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养育”的是与非

齐亚玲 

一、“再养育”(re-parenting)的提出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强调童年经历的重要性，尤其是客体关系及依恋理论高度重视早年养育环境和母婴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能否这样认为：既然是病人（来访者、当事人，下同）早年的养育出了问题，如果分析师（治疗师、咨询师，下同）成为病人的“好父母”来治疗病人，让病人重新被“养育”一次，可否？

 

这种观点，就是精神分析历史上备受争议的“再养育”。这种方法的出发点为：假设病人的问题本质上是不良养育的结果，它可以在成年后被纠正。莱恩（Ronald Laing)在20世纪60年代，起初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完成了一些代表着英国反精神病学和人本主义运动的试验。在这些治疗性试验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玛丽·巴尼斯，她是约瑟夫·伯克(Barnes & Berke，1973)在治疗社区金斯利会所治疗的一个病人。玛丽被鼓励在躯体和精神上退行到婴儿状态，然后“再生”去体验全面的照料[1]。

 

二、“再养育”失败的两个著名案例

    

1924-1932年，弗洛伊德的弟子、匈牙利分析师桑多尔·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对病人伊丽莎白·赛文（Elizabeth Severn）进行了长达八年的艰难治疗。

 

治疗的前两年，费伦茨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效果，而赛文的要求越来越多。于是费伦茨和她在一天中的会面时间经常达到四到五个小时，甚至晚上都会有安排，还允许她参与他和妻子的假期旅行，在瑞士共度了一个暑假。赛文甚至要求费伦茨主动到她的住处进行治疗，在其资金困难的时候，费伦茨减少了她的咨询费用。这一系列的行为，使赛文产生了费伦茨爱上她的幻觉，把费伦茨想象为自己的“理想情人”。

 

不过，赛文对费伦茨的治疗还是越来越不满。费伦茨应她的要求，决定尝试“相互分析”。二人“相互分析”之后，费伦茨感觉他向赛文宣泄他的敌意和怨恨情感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赛文则报告说她比以往感觉更自由、对费伦茨更信任了，而费伦茨对其更真实。费伦茨曾写道：“相互分析似乎提供了解决之道。它给我一个去释放我的厌恶的机会。奇怪的是，这对病人有一种真实性的效果，她感到被支持；一旦我公开承认了我的能力有限，她甚至开始减少对我的要求。”

 

但是，费伦茨最后发现自己仍然无法满足病人的所有要求，“相互分析”陷入了困境，他只好重新转向传统方式进行治疗。可这时双方已经无法回到原来的分析关系上了，最终赛文不得不离开了费伦茨。病重的费伦茨终于省悟到:“相互分析”只能作为分析师在治疗技术上的最后选择，并且分析师对病人的要求的满足不能超出治疗范围的界限。

 

　1933年费伦茨病逝，这场精神分析史上最前卫的先锋试验就此中止了。

 

另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精神分析师拉夫·葛瑞森（Ralph Grissom）的女病人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

 

葛瑞森把梦露描述为一个“永远的孤儿”，一个需要引导、友善且坚强的女孩。分析工作尝试一段时间后，他觉得传统的精神分析对梦露没什么帮助，便开始在当日分析结束后与她一起吃晚餐，一起参加自己的家庭社交聚会，并鼓励他的孩子跟梦露做朋友，还让他的妹夫掌管梦露的法律事务，让他的女性朋友跟梦露一起同住。

 

葛瑞森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这些能创造一个茧蛹式的环境，让梦露体验健全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以此来弥补她在孤儿院和养父母家里所缺失的成长环境，帮助她有一个新的开始。

 

 

尽管葛瑞森做了很多努力，梦露仍于1962年自杀身亡，死因至今成谜。

三、对“再养育”的批评

  

1、“再养育”是分析师把自己的反移情付诸行动而过度纵容了病人的退行，失去了心理治疗的“象征功能”，也让病人失去了现实性和自主性，无法促进病人的领悟和心理上的成长。

 

心理治疗中一个常见的现象是：那些早年在心理上受伤特别严重的病人，会反复检验分析师是不是爱他，是不是会抛弃他，并希望分析师反复满足他内心虚弱的自体感，以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果病人早年没有被满足的心理需求像无底洞一样永远没底，无疑会诱发分析师内心深处强烈的无能、无力感。分析师如果不是通过适当的抱持、共情、澄清和诠释让病人获得领悟和成长，而是为了缓解这种无能、无力感，仅仅直接满足病人的愿望，这就是分析师把自己的反移情付诸行动，等于纵容病人过度退行，鼓励病人过度依赖自己，那么这类病人永远不会好起来。

