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戴文葆先生（1923—2008）百岁诞辰。他一生经历时代的风暴，困窘于身，但心志坚毅，为新中国出版事业贡献非凡，让人永远珍怀萦系，特草此文，以资纪念。

 

一、特殊的文缘与书缘

我从大学时代读戴文葆先生所编、所著的书，参加工作不久，有幸结识了，亲接謦欬，之后越走越近，成为他众多青年朋友中“特殊”的一个。

我有幸结识戴先生，不愧为我人生一快事，如此地走近他，相交十多载，更是平生中一大幸事。可以说，戴先生是我出版上真正服膺的导师，为我的人生注入了精神上的底色、坚守出版的力量。

我最早知道戴先生是从《读书》杂志上读到他经常发表的书评文章，感受到他新颖的思想、纵横古今的知识和秀出书林的文笔。

研究生阶段，读到由他编辑并作序，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霭利士《性心理学》（三联书店出版，潘光旦译），尤其敬佩。

这是当时一部“突破式”的出版物，令人叹绝的是译者潘光旦的注释，采择古籍，与原书内容印证与阐发，体现出东西方人“此心同理”。戴先生特为之序，介绍其价值与特色，也兼述发现、整理过程，我当时已经决定选择走编辑出版道路，似乎从门外打探了一次编辑出版的堂奥，自然而然地对戴先生产生敬仰之心。

 

一

1987年7月，我入职中华书局，9月，戴先生与书局周振甫先生获得首届韬奋出版奖，被视为出版界泰山北斗式的人物。

 

1988年的夏天，我筹划《道教典籍选刊》出版工作，与一位作者，中国道教协会《中国道教》杂志主编李养正先生来往较多，闲谈中，我向李先生吐露出对戴文葆先生的敬意。

李先生说，他和戴先生很熟，正在联合主编一套《道教文化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当即，我请李先生为我引荐拜谒，因此得缘，走入戴先生寓所东总布胡同。

初次见面时，他递给我一张三联书店的个人名片，名字后面写着“高级编辑”。

第一次相见，就预示着我们这场“忘年交”的良好开端。他告诉我，自1962年因失去工作，蒙中华书局收留成为临时工，在“近代史”组谋食，工作上编出了《谭嗣同集》（方行编）、《严复集》（王栻编）、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他戏称自己为戏称“员外郎”，在书局“工作”前后三四年，文革开始后离开。1977年复出工作后，为中华书局继续编辑加工过未完成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原来我们有如此文缘，一下就拉近了心灵上的距离。

经过这次交谈，我强力感受到，戴先生广博的文化素养，热心为人的精神、是一位有着永远年青的心长者。

 

二

认识戴先生后，我就不时去串门，他住房与我办公室骑自行车不过十来分钟。

和戴先生来往，每次我都能得到很多启发、感悟，让我犹如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开阔了视野，也接通了全新的行业及文化界的人脉，尤其提升了自己对编辑、出版、学术研究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学术思路、如写作上，我除了按程式继续撰写学术论文外，开始学习以比较活泼轻松的文笔写书评一类的文章。

1991年中，戴先生电话招找我去他家，告诉我，三联书店计划和台湾锦绣出版公司合作，编一套《中华文库》丛书。丛书以通俗的文字，介绍中华文化主题的书籍，每种十五万字左右，在台湾与大陆分别出版繁体与简体字版。建议我利用这个机会，承担一种，题目可以自定，一年左右交稿即可。

这样高规格的出版计划、自由的选择著作，是多么让人欣喜的好事，戴先生如此器重并信任我，让我内心充满了感激，自然领了他的美意，答应尽快确定一个选题交给他。

当时，我在书局正审读美国华人哲学家陈荣捷的《王阳明<<font face="宋体">传习录>详注集评》一书，我就想利用这一机会，拓展自己的学术疆域，选择以王阳明思想为范围，拟书名为“超越与回归——王阳明的智慧”，写出题纲后，就登门与戴先生交流，戴先生当场认可我的写作思路与观点，嘱咐我尽快写出样张，通过后就与三联签约。

然而，戴先生为我创造的大好机会，我却最后完成，因为不久，我被朋友拉去组织中小学教委图书馆项目，继之，又参加了戴先生主持的《传世藏书》点校工作，加之，儿子才出生不久，分身无术，就没有精力写作，对我的爽约违命，戴先生一句也没有督责于我。

