三尺幼童都知道。“看看有节”，是指一年之中有许多节日，比如春节、元霄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摸摸无节”，是指如果用手去摸，这个东西上面没有象竹子一样的“骨节”。“两边冰冷，中间火热”是指日历上前面两三个月和最后两三个月都比较冷或者很寒冷，而中间的六、七、八三个月，则正是暑期，非常炎热。
窦太师看徐渭猜中了，就表面上对徐渭称赞了一番，心中妒火更旺。几日后开考了。主考官窦太师到贡院巡视了一遍，见徐渭也在考生中，冷冷一笑，拿起把剪刀，笔直插入木柱上，说声：“诸生开笔吧！”说完扭头便走了。没有试题，只插一剪刀，好一个奇怪的考试。一时弄得诸考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人人执笔发呆。徐渭见大家都在发呆，就提醒道：“太师拿起剪刀，戳破木头，这不是‘起剪破木’吗？他出的试题就是论战国时的四员大将——白起、王翦（与剪同音）、廉颇和李牧哩！没有错，大家赶快动手吧！” 考生们经徐渭一点拨，个个得心应手，一挥而就。
不久，窦太师又进来了，见诸考生缩手端坐着，以为这次真的被他难倒了，才慢慢地念出试题读到《论起翦颇牧》。 诸考生一听，果然与徐渭说的分毫不差，一不会儿，大家随徐渭交了卷，窦太师心想：“才念了题目，怎么一下子就都写好了？”抽卷阅读，顿时愣住了。
徐渭二十来岁时与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文长，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另外有一个关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显他的聪明才智，在他年幼时，还在上私塾，老师看他聪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让他拿着两个水桶去汲水，期间要度过独木桥，当时徐渭尚小，力气也不足，自是困难，但是塾师看见徐渭高兴地抬水回来，惊问方法，他高兴地说：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轻松多了！当时尚无浮力一说，文长的聪敏，让老师大加赞赏。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文长，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文长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文长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文长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岑参《和贾舍人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渭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徐渭入幕之初，胡宗宪发现了一只白鹿，他认为是祥瑞。就命徐渭写了奏章，和白鹿一起进献皇帝。这篇奏章就是著名的《进白鹿表》。文章写得妙笔生花，皇帝看后很是喜欢，对胡宗宪大加赞赏。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有一次，徐渭和一群落魄文人在街市上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胡宗宪有事，派人去找他。直到深夜，都没有找到。没有办法，只好大开总督府的大门，等着他回来。这时候，徐渭满身酒气，踉踉跄跄地回来了，在总督府中大声叫嚷，鼓掌而歌。胡宗宪非但没有怪罪他，还赞称他有真名士风范。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据《明史》记载，徐渭熟悉兵法，好用奇计。胡宗宪擒获海寇徐海和王直，都是徐渭参与谋划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文长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文长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后胡宗宪在狱中自杀，徐渭知道这件事情后受了极大的刺激。胡宗宪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文长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长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文长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们都是徐文长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长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文长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文长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文长对此表示赞赏。他在吴兑那里受到敬重，无奈身体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
六十岁时，徐文长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文长，这使徐文长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文长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文长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文长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文长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渭晚年说自己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也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徐渭晚年几乎是闭门不出，穷困交加，他在“墨葡萄图”这幅作品上的题诗，正反应了他内心的倾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凄凄惨惨。徐渭悲剧的一生，愤懑、抑郁、孤独、凄凉的内心世界，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造就了艺术的奇人。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真正如梵高那样发疯，生时寂寞，死后并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徐渭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1593年，徐文长去世，年七十三。徐渭七十三岁已知大限将至，不但为自己撰写了年谱，还留下了自己一生的写照：“乐难顿断，得乐时零碎乐些。苦无尽头，到苦处休言苦极。”（上联的意思是快乐是不会长久的，有乐事的时候，就抓住机会快乐一下。下联的意思是，苦难是没有尽头的，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说自己是最苦的。）