      

因此，这种治疗病人的方法大部分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而不再被认为是适当的或者道德的。这种情况下的治疗师变成一个非常具有指导性而权威的人，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理想的父母，接受来自病人的强烈的理想化和其他婴儿般的原始感受。由于超越分析性设置以及所提供的环境过于舒适安全，分析师们多年提供具体养育体验的试验基本上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病人自主性方面的东西被牺牲掉了，病人甚至可能退行到十分危险和无助的状态中去。假设有人一一特别当这个人是治疗师对一个不再是儿童的成人行使其真实父母的工作时，他自己就必须处于无所不能之中。分析情景与许多其他治疗景一样，鼓励病人进行婴儿模式的暴露和表达，但很重要的一就是不要放弃治疗师父母功能的象征天性。如果病人本身已丧失对移情对象的象征天性的接触，治疗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时，分析师或者治疗师坚持维持一个现实观点就尤为关键。……精神分析的设置中经常会包含这种婴儿或儿童式的联系模式，但正如辛斯伍德(Hinshelwood,1997)在他的文章《治疗还是强迫？精神分析不同于洗脑》里所中肯指出的那样：这样的设置最终是服务于发展更大的自主性。分析师的目标是帮助病人修通或超越婴儿式的依赖模式，最终分析师会放下他的带着重大责任的有力位置[2]。

 

上文强调分析师的父母象征功能，确实非常中肯。精神分析各个流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是相似点更多：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重视“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克莱茵（Melanie Klein）重视“婴儿的幻想”，温尼科特（Donald.W.Winnicott）重视“过渡性空间”和“抱持性环境”，比昂（Wilfred  Ruprecht Bion）重视“容器”和“阿尔法功能”，拉康(Jaques Lacan）重视“欲望”和“镜像”，荣格(Carl Gustav Jung）重视“人及其象征”……总之，精神分析治疗主要是在病人的内心世界开展工作，在象征层面开展工作。如果分析师完全变成了病人的父母，直接扮演了病人父母的角色，那就失去了这个象征功能，自然会使病人混淆了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把分析师当成了真父母，自己完全变成了嗷嗷待哺的婴儿，失去了改变和成长的心理动力，其人格整合和成长更无从谈起了。

 

从根本上看，“再养育”的观点是对客体关系理论的误解。客体关系理论者并不鼓吹治疗师应该成为代理父母。他们并不在身体上抱持病人，修补旧伤痕，或是以其他方式取代病人原来的父母。他们主要是运用对发展的理解来提供一个治疗环境，引导病人更充分地运用在治疗中所得到的洞察力，然后从自然的成长过程中解脱出来[3]。

 

精神分析治疗强调“节制”和“中立”的重要，这为病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自由投射自己的想象、幻想；强调共情、面质、澄清和诠释等技术的重要性，这为病人的领悟和修通铺平了道路。其中，语言与非语言的表达，在心理治疗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心理治疗试图用语言、其他形式的象征或大家共同理解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尚处在潜意识的、难于表达和没有经过思考的事物[4]。因此，借助语言的移情与反移情分析是精神分析治疗的重中之重，而不是相反：将双方的移情与反移情付诸行动，以至于丧失觉察与领悟。

 

2、“再养育”直接满足病人的不合理愿望，缺乏心理治疗中必经的“恰好的挫折”，无法带来真正的“转变性内化”。

这种观点主要来自于自体心理学取向的分析师。科胡特（Heinz Kohut）认为：古老的自体客体需求并非因爱的客体的缺失而产生，而是由于更成熟的自体客体经验的缺失所致[5]。所以，记住共情作为分析中的一个观察工具和患者调动的对来自一个古老环境的共情回应的需要。最重要的是：区分替代分析的“纠正性情绪体验”和一个作为分析结果而可能的矫正性情绪体验。“纠正性情绪体验”一词是由法兰西·亚力山大（France Alexander）等人在一个认为可以替代分析的框架中提出的，即分析师应该有意地采取不同于创伤父母的行为方式。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不认为患者的需要（例如，共情性理解的需要）是本质上患者得不到的。它们必须通过缓慢的分析工作被释放，然后它们必须在修通过程中被保持来抵抗持续的阻抗（科胡特，1973年4月30日，朱一峰 译）[6]。