 

三

戴先生对我还有更出人意料之外的关爱之举：

我在专注处理古籍类稿子的同时，也心机萌动，开始策划一些选题，每成一项，都最先向戴先生汇报。因此，戴先生对我有关出版的构想及参与的实践了然如胸，包括策划、编纂“新万有文库”、《中华道典》、《域外汉籍丛刊》等，我都与他畅叙过。

我从1988年开始之后五六年间，大约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文章。每次发表的文章后，总是第一时间呈宋戴先生一份，

1993年，戴先生告诉我，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筹划编辑出版一套“中青年出版家论丛”首批十位，每人一本，每本不超过二十万字，论丛收录中青年关于出版的思考，此外则附一些出版者个人的学术论文。他向编委会推荐了我。

我一听闻，有点舌不能翘，因为我除属工作单位名声显赫外，个人在学术文化上的成果尚十分浅薄，但戴先生却以“中青年出版家”视我，我内心震惊之余，深知不敢自我膨胀。

我深知此念出于戴先生之荐举，之所以深契于我者，实欲于出版有所作为，且倾情于学术及出版之实践，所积亦差可云。

我自然不好公开弗了戴先生的美意，将所刊所撰的文章拟了个目录，冠了《汲古新编》的字样，又别题为《三十文录》交差了事。

由于我的敷衍态度，“中青年出版家论丛”自然落选。

 

二、追随《传世藏书》的脚步

 

我从体制内离开后，参与主持《传世藏书》文化工程，与戴先生的推举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我全职、深度参与后，对戴先生的参与及贡献知之最多，认识最深。

 

一

社会上大多数人都知道季羡林先生是《传世藏书》总主编，其实总主编之下分设多个主编，其中就包括戴文葆、王利器、傅璇琮、钱伯城等出版名家。其实，《传世藏书》项目戴先生居组织首功。

首先，戴文葆有多重身份，既是出版方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名誉总编辑，《传世藏书》作为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出版项目，从一立项就备受戴先生支持、关注，而投资方很荣幸地借用戴先生与海南文化事业的这样一层关系，作为大发展的起点式保障。

古籍整理出版也是他所熟悉的领域，投资方聘他担任主编之一。

不仅是《传世藏书》需要的绝佳人选，更是《传世藏书》发展的庆幸与依赖。

戴先生以丰富的出版实践，为《传世藏书》提供最宝贵而独到的经验、教训，让《传世藏书》得以走上健康、正确的发展道路。更为重要的是，戴先生在文化界、出版界、学术界相知遍天下，而他丰富的古典学养与长期职业编辑生涯形成了他的选择标准、认识标准。

 

戴先生以他一如既往对新事物的关注和青年一代的厚爱，积极地投身其中，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职业出版家的姿态，积极擘划选题方向，从自己熟络的学术圈中，遴选了一大批古籍整理专家，并一一与之联络，以他独特的方式把这一宏大的构想与专家学者进行交流、沟通，亲自到上海，到南京，到全国各地进行项目推广与组稿，

为因戴先生的全力支持、参与、指导，《传世藏书》高调启动、快速开展。可以说，因戴先生的热忱呼吁、推荐，《传世藏书》在出版界、文化界、学术界得到空前的信任、关注、支持，一大皮专家学、编辑热情投入其中。

可以说，新中国乃至于二十世纪，还没有一场纯学术活动能象《传世藏书》一样，聚集如此广泛、规模的学术文化力量，戴先生当居组织首功。

 

二

 

《传世藏书》出版工作启动后，我就受邀成为首批点校者。1993年春天，投资方在海南召开第一次专家学术研讨会，我受邀以编纂专家身份参会，而且是最年轻的专家，一位未满三十岁的编辑与国内德高望重的人一起，是戴先生全力推举、用心超擢我的结果。

1993年春天，我偕夫人一起与戴先生赴海南参加《传世藏书》的编纂研讨会。行前，戴先生托我代订机票，专家团队仅戴先生是孤身一人。会议期间，我们就成了三人行。

在环岛旅行时，一路饱览风光，品味美食，我们为他拍了许多的照片，尤其是在三亚，看到他真正放松的样子，我们的亲近程度加深了，当然，他也更加了解我以及我的工作、生活状态。

