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脑中风协作组美方专家组组长道格拉斯

1982 年,道格拉斯高中毕业后,进 入犹他州的杨百翰大学学习化学专业。这 是全美最大的一所教会学校,隶属摩门教。 校内教规颇严,新生在入学时,必须签署 一份约章,包括不饮酒、不吸毒、不抽烟, 甚至不喝咖啡或茶。该校只有四分之一的 学生可以在五年内修完课程顺利毕业,因 为修完第一学年后,有近八成的学生都会 依照摩门教传统,出外做两年传教士。

很幸运,道格拉斯成为那四分之一中的一员,顺利从杨百翰大学毕业而没有 成为一名传教士。然而,这五年对道格拉 斯几乎是一种煎熬,因为他不喜欢化学,“在这里的学习仅仅是实现我职业梦想的 一个阶梯,我的终生职业将是一名医生而不是一位化学家”。

1987年,道格拉斯终于如愿进入密歇根大学,成为一名医学生。四年以后,他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普 通外科的住院医生并在爱荷华大学医院和 临床中心学习、工作。他在这里学习和工 作了五年并顺利结业。1996 年,道格拉 斯进入哈佛大学附属医院做了一名血管外 科医生,正是在这里,道格拉斯第一次接 触到了 CEA”。他说 :“在这里,我学了 如何完美地做好 CEA。”

第一次见到道格拉斯,是在卫生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作为颈动脉内膜 剥脱手术(CEA)专家被特约列席。那 天的会议室可谓群贤毕至,道格拉斯静静地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微微含笑, 看着每个人上台发言。

这是道格拉斯来中国进行CEA指导的第八年。

很多处于病痛中的人,他说,他很荣幸, 也为此感到快乐。他的朋友卫生部脑卒 中筛查防治委员会中国区专家组组长张 勤奕教授称他为“21 世纪的白求恩”,不知道听到这样的赞誉道格拉斯会有怎样 的反应。

2002年,犹他州的LDS医院邀 作为血管外科医生,能来中国帮助 请道格拉斯去那里工作。在那里道格拉斯遇到了美国著名的外科医生Donald•B•Doty教授,这是在全美心 脏学界最受尊敬的人,也是他父亲最好 的朋友。

Donald•B•Doty教授一直致力于 CEA 在中国的推广和普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Donald•B•Doty 教 授 曾 多次访问中国,在北京阜外医院、青岛人民医院等医院指导CEA手术,并为中国培养了很多外科医生。与此同时,他 也见证了在美国及其简单的 CEA在中国推行普及是何等艰难。

几十年过去,Donald•B•Doty 教 授已经年迈,他需要年轻的、为他所信任和赏识的医生去中国完成他的心愿。 这时,他遇见了好友的儿子道格拉斯, 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年轻,有活力, 有着对事业的热情和执着。

一个平常的午后,道格拉斯接到了Donald•B• •Doty 教授打来的电话。

“道格拉斯,你最近忙么?” “我很忙。” “无论多忙,你都要停下来到中国去!”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帮助我的学生张勤奕开展 CEA 手术。

“CEA 很简单,中国还没有吗?” “中国做的很少。” “为什么要我去?” “这项事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你的一生都很重要!”

当前辈 Donald•B•Doty 教授不停鼓励他“你必须去,因为中国值得你去”时,道格拉斯似乎听到了内心的召唤 : 我要去。一路坎坷。道格拉斯从犹他州乘飞机到盐湖城,与预先约定的“接头人”王乃栋教授会和后,一起到了西安,才见到了 Donald• B•Doty 教授的学生张勤奕。第二天,道格拉斯尚未掸掉仆仆风尘,就开始与张勤奕一起参与了一台 CEA 手术。这是他在中国的第一台手术,虽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很成功。“我第一次手术的时侯,感觉非常困难,我异常担心手术不能成功。因为病人的血管状况非常糟糕,几乎已经全部梗阻,必须让这一段血管重新开放。 如果我不能够很好完成这个手术,他的生命就会消失。值得庆幸的是,我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病人有轻度脑中风。手术以后,病人的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马上就消失了。”

每天都要做的,对我来讲已是轻车熟路, 但是在中国,CEA 确实有很多地方非常需要帮助。尽管我认为自己只是尽了绵 薄之力,但对于张勤奕教授和这里需要 指导与帮助的其他医生来讲,我却成了他们的及时雨。我愿意提供这种雪中送 炭式的帮助。”

事实上,来中国访问并做手术指导, 对于道格拉斯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他需要做出很大牺牲。道格拉斯在美国 拥有自己的诊所,“我只能利用假日来中 国,并且还要在来之前赶时间将工作尽 量做完。回去以后,还要花一段时间将 落下的工作补齐。最困难的是,我要花 整整一周的时间来倒时差。”