 

科胡特的弟子西格尔（Allen M.Siegel）进一步澄清了科胡特的观点。检视精神分析痊愈的本质，科胡特认为分析提供的是一个“矫正的情绪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而非洞识的获得。经由以一种神入的方式被了解，和一种结构建构性，而“恰到好处”的方式非创伤性地遭受挫折的经验，自体的缺陷得以被矫正。即使它与法兰西·亚力山大（France Alexander）对分析过程不幸的误解有不幸的关联，科胡特认为“矫正的情绪体验”这个词仍然是有用处的。由于唯恐被误解，科胡特强调他并非建议一种借着爱、神入的理解而来的矫正情绪体验[7]。

    科胡特的另一个弟子巴史克(Michael Franz Basch)也持类似的观点，但是说得更为透彻：治疗中常常会有这样一种具有误导性的做法，就是试图在治疗情境中向来访者提供所谓“具有矫正性的情感体验”，以替代他们早期生活中所缺失的部分。无论如何，治疗师不可能用“爱”来访者的方式让他变得健康。首先，治疗师不是来访者的父母。其次，来访者也不再是个婴儿或儿童，在来访者的生活里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使他的情况变得相当复杂。最后，假如爱、关注或者理解就是来访者所需要的全部，那么他完全可以在治疗情境之外去寻求，而不需要治疗师来向他们供给这些。此外，治疗师也遇过有类似童年问题并承受痛苦的人，甚至有些人会比他的来访者更痛苦，可是那些人并没有堕入跟来访者相同的困境。因此，治疗师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访者提出的主诉上，也不要放在来访者的早期创伤上，而应该关注来访者对于降临在自己身上的不幸所做出的反应。换言之，那些持久性的损害，不是受了情感创伤本身的影响，而是创伤后随之出现的发展停滞，在影响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这一方面的处理才是治疗应该关注的[8]。

 

总之自体心理学理论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成功的关键是要给病人带来“矫正性情绪体验”。“矫正性情绪体验”让病人得到分析师共情式共鸣的支持性回应，有助于病人内化新的自体客体体验。分析师中立、共情的态度有“矫正性情感体验”的效果，确实和来访者早年父母是有不同的，但这并不是分析师有意这样做，只是个副产品。病人迟早会认识到分析师不是“完美父母”，早年未能达成的愿望不可能完全满足，这是治疗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恰好的挫折”。当病人充分哀悼早年无法达成的愿望，“恰好的挫折”带来的转变内化作用导致的结构建立，病人才能发展出内聚性自体，然后会在分析情景外找到更合适的自体客体。

 

 经历这种分析过程之后的病人，通常会有类似的反馈：“咨询有时让我感觉很舒服，有时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有时还让我很痛苦，因为你并不总是按我期待的那样做。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我的想法、做法和以前就不太一样了。现在我的状态越来越好，周围人也觉得我变了。”或者：“最近当我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做时，我就想你在我身边的话会怎么说，我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去应对了。所以，我觉得可以离开你自己走了。”

 

四、荣格派的观点

 

荣格派分析师福德汉姆（Michael Frodham）在他的原初自性的理论基础

上，发展出了父母-子女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理论，修正了荣格把儿童看成是完全受父母的影响、没有个性或儿童完全为集体潜意识控制的思想，将儿童看成是自主的、适应环境的。荣格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荣格主张个体是自主的，个体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婴儿没有个性，完全受父母的潜意识控制，与父母处于潜意识的同一性中。福德汉姆通过对正常儿童的观察和对有心理问题的儿童的治疗发现，儿童的自性其实是在发出信号指示成人该如何做，他们是主动的，自主的。如果他们的自性的分解或重新整合遇到了麻烦，那么要么是因为成人没有很好地理解他们发出的信号，要么是因为他们吸收了成人的意识中许多负性的东西，如抑郁、敌对等(投射性认同)。福德汉姆发展出了一种革命性的婴儿一父母的关系的理论，它的核心思想是：不是父母创造了孩子，而是相互作用创造了彼此[9]。这种观点已经与当代的婴儿观察、客体关系理论、主体间理论相融，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再养育”观点的片面性。

 

荣格派心理分析家古根比欧认为，作为好的心理分析家，以下三种原型的心理素质是尤其重要的：治愈者原型、巫原型、炼金术者原型。分析师唤醒自己内在的治愈者原型，甚至唤醒来访者内在的治愈者原型，永远是心理分析过程极为重要的问题[10]。

