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官席位，一直被认为是“犹太人席位”或“意大利人席位”，她一个中国人，竟敢盯上这个位置，简直是异想天开。再说中国人从来不投票，她肯定选不上。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的是，凌德丽选上了！成为下东城/唐人街历史上第一个民选官员——不仅仅是法官。

 凌德丽在韩裔律师协会上演讲。(侨报记者林菁摄)

　　2002年，凌德丽选上纽约州高等法院法官，成为纽约州高等法院第一个亚裔女法官。2014年，她被任命为上诉庭法官，成为纽约州上诉庭首位亚裔女法官。

　　2005年，凌德丽对她主审的一宗同性恋婚姻诉讼作出裁决，判定同性恋和异性恋一样拥有婚姻平等权。虽然该判决后来被上诉庭推翻，但是凌德丽这一判决具有历史意义，比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同样判决早了整整十年。

　　这位出生于华埠、小时候帮母亲在衣厂打工的华裔女法官，如何一步步在职业生涯中攀登高峰，成为华人社区的骄傲？答案是：千锤百炼，永不退却。

　　缝制自己袍服的法官

　　6月8日，凌德丽在韩裔律师协会年会上受表彰，并发表主题演讲。她说，“我的家庭，跟很多移民家庭一样，经历了艰苦谋生和受歧视的历史。像你们中很多人一样，我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父亲在洗衣店工作，我母亲是车衣工人。小时候我也在衣厂打工，缝制和裁剪衣服。事实上，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缝制自己袍服的法官。”

　　凌德丽一家住在唐人街摆也街一个有三间卧室的“车厢”公寓，这种拥挤狭窄的公寓通常是穷人所住，天花板漏水，有一次天花板掉下来砸到她身上。

　　她说：“小时候我不敢有什么梦想。然而，我的父母却有梦想的勇气。像很多人一样，他们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国家，希望生活更美好，希望自己和后代拥有发展的机遇。”

　　作为一个唐人街小孩，凌德丽每天早上很早就被父亲唤醒，然后坐地铁去布碌仑的公立学校上学。在那所小学，她是唯一的亚裔小孩，每逢犹太假日，班里就剩下她和一个非裔女孩。

　　成绩优秀却上不了天才班

　　凭成绩和考试分数，凌德丽可以上所谓的“天才班”，但校长不顾老师的反对，拒绝让她上“天才班”。这位老师难过地向她道歉。

　　凌德丽说，“直到我很大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5年级老师向我道歉——以及我遭受的歧视。想象一下，我当时大约10岁，我看着我的老师屈膝跪着，这样她才能够得着我，眼里含着泪，试图向我解释她真地努力试过。”

　　“我真的无法弄明白怎么回事。不知怎么地，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是可能是我学习还不够努力。”

　　亚裔律师和法官寥寥无几

　　越战后的年代里，凌德丽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理想进入法学院，认为个体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

　　1979年，她从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那一届的毕业生只有3名亚裔。亚裔进法学院很困难，为此亚裔法学生联盟经过闹事后，才得以在招生委员会取得一席之地。

　　凌德丽说：“我们不得不与负面刻板印象做斗争，因为我们的招生官员坚称，亚裔没有被歧视，因为无论如何，当人们想起亚裔时，人们想到的是花匠和洗衣工——而不是更糟糕的其他群体的刻板印象。”

　　凌德丽是亚裔律师协会的初创成员之一，该协会一个重要任务是增加亚裔法官的人数，于是邀请内行人来讲述成为法官的程序。他们得知，亚裔法官少是因为“没人申请”。

　　甄选法官的程序在外行人看来神秘复杂。更重要的是，如何选上法官是一个秘密，没人会告诉你这个秘密。

　　凌德丽说：“有一个笑话说，你不知道香肠和法律是怎么做成的：那是个秘密。我还想增加一个：成为法官。没有任何指导手册。但是我总觉得有一本某些人能够得到的秘籍，而当我弄明白那本秘籍里含有什么时，我发现还有另一个秘籍，第二卷，然而从来没有人提起它。”

　　这个秘密就是，候选人先要经过筛选委员会(screening committees)的筛选，而谁当评委非常重要。

　　凌德丽说，很长很长时间里，没有人告诉亚裔社区关于筛选委员会的存在。当她始进入程序时，从来没有亚裔被邀请加入筛选小组，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当筛选小组里终于有亚裔时，如果有亚裔候选人出现，那个亚裔评委便自己引退，或觉得没什么值得他投下一票。

　　尽管如此，凌德丽第一次便通过了筛选，评委认为她“非常符合条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同时通过筛选的还有一位叫Sheila Abdus-Salaam的非裔女候选人。她和凌德丽拥有相似的司法背景，都关注公共利益，也是一名助理州检察长。然而，她第一次便选上了法官，而凌德丽却落选。

　　凌德丽自我解嘲地说：“当然，我没有第一次便成功。就像广告所说的：我花了力气才得到它。”她指出，Sheila Abdus-Salaam“拥有强大的哈林区政治力量，以及进步的白人社区支持她的参选，她第一次便成功了。我呢？我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朋友。”