每一次来中国之前,他通常都会和他的病人讲 :“我就要去中国了,那里有很多人需要做 CEA。在这段时间,你们可都不要生病。”他还特别自豪地强调 :

“我的病人知道我要来中国做 CEA 这件 事,他们都非常认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而且,我们团队里的同伴也非常支持我。”

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开展 CEA 治疗, 道格拉斯与张勤奕一起策划并创建了中美脑中风协作组。回到美国后,道格拉斯在犹他州召集了很多医生同他一起带着仪器来到 中国,支持中美脑中风协作组的工作。然而在中国, 他们的劳动并不能获得像在美国一样丰厚的收益。在美国,一名血管外科医生的平均年薪是30万美元左右;而在中国,他们的 劳动变成了完全不发津贴 的公益行动,并不能获得丰厚的报酬。即便如此, 每到一个地方,所有人也都会全心投入工作,因为他们在意的只是为中国的病人做了多少有益的事。

这些年,道格拉斯深切地体会到 CEA 在中国开展的艰难。“在中国,CEA 非常难做。这种困难来自于病人严重的病情。患者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直到万不得已才来就医,这就 使得 CEA 的风险系数大为增加。”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脑中风与颈动脉有关, 而基本的防控依旧没有人重视,包括政府和医院。道格拉斯认为,改变这种状 况一定要求助于政府,一定要获得政府 的支持。

于是,道格拉斯决定跟随张勤奕一起拜访卫生部副原部长王陇德。当与王部长坐在一起讨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做这项工作时,道格拉斯说 :“我把我的孩子留在美国,把我的妻子和喜爱的工作留在美国,我为什么要放下一切来中国做这项工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是有益于所有中国人的, 我值得为之付出,也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一定会更成功!” 他说,美国人有着强于中 国人的疾病预防意识他们大都知道颈动 脉狭窄会导致中风,所以很早就会去做 筛查,及早发现,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控 制住病情,而中国人很少知道这些。在 中国,他见到的病人的病情都较为复杂, 有的已经到了晚期。如果能有机会在中国完整地工作一年,道格拉斯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做 400 例以上的 CEA。

王陇德在2009年4月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脑卒中筛查及干预——一 项被忽略的国民保健工程》的文章,呼 吁所有人关注脑卒中,关注颈动脉狭窄 造成的对生命的潜在威胁。接着,“脑卒 中筛查与防控工程”在王陇德的组织和 领导下,得到了卫生部部长陈竺以及马 晓伟、尹力等领导的大力支持。

努力终于获得了认可,道格拉斯用他的行动向中国这片他所热爱的土地示好,向他最倚重的 Donald• B•Doty 教授兑现最初的承诺。

道格拉斯每年都会来两次中国,他 分别称它们为“春季中国行”和“秋季中国行”。

道格拉斯说他越来越喜欢来中国做这项工作,因为在美国,做一例 CEA 仅仅是在为一个病人服务,而在中国,他 可以通过做一例手术教会一大批医生, 进而为更多的病人服务。道格拉斯很享 受这种“为人师”的感觉。

道格拉斯是血管外科专家,在美国, 取得这样的资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至少要经过12年的努力。在美国,虽然挂专家号不像中国这样困难,但是仍有很多人因为没钱而挂不起专家号。为此,道格拉斯曾经和他的秘书有过激烈的争论,因为道格拉斯总会为挂不起号的人免费治疗,而他的秘书就会很生气,因为这会使诊所的经济利益受损。

八年与中国的近距离接触,让道格拉斯对中国的医疗充满了信心。“也许,做一名医生,在中国要比在美国更难 一些。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与六年前相比,中国目前的医疗服务水平进步很大。中国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

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但我非常高兴能够 服务于中国,尽管经常会碰到一些困难。 在最艰难的时刻,我甚至感觉这项工程就要终止了,我为不能再为中国做一点什么而感到遗憾。但是我的理想让我继续前进。”

Douglas J. Wirthlin, 译 音 道 格拉斯 • 沃瑟琳。1964 年 3 月 24 日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7年毕业于美国犹他州杨百翰大学,取得化学专业学士。1991 年,从密歇根 州的密歇根大学结束医学专业学习。 1991 年至 1996 年,任爱荷华大学医院和临床中心普通外科住院医师。 1996年到1999年获得获得哈佛大学 附属医院血管外科研究生资格。2000年,在阿拉巴马州约翰柯克林诊所伤口护理中心医疗主任。2003年任犹他州 LDS 医院和卡顿医院血管外科主治医师,擅长颈动脉血管内膜剥 脱术。2002 年开始,与美籍华人医生王乃栋教授和中国留美医生张勤奕一起筹建中美脑中风协作组,连续八年往返于中美两国,积极为中国做颈动脉血管内膜剥脱术的指导,任中美脑中风协作组的美方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