 

在荣格派的心理分析中，主要运用的治疗技术是积极想象。根据荣格的说法，积极想象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让被分析者不依赖他的分析师[11]。分析师通过营造一个自由、受保护、涵容的空间，自然激活和唤醒来访者内心本来就有的父母原型、治愈者原型，在积极想象中充分体验、体会、体悟这些原型的能量，发挥原型本身的治疗功能，自然地达成来访者的自我疗愈及自性化历程。

 

比如，随着治疗的深入，在来访者的梦境、沙盘、绘画或雕塑中，往往会出现父母原型和治愈者原型意象：智慧老人、牧师、医生、护士、女祭司、圣母、观音、源泉、水井、海洋、果园、药囊、针灸、灵芝、灯光……这往往标志着来访者可以运用内在的潜能而自我“再养育”了，真正的治疗通常在这一刻开始产生作用。

 

当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分析师的陪伴、抱持、共情等，也必不可少。只是与很多分析师非常重视诠释不同，有些荣格派分析师并不把分析师的诠释放在中心位置，而是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很少做诠释，甚至不做诠释，也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尤其在多拉·卡尔夫（Dora Kalff)）创立的沙盘游戏治疗和意象体现技术创始人罗伯特·伯尼克（Robert Bosnak）的梦的工作中，更是如此。

 

在很多荣格派分析师看来，貌似很精确的诠释或过多的诠释，会干扰、破坏病人正在进行的体验、体悟，所以把握好诠释的时机、分寸很重要。茹思·安曼（Ruth Ammann）说：“分析师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加入不多的、恰到好处的评论，来使接受分析者正在进行的转化过程继续下去。可以用一个意象来描述：装有接受分析者心灵过程的容器正在蒸煮，分析师要小心翼翼地关注火候。不能让火熄灭，但是也不能让火烧得太旺，以免容器里的内容溢出来或者以其他方式被毁坏。我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言语分析中，分析师也需要类似的小心翼翼的态度。分析师的解释要达到这样的程度，不能让接受分析者觉得满溢出来，而是要让接受分析者觉得受到保护和鼓励。”[12]

 

五、 结语

 

 心理治疗是借假（病人的移情）修真（病人内心的自体-客体关系），但是双方若把“像父母”的移情错当成了“真父母”（失去“像”），失去了觉察和领悟，就无法收回各自的投射，治疗自然会失败的。

 

 “再养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持这种观点的分析师把自己的反移情付诸行动，直接满足病人的不合理愿望，失去了分析师的“象征功能”，过度纵容了病人的退行和依赖，让病人失去了现实性和自主性，治疗无法给病人带来真正的“转变性内化”。“矫正性情绪体验”让病人得到分析师共情式共鸣的支持性回应，有助于病人内化新的自体客体的体验，但也要有“恰好的挫折”带来的转变内化作用导致的结构建立。

 

对于如何治疗一个病人，精神分析各个流派虽有所不同，但相似点更多，总的治疗原则是：促进病人的领悟和修通，促进其人格成熟，最终能离开分析师独立成长。

 

                                             作者：齐亚玲

                                             审订：朱一峰

                                                    2018年

 

参考资料：

[1]《精神分析导论》（第二版）第254页，[英]米尔顿 等著，余萍 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2]《精神分析导论》（第二版）第254-256页，[英]米尔顿 等著，余萍 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3]《人我之间——客体关系理论与实务》第246-247页，格雷戈里·汉默顿 著，杨添围 周仁宇 译，心灵工坊，2013

[4]《言语与象征》第149页，[英]Barden N.，Williams T.著，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8

[5]《精神分析治愈之道》第161页，[美]科胡特 著，，訾非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6]《科胡特文集》，[美]科胡特 著，待出版

[7]《汉斯科赫与自体心理学》第205页，Allen M. Siegel编著；叶宇纪 译，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

[8]《心理治疗实战录》第256页，[美]巴史克 著；寿彤军 薛畅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9]《福德汉姆的后荣格分析心理学》，施春华 著，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0]《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第180-182 页，申荷永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荣格心理治疗》第166页，玛丽-路薏丝·冯·法朗兹 著，易之新译，心灵工坊，2011

[12]《沙盘游戏中的治愈与转化》第3-4 页，茹思·安曼 著，张敏 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