一天晚上，我伴他在海边散步，他认真对我说，《传世藏书》出版规模宏伟，投资方实力强大，这么庞大的工程，需要参与的专家不严重不足。你受过名校名师的严格训练，又具体从事古籍整理编辑工作数年，劝我贡献一份力量，我也就坦然接受了他的建议，接受了“工作委员会成员”一职。投资方对工作委员会成员的遴选很是严肃的事。

会上，最让我感慨的是，戴先生将我定位为专家，环岛讨论，一路与我交流，细商诸事，交情日增，无话不谈，得以深知其为学之精，自是另外的收获。

 

三

 

1997年8月，我应诚成集团负责人刘波之邀，主持《传世藏书》宣传推广工作。在和刘波多次深入交流后，我承诺，帮忙为期三个月，负责将《传世藏书》宣传推广工作开展起来，并达到一个高度。

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新闻方面的工作，在朋友、同学的帮助下，在集团的支持和投入下，宣传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媒体最高频率达每周数篇，三个月共发布近百篇，掀起了一股《传世藏书》“旋风”。

如此重大的事件与轰炸式宣传，引发海外媒体的关注，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专程采访我，随后在台湾“中央日报”发了整版的报道，标题是“大陆推出新四库全书”，我又发动资源，将此文在影响力最大的《参考消息》摘发。我自己也感到承诺的宣传工作达到阶段性高峰，可以向刘波交差。

此阶段，中华书局来了新领导，对考勤抓的很严，我不得已常常违规，《传世藏书》宣传工作告一段落，就回归中华书局正常上班去了。

没想到，这个报道在集团内部引发过一场“风波”，过程我浑然不知，是“风波”平息后一段时间，参与见证这次“风波”朋友彭明哲告诉我，并说：“是戴先生主持平息了这场风波。”戴先生告诉在场的争议者：“卢仁龙做的宣传工作很有功劳，他是真正懂古籍整理的人，是《传世藏书》工作队伍中最缺少的人，你们应该请他多参与这项工作才是。”

1998年初，刘波要我从中华书局辞职，全职加盟诚成集团，并委以总裁助理，组建文化宣传中心。因为对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心血，对投资人刘波的文化情怀十分敬重，我接受了刘波的邀请，从此开始离开体制，进入社会出版行列。

 

三、新时代出版典范

 

戴先生的出版活动可谓与共和国的出版文化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本人更是新中国出版史上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他获得第一届出版界的最高奖——韬奋奖，可谓当之无愧！当然，这一奖项的获得，与其说是对戴先生出版事业的认可，更不如说，戴先生的获奖真正提高了这一奖项的文化含量与价值标准。

 

一

戴先生走过了曲折而伟大的一生，是耸立在现代出版史上的一座“奇峰”。他的出版生涯集中在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他对三联书店的恢复与发展，可谓居功甚伟，也正是戴先生的积极参与，与三联书店日后成长为以精品学术文化为定位的出版机构有着莫大的关系。

有关戴先生的一生经历和事业成就，在戴先生去世四年后，由人民出版社编辑的《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戴文葆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史料丰富。读之，对戴先生了解更多更深。

戴先生一生编书无数，我所读所知十分有限，没有能力表其功，彰其绩，但我想，戴先生所化之无数精魂，象春风细雨一样，润泽读者。

戴先生有过人的才华，中英文皆佳，文笔秀出时代而坚守出版事业，是出版界的公认全能型选手。虽抛荒弃野二十多年，复出之时已经年近花甲，却总是接受一个又一个只有他有能力措手的编辑项目。

戴先生从事出版一生，懂西学、古籍、编辑出版，三位一体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为数不多，戴先生是其中的凤毛麟角。却没有做个岀版机构部门主任以上的“官”。一生经手编辑的图书上也罕有他的名字。我之所以称他为“文化布衣”，想来不无心酸之感。

戴先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策划、编辑图书，热心全文化出版行业，帮助、鼓励出版人才中，他如此热爱出版，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一见到新的有价值的书稿，新的有想法的朋友，就充满了激情，释放出真情，却忘记自己的撰述与编著。