　　她提醒在座的人：20年前，没有亚裔政治领袖。没有亚裔民选官员。没有独立的亚裔地区领袖。只有几个亚裔政治俱乐部成员。也没有有组织的、有政治觉悟的亚裔社区。主流社会和亚裔社区“都没意识到有一个玻璃天花板需要打破”。

　　屡次通过筛选却最终落选

　　主流政治领袖把凌德丽当作“越轨”。当他们提到一个少数族裔女性通过了筛选，他们指的是Sheila Abdus-Salaam，而不是凌德丽，“我被当作白人或根本不存在”，凌德丽说。

　　下一年，凌德丽再度申请全郡范围的民事法官，也再度通过筛选，然而还是落选。第三年，有人告诉她，如果她退出，让另一个候选人无阻碍地当选为法官，那么下一个空缺就轮到她。凌德丽天真地同意了，以为当着数百人说的话应该算数吧。

　　然而，再下一年，凭着同样的简历、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推介，同样的申请。结果却是，她没有通过筛选。筛选委员会中那个唯一的亚裔代表，没有来投票。

　　那些通过的人中，有一个是市长的前财务官。“有人告诉我，那个人从来没上过法庭，即便有的话，他肯定从来没去过民事法庭，可是他却想成为法官。”

　　“没有政治骚动，没有愤怒，没有MSNBC评论，来谴责这种不公平。没有亚裔民选官员为社区倡导，或有效地组织亚裔社区进行投诉。没有人为我说话。”凌德丽感慨地说。

　　下东城竞选民事法官

　　凌德丽没有因此而放弃，她重整衣装，再次上路。这次，她在准备在下东城/唐人街竞争一个民事法官席位。

　　别人一直劝阻她不要在唐人街竞选，因为那是一个“犹太席位”，或“意大利席位”，理由是“因为一个犹太法官退休或一个意大利法官退休”。按这种逻辑，永远不会出现一个“亚裔”席位，因为那个区从来没有选出一个亚裔法官。

　　凌德丽还是勇敢地启动了选战，她母亲的车衣工会第一个宣布支持她。她的团队筹款、做选民登记、教民众如何投票、与族裔媒体互动、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当她获得拉丁裔、同性恋、妇女和进步社区的强大支持时，她的竞争对手突然退出了。“因为我正在获得强大支持，据说如果萧华支持的、来自他社区的候选人输了，萧华会显得政治上软弱无力。”

　　然而，事情并不从此一帆风顺。立刻就有传言，一个“犹太”候选人被推出来跟她竞争，因为亚裔社区被认为不会出来投票，而犹太社区总是出来投票，考虑到那是萧华的选区，应该对一个犹太候选人有利。住在上西城的对手花钱雇了一批人来下东城做联署签名请愿，那些人反而误导民众说，凌德丽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凌德丽在做宣传时，她和她的志愿者经常被对手的人包围着，他们试图恐吓她，甚至当她女儿的面唱“Chinky Chinky”来羞辱凌德丽。为了保护幼小的女儿，凌德丽只好把女儿送去了夏令营。

　　“那是一个艰难的战斗，坦白的说，没人想到我会赢。”但是凌德丽赢了！社区选民目标明确地投票给她，很多人平生以来第一次投票。

　　不要低估我们的社区

　　即使成为了法官，凌德丽仍然要与歧视作战。有一次，当她给一个律师常规延庭时，其对手竟然问，是不是用“中国日历”？

　　一个共事的法官，在一句话里连续说了几次“中国人救火演习”，来形容法庭杂乱无章，当凌德丽指出这是种族主义时，他竟然不认为这么说有何不妥。

　　凌德丽说：我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首先，永不放弃。如果必须的话，缓下来，舔干伤口，以更强壮的姿态回去继续战斗。

　　相信你自己，即使你来自一个不鼓励自信的家庭或文化背景。如果无法自然做到自信，就假装一下，直到你真地自信了。

　　即使面对种族主义，你也要继续前行。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是隐伏着的，它能把你吃掉，如果让它任意所为的话。

　　不要害怕寻求帮助。不要低估我们的社区。

　　凌德丽指出，华人社区已经跟20年前大不相同，遇到不公正再也不沉默以对。例如，华人示威抗议梁彼得受不公对待，抗议奥斯卡颁奖典礼丑化华人，抗议好莱坞把亚裔角色洗白，抗议错误检控亚裔科学家为间谍。

　　她指出，华人社区的行动挑战了”永远外国人综合症”，我们的社区也再不会容忍，当一个人出生在加州、纽约或印第安纳，由于他们的父母来自另一个国家，我们就被归为外国人，而不能与其他美国人平起平坐。

　　她说，打败”永远外国人综合症”的有用办法，就是我们通过投票来发挥政治力量，不是当方便的时候才投票，或当候选人是亚裔时，或只投总统选举，而应该在每一次选举中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