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印欧语的拟构
用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只能构拟出语言的一部分特征,主要是语音系统、词汇和构词法。最近也有人试图发现印欧语系古语言在句法和写诗技巧上的共同点,但是曾未获得理想的结果。
因为构拟形式只是一种假设,不能确定其实际的发音,必须在所有构拟形式之前加个*符号,来和实际的语言形式区分开来。例如,在原始印欧语中,“太阳”被构拟成
*sắṷel- 或者 *sāṷol-、 *suṷél-、*sṷel-、*sūl-、等等。
所以,*号前置表示该词汇实际上不存在,属于拟构词汇。
主要定律
通用:
英语:Grassmann's law 德语:das Graßmannsches Gesetz)是一条印欧语语言学领域的读音异化定律,它由德国数学学家、语言学家赫尔曼·格拉斯曼在1862年提出,是对格里姆定律的补充。
格里姆定律揭示了原始印欧语到日耳曼语演变过程中辅音的转换关系,其中原始印欧语中的送气浊塞音*bh、*dh、*gh先是转变为日耳曼语中相同发音部位的浊擦音,随后又变成不送气浊塞音*b、*d、*g。原始印欧语的这组送气浊塞音对应梵语的bh、dh、gh;拉丁语的f、θ、h;古希腊语的ph、th、kh。按:对于这组音音值的构拟,意见并不统一,有学者根据梵语拟为送气浊塞音,有的学者根据古希腊语拟为送气清塞音,但可以肯定这是一组送气音,所以有些语言学教材直接用A(aspiratae,送气音)来表示它。我们这里按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它是送气浊塞音。
例如:
梵语:bhrātar>英语:brother
梵语:vidhávā>英语:widow
拉丁语:hostis(源于原始印欧语*ghost-)>德语:Gast
从这个定律出发,我们不难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印欧语系中,日耳曼语中的b、d、g对应非日耳曼语中的bh、dh、gh。但在古希腊语和梵语中却出现例外:
梵语:[bo:dha:mi]
古希腊语:[pewthomaj]
古英语:[be:odan]
不难发现,古英语中第一个b不是对应梵语的bh、古希腊语的ph,而是对应其中的不送气浊塞音。这样的例外在把音节重叠(德语:Reduplikation)作为屈折变化的手段时体现的尤为明显:例如吠陀梵语有词根dhā-,由它派生的动词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形式并非*dhá-dhā-mi,而是 dádhāmi。
格拉斯曼对此作出解释:如果原始印欧语中两个相邻音节均包含送气浊塞音,那么梵语和古希腊语的第一个送气音被异化为不送气音。由此可以推测从原始印欧语到古希腊语的演化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个浊音清化的过程。[1]
例如:原始印欧语:*[bhewdhomaj]>过渡形式:*[phewthomaj]>古希腊语:[pewthomaj]
梵语则没有经历浊音清化的过程,所以读音异化后只是失去了送气特征,而依然保留了浊音的读法。
日耳曼语族:
格林定律是首个被发现的系统性音变,使得历史音位学诞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806年,施勒格尔首先注意到拉丁语的p对应日耳曼语的f。1818年,Rasmus
Rask把这个对应推广到其他印欧语言,例如梵语和希腊语,并包含了所有的辅音。1822年,雅各布·格林在《德语语法(Deutsche
Grammatik)》一书中发表了这个法则,并进行推广把标准德语包含进来。他注意到仍然有许多单词的辅音不能被这个规则解释,这些例外困扰了语言学家数十年,但最终被丹麦语言学家卡尔·维尔纳(Karl
Verner)解释,也就是维尔纳定律。
格林定律由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构成了连续的推移链。
- 原始印欧语的清塞音变成原始日耳曼语的清擦音。
- 原始印欧语的浊塞音变成原始日耳曼语的清塞音。
- 原始印欧语的浊送气塞音变成原始日耳曼语的浊的塞音或擦音(同位异音)。
这个推移链可以简单地表示成
- bʰ > b > p > ɸ
- dʰ > d > t > θ
- gʰ > g > k > x
- gʷʰ > gʷ > kʷ > xʷ
这里每个音向右移动一个位置,得到新的音值。注意在原始日耳曼语中,⟨b⟩, ⟨d⟩, ⟨g⟩,
⟨gw⟩所代表的发音在某些情况下是塞音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是擦音,故bʰ > b在这里应该理解为bʰ >
b/β,其余同理。在日耳曼语文献中,清擦音通常记做⟨f⟩, ⟨þ⟩, ⟨h⟩, ⟨hw⟩。
音变的具体细节仍不清楚,可能经历了许多中间过程。上文列出的推移链可能是一个“拉链”,按照1 >
2 > 3的顺序发生,每个音变导致音系出现空位,“拉”著其他音位填补空缺,进而引起下一步音变。也可能是“推链”,按照相反的顺序3
> 2 > 1进行,每个音变“推”著下一个进行,以避免音位合并。
过程也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
