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越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节选自本人最近专著《越地经济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11.4）第二章（2.3）

春秋后期至战国初期是越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时期，不但有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林特业、畜禽业，而且渔盐业和农村手工业等经济活动也非常活跃。

一、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越国君臣认识到“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和“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的道理[1]。公元前490年，越王句践罢吴回越，遂师八臣与其四友，问政治国之道[2]，采取了一系列重农政策，致力于农业生产，使越国经济迅速发展。一是奖励耕作。句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与百姓同其劳”[3]。君王与王后亲自男耕女织的作风，对越国在短时期内扩种水稻，发展纺织业，内实府库民富国强起精神支持作用。《吴越春秋》记载了当时一采葛妇女的诗：“葛不连蔓棻台台，我君心苦命更之。尝胆不苦甘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女工织兮不敢迟。弱于罗兮轻霏霏，号絺兮将献之。”反映了越民众对越王以身作则精神的崇敬。二是轻徭薄赋。为了发展生产，富民强国，越王句践听从大夫文种之谏，“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以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让百姓安心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4]三是奖励生育。由于吴越长期争战，损人耗丁，人口锐减。句践为了鼓励百姓生育，繁衍人口，增加农业劳动力，立法规定，“令壮者无娶老妻，老者无娶壮妇。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于孤，令医守之。生男二，贶之以壶酒、一犬。生女二，赐以壶酒、一豚（犬，阳畜；豚，阴畜）。生子三人，孤与乳母。生子二人，孤与一养”。[5]由于越王采取奖励生育的措施，遂使越国在较短时问内人口迅速增加，经过十年生娶，十年教养，越国其民殷实，以多甲兵。在伐吴前，越国人口已达30万左右，能发兵5万，其中习流（水军）0.2万人、俊士（教士）4万人、君子（官员）0.6万人、诸御（后勤军官）0.1万人。四是平籴积谷。越国通过限定粮食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的办法，正确处理农商关系。计倪提出“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未（商）。农伤则草木不辟，末病则货不出，故籴高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农末俱利矣”[6]。这样，使粮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既有利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又能照顾商人的利益，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五是兴修水利。越王句践采纳了大夫计倪“饥馑在问，或水或塘，因熟积以备四方”[7]的建议，发动民众，修筑堤塘。《越绝书》卷八和诸多方志史志中较详细地记载了越国的主要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按照地形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山麓水利，如“吴塘”、“苦竹塘”、“秦望塘”、“富盛塘”、“城墉”等；二是平原水利，“富中大塘”、“练塘”、“山阴故水道”和“山阴城墙”；三是沿海水塘，如“石塘”。比如，据《越绝书·记地云》载：“句践已灭吴，使吴人筑吴塘，东西千步，名辟首，后因以为名日塘。”“富中大塘者，句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去县二十里二十步。”“石塘者，越所害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8]吴塘在今绍兴城西南方向的柯桥湖塘古城村，至今大部分塘址尚存；其筑成年代约在公元前473年左右，是一个小型灌区，起到拒咸蓄淡、灌溉农田的作用。[9]富中大塘在五云门至东郭之间的护城河东岸，大致相当于今之皋埠镇。在围堤筑塘的基础上，广辟田野，有力推动了越国农业的发展。石塘是一处军用码头，据考证其旧址在今萧山区的杭坞山，是一处抛石护坝的堤埂。这些水利工程大多数遗存至今，其址可考，其迹可寻，是句践越国改造沼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的产物，也是绍兴地区得到大规模深度开发的历史见证。