徐文长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可以指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文长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这个倾向为稍后主张抒发性灵的公安派所继承，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长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文长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昌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此外，杂剧《歌代啸》，小说《云合奇纵》（即《英烈传》），据说也是徐文长所作。
关于徐渭的对联故事也有很多。徐渭为杭州凤凰山城隍庙写有楹联：“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图画？十万家烟火尽归此处楼台。”此联以数字的排比营造声势，表现出游人极目骋怀、登高远眺的豪迈心情。这副对联，在绍兴龙山越王台黑漆大门上也同样写着，孰先孰后，已无从查考。在张岱《陶庵梦忆》书中所提到的陶堰“严助庙”，庙中曾有徐渭亲笔题写的楹联两副，一副在戏台前柱，14个字的对子仅以“盛”和“行”二字组成：“盛盛盛盛盛盛盛，行行行行行行行”。这种形式是够别出新裁的。对于一个不熟悉绍兴本土语言中某些读音的人，就不能领会他的精心设计。“盛”和“行”应分别作如下读：盛（shèn）盛（cháng），盛（shèn）盛（cháng），盛（shèn）盛（shèn）－盛（cháng）；行（yìn）行（háng），行（yìn）行（háng），行（yìn）行（yìn）－行（háng）。上联是戏场热闹的锣鼓声，下联是戏场观众们的欢声笑语。“盛”也是姓，绍兴人读作“cháng”，这么一来，徐渭仅用两个字就把戏场声乐齐鸣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了。
在严助庙的魁星阁，徐渭还为魁星神神座左右写了一副楹联，楹联针对某些见钱眼开、却不会做文章的读书人：“提笔脚筋勾，见金乌珠突。”在绍兴西郭门外九岩财神殿，也有一副楹联，传说也是徐渭所书：“只有几文钱，你也要，他也要，给谁是好？不作半点事，日来求，夜来求，叫我如何？”这种亦庄亦谐的风格，与徐渭的为人和禀性很接近。
徐渭为戏台所作的楹联。也有很雅的，例如他为绍兴大江桥与小江桥之间的张神殿戏台（已于上世纪50年代初拆毁）所写的楹联就简直判若两人：“万壑送泉声，台榭影随江月转；双桥蟠带势，笙歌响答水龙吟。”无论从对仗，还是从文学性、音乐性和选词的色彩上看，都是令人回味的。它把戏台与水、桥、月，穿缀得细针密缝：一座水乡舞台，立在朦胧的月色之中，粼粼波光映衬着空灵的“双桥”，淡月在云中穿行。
在《中国戏曲志·浙江卷》中还载有徐渭所写的其它绍兴戏台楹联：“（上联）做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
徐渭晚年时曾经撰写一副对联，挂在后辈的书房中。对联是这样写的：“好读书，不好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他的子孙和一些来客见了，百思不得其解。徐渭注视对联，要他们好好想想，细细读思，终于，有一子孙在他的提示下，悟出了对联的意思，把它琅琅读出：好（hǎo ）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少耳聪目明，是读书的好时光，但年少好玩，不喜欢读书；年老时知道读书的重要而喜爱读书了，但因耳聋眼花、记性不好而不能好好读书了。”所以要珍惜年少时光而好好读书。徐渭听了，捋须而微笑。
徐渭死后，他的作品越来越为一些有识之士所赞赏。徐渭死后二十年，“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于友人陶望龄家翻到一本徐渭的诗文稿，“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但在灯下读了几篇，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读复叫，叫复读”，以致把童仆惊醒。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袁宏道还写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可以说他是徐渭第一个知音者，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扬州八怪中李宗扬、李方膺。清代郑板桥曾以五百金换天池（徐渭）石榴一枝，并刻有一方印章，自称是“青藤门下走狗”，以表示对徐文长的敬佩。
关于郑板桥这枚印章还有一段典故。郑板桥“青藤门下走狗”故事载在袁枚的《随园诗话》，里面说：“郑板桥爱徐青藤诗，尝刻一印云‘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又提到：“尚有一灯传郑燮，甘心走狗列门墙”。 然而，人们发现郑板桥没有“青藤门下走狗”闲章，反倒是有一个“青藤门下牛马走”的印章。清人徐兆丰《风月读余录》收入由郑燮自辑的《板桥先生印册》，内有一枚印章是郑板桥委托一个叫吴于河的人雕刻的，印文曰“青藤门下牛马走”。郑板桥在科轴乾隆戊寅（1758年）画上就盖有该印。
郑板桥与袁枚同为乾隆进士，曾互相敬重。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七四条记载：“兴化郑板桥作宰山东，与余从未识面，有误传余死者，板桥大哭，以足蹋地，余闻而感焉”。然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却是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清乾28年（1763）3月3日，七十岁的郑板桥在扬州赋闲，偶然应扬州转运使卢雅雨之邀，参加虹桥修禊筵席，席间方才得识时年四十八岁的才子袁枚。此次酒会，不免有诗酒唱酬。袁枚一惯风流倜傥，多有轻狂之举。于席间赠诗《投郑板桥明府》七律一首，诗注处有抬高自己之词。郑板桥回赠袁枚的诗为一联句：“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对袁枚的操守进行娓婉的讽谕。郑袁两人生了芥蒂。后来，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写了吹捧官员毕秋帆（即毕沅）母亲的诗作。郑板桥、赵松雪（即赵翼）斥袁子才（枚，字子才）为“斯文走狗”。因此郑袁两人产生过节。所以后人认为袁枚记郑板桥自称“青藤门下走狗”是报复之举。
而“牛马走”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太史公牛马走”。 “牛马走”是指自己地位谦卑，为别人效劳的意思。后来“牛马走”就成了自谦代名词的用法。所以“青藤门下牛马走”不过是郑板桥自谦的说法，看起来更对郑板桥的性格。而真正说过愿为“青藤门下走狗”的是齐白石老人，他在诗中写道：“青藤八大远凡胎，缶老衰年别有才。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走狗”一词在春秋战国之时也并非贬义词，《战国策·齐策四》：“世无东郭俊、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其中此“走狗”即是指猎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狡兔死，走狗烹。”的“走狗”最多也是指为主人效劳的人。
徐渭《行草应制咏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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