- 清塞音产生送气的同位音。
- 浊塞音变成不送气清塞音。
- 所有的送气塞音变成擦音。
这一过程会导致相同的结果。格林定律的这一变体常用在在原始印欧语的声门音理论中,这个理论的支持者很少。这个理论假设PIE的“浊塞音”原本应该是清的,所以第二阶段并不是浊塞音变清塞音,而是丢失了其他某种音节特征例如声门化或挤喉。这个替代方案也能解释维尔纳定律,在声门音理论的框架下,假设格林定律按照这一方式进行,更容易解释维尔纳定律。另外,清塞音变成擦音的音变也发生在原始印欧语到原始意大利语的过程中。
维尔纳定律(Verner's law),由卡尔·维尔纳(英语:Karl
Verner)于1875年提出,该定律描述了发生在原始日耳曼语(PGmc)中的一次历史音变,指出了,出现在非重读音节的末尾的清擦音*f,
*þ, *s和*x,经过浊化转变成了*b,
*d, *z和*g。
疑团
发现了格林定律以后,在运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规则现象。原始印欧语(PIE)的轻塞音*p,
*t, *k按照格林定律本应该在原始日尔曼语中分别转变成*f,
*þ(齿间擦音)和*x(舌根擦音),通常情况下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在一大批的同源词中,以其在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和波罗的语中的形态可断定其PIE音素是*p,
*t, *k,在日尔曼语中却表现为浊塞音*b, *đ, *g。
起先,少许的“异常”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学者们更热心于发现更多“规则”的实例。然而,终究还是有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不再满足于这些“听话”子集,而是决心要构建出普遍适用的“无例外”的音变规则体系。
一个由PIE的*t到PGmc的*d的典型例子是*ph₂tēr(“父”,*h₂表示喉音,e上的一横是长音记号)与*fađēr的对映(而不是预期的*faþēr
)。有趣的是,同为亲属称谓且结构也相似的PIE:*bʰreh₂tēr(“兄弟”)所对映的PGmc:brōþēr则完全符合格林定律。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经常会发现,与PIE:*t对映的*þ和*đ还可以分别出现在同一词根的不同形态中,如*werþ-(“转”)字的单数第三人称过去时为*warþ,而复数型和过去分词却作*wurđ-(加相应的屈折词尾)。
解答
卡尔·维尔纳第一个开始去探求,究竟是什么因决定了这两种结果的分配。通过观察,他发现,这些发生了不按“规则”的浊化的清擦音不会出现在词首,而且前临的元音在PIE中都是非重音。在现代日尔曼语中重读音节多固定在词首,但是原始的PIE重音位置很多都在希腊语和早期梵语中保留了下来。*ph₂tēr和*bʰreh₂tēr之间最要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重音在第二音节,后者却是位于词首(cf.梵语的pitā́和bhrā́tā)。
类似的,*werþ-和*wurđ-的差异也因重音位词干和屈折词尾(首音节轻读)的不同而得以解释。还有其他一些符合维尔纳定律的例子,比如:现代德语的ziehen |
(ge)zogen(“拉”)< PGmc. *tiux- | *tug- < PIE *déuk- | *duk´-(“引”).
维尔纳定律还有一个伴随产物:即在此规则下,PIE中的s在PGmc的某些词中转变成了z。继而,在斯堪的纳维亚语和西部日尔曼语支的德语、荷兰语、英语和弗里斯兰语中,z又转变成了r,维尔纳定律解释了某些屈折变化中/s/和/r/的交替。比如,古英语动词ceosan(“选”,现代英语作“choose”),复数过去时为curon过去分词为
(ge)coren < *kius- | *kuz- < *ǵéus- | *ǵus-(“尝,试”)。假如声母未发生转变的话,coren的词形可能会一直保存在英语中(cf.
kiesen :
gekoren(choose,古语))。但是维尔纳的/r/在“were”(现代英语系动词“是”的复数过去时)中就没有被磨灭——were
< PGmc. *wēz-
与was(“是”的单数过去时)对立。类似的lose(英语lost“丢失”的弱化形)也有一个forlorn与之相配(cf.荷兰语verliezen :
verloren;在德语的对映词中,/s/已经磨灭,lose对映为verlieren,forlorn对映verloren)。
维尔纳定律的时限
日尔曼语言发生了重移至词首的转变之后维尔纳定律就不再适用了。因为古语的重音位置才是导致此类浊化的必要条件,从清辅音向相应浊化变体转变所依赖的环境被重音的移动取消了。然而最近有观点认为维尔纳定律在“后”格林定律时代仍然有效。专家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即使转化方向相反最终结果也有可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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