二、生产专业化、基地化和军备化。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越王句践时期，越国的农业生产规范有序，基本完成了农具革命，开始采用性能先进的青铜农具，且功用齐备、配套。这表明越国的农耕技术从选种、翻耕、种植、管理、收割、贮藏，呈现出专业化态势。与此同时，蚕桑业、葛麻业、果蔬业、畜牧业、养鱼业己较发达。越国以兴建基地方式进行农业与多种经营的专业化生产，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农业集约化生产雏形，使发达的多种经营与发达的稻作农业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越国农业经济的一大特色。据 《越绝书》卷八载，各种生产基地有上百处之多。这些基地所属地均有史迹可考，基本是环越城而布局，其地域分布因地制宜，山区、半山区营建畜牧和经济作物基地，在山麓湖泊设立水产基地，在沼泽平原围筑粮食基地，在沿海滩涂开辟晒盐基地。其中，粮食基地有富中大塘、练塘、苦竹塘，木材基地有木客山，种麻基地有麻林山，种葛基地有葛山，养鱼基地有目鱼池，晒盐基地有朱余；“鸡山”、“豚山”、“犬山”、“鹿山”及“牛宫”皆为专业畜牧场，一山一畜，一山一禽，专人饲养，饲养专业性强，劳动力省，生产效果好。而且，生产规模大，数量多。从越王句践为了繁衍人口，所规定的奖励生育政策看，当时饲养犬、豚的规模是很庞大的。更难能可贵的是，有的手工业还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比如越国的青铜冶炼业。据《战国策·魏策》、《越绝书·记地传》和《嘉泰会稽志》等志书载，当时越中各种冶铸加工作坊井然有序，有采燃料的“炭聚”，冶炼提取原料“练塘”，往来槽运的“炭读”，铸造而未明产品的“六山铺”，一日便可铸成铜剑的“日铸岭”，以及冶官衙署所在地“姑中”等。当然，越国兴建这些专业化的生产基地，都是为了伐吴复国的需要。比如，畜犬为了猎南山白鹿，献给吴王，麻痹吴王；养鸡、豚为食将士；畜养牛、马则用于运输与驾车等。这在战时起到了保障部队供给、鼓励士气的积极作用。可见，各类专业化生产基地的建立，构成了越国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块状经济体”，推动了越国经济日趋繁荣，成为越国在短期内兴越灭吴称霸所凭藉的重要实力支撑。

三、先进的农业技术发挥重要作用。越国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离不开越国农业技术的进步。由于稻谷生产受制于天气，当时范蠡与计倪已经通过天象观察，意识到天气变化造成粮食丰歉，提出要顺应季节，不违农时。并且，对旱涝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对旱涝灾害提出相应对策。范蠡曾提出了“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蓄而藏”[10]的农事准则，注重顺应季节运行规律从事农作，指明了一年四季的农事要领。这是一种农时与农事紧密结合的农时观，为绍兴传统农业的农学思想奠定了基础。计倪指出“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水则资车，旱则资舟”[11]，认为农业丰补歉，不会超过三年，因此平时要有积蓄，以应对丰歉，有备无患。当时，越国的畜禽饲养技术也有一定进步。据《齐民要术》记载，范蠡曾劝百姓养畜致富，还写了专著，对百姓教导饲养技术。越国的水田耕作方式尚无古藉记载可查考，但从绍兴各地出土青铜犁和青铜锄、青铜耨等耕作农具分析，越国的水田耕作方式是犁耕与火耕水耨相结合。田间管理已初具精耕细作传统农艺技术。计倪认为必须 “……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12]反映了农业生产管理上的精细程度。另外，在《越绝书》中也有“畴粪桑麻，播种五谷……”的记载，说明越国农业已有了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因素，从出土的青铜耨等中耕除草农具可以印证。

四、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据考证，当时的越国还呈现出了官办或官督民办实业的经济模式。这也是越国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比如，封建传统农业进入了萌芽状态，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在越国的青铜冶炼业生产体系中，生产者有“国工”和“民匠”两类，国工民匠，各扬所长。少数“国工”技艺高超，侧重于生产兵器，服务于军事。据史料记载，越国著名铸剑大师欧冶子曾经为越王句践铸造了“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和巨阙”五把三长两短锋利无比的利剑，反映出越地铸剑工匠高超的锻造技艺令人叹为观止[13]。另外，《庄子·刻意篇》、《荀子·强国篇》、《淮南子·修务训》等，也有关于欧冶子铸造名剑的记载，并视其为国工的典范。而人数众多的“民匠”则主要从事农具制造，服务于农事。《周礼·考工记》载，越“人人能而为搏”。“搏”就是铲，是一种常用农具，它的制作无需匠工，人人能而为之。可见，常用农具制造呈大众化现象，亦即能工巧匠寓于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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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绝书》卷十二。

[2].《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4]. 先秦无名氏《乐府·采葛妇歌》。

[5].《吴越春秋》卷八。

[6].《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7].《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8].《越绝书》卷四。

[9].《越绝书》卷八。

[10].邱志荣：《鉴水长流》，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1].《吴越春秋》卷九。

[12].《越绝书》卷八。

[13].《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