戴先生是一个联系广泛、朋友众多的人。开会、写信、通电话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而高难度的稿件编辑又让他劳而无获，早年文彩飞扬的文笔无暇再遣，以他敏锐的思想、多姿多彩的文笔，著述对其而言，显非难事。

因为他是文化布衣，又经历了非凡和曲折的人生，呈现出气象万千之态。他的事迹如散落的珍珠，或大珠如盘，或细微如纤尘，让人眩目，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场景的突杂性，无从拾缀。

检点戴先生所撰文字，结集的仅有《新颖的课题》、《寻觅与审视》《射水纪闻》及学术散文《月是故乡明》等数种个人著作，另有《板桥札记》点校本传世而已。戴先生去世后，所著《历代编辑家列传》2020年面世，并得知《戴文葆书信集》已经由李频教授编就，面世可期。戴先生的文化面貌终于在世人和后辈中清晰许多了。

 

二

戴先生是出版文化界中罕见具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人。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最具体地表现在他著作立说上，尤其是日常举止言谈中，而不是台上报告，或发表在名报要刊上鸿文。最能窥见戴先生的精神世界的是与他相谈（包括电话），读他的信札，纯真率性的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戴先生是学国际政治出身，又长期从事政治类重要出版物编辑，他始终在观察与思考，随时随地在朋友、同行的交流中倾心而论，他永不停歇的思考与不断的工作，让他既感到满足充实，也有内心的压抑。

他日与社会各界相接，在至交好友间，尤其是书信中，则多对时政的评论，对未来的忧思，体现出他知识分子的本色。

我常常见到戴先生苦闷和愤激的一面，包括给我写信，他总是“我手写我心”，自由铺开来去，中间多对社会问题表达“尖锐的”看法。

他是出版界一个有思想意见的人，内心深处是“孤愤”的，既有对社会的观察的思想意见，也有长期生活的形影只单的因素。但僵化的色彩在他身上和文字中是完全看不到的。

我与他独坐或电话中，总是听他由事而感发，从他的身体动作和语言表达中，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痛楚，但他从不在我面前讲他痛苦的往事。他病切骨髓的生命经历与坚定的信念相冲击，佐之以生活的困境，让他晚年的最后时光陷于书海之中而欲罢不能。悲夫，青史谁记？

他的我曾多次和他讲，八十多岁了，自己和自己和解，释怀一下，利于身体健康。

 

四、一曲文化悲歌

 

戴先生在年过半百之后，终于摆脱了华盖运，之后得以平反，开始了他编辑生涯的一路狂奔，直到最后两年卧病去世。为编辑出版事业奋斗终生。令人遗憾的是在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观，而且远逊于同时代的朋辈们。

他是谋书而不谋生。走进他西总布胡同的家，满地堆的是书，靠窗有一个书桌，前后一对书柜，里面多放着各种纪念品、小玩具，贺卡、名信片尤其多。我多次看到他桌子上放着小酒杯，边上摊开着花生米，这应该是他生活中的常态。

戴先生因历史的“误会”而遭遇了二十多年非人待遇，流寓荒野，妻离子散，几乎丧命数次，复出后禁口不言。其实，他一直没有释怀于心，他的郁积于胸的块垒，我们还是能从他有时激愤的身体语言和长时间的电话中感觉得到，这也可能是他最后脑痿缩之前“啰嗦”表达的内因。

九十年代，戴先生在《出版工作》（改为《中国出版》）上撰写的中国古代编辑家系列，大概是想系统地写一部中国的编辑史。我也期拜读，不时与他交流。

他对中华书局图书馆资料熟悉，蒙他不弃，我一度有幸成为他的“书童”。他当然十分客气，但却是“不厌其烦”地借用，他所撰“出版家列传”，后期资料所缺部分主要由我替他借取。

写“历代编辑家列传”，这本身当然不是一项学术难度性很大的事情，但是凭戴先生的修为，去费心撰述这样述而不作的书稿，我也对此坦率地讲了看法。

我记得帮他借过阮元、刘鄂等人的资料，但现在公开出版的《历代编辑家列传》没有这两个传主，是不是因为我“打击”他的结果？

我一直以晩辈身份劝戴先生应该摒弃杂务，退出工作，专心撰述。但他总是受外界“牵连”。我所知道的，他编《南海诸岛》为出版社创收，又是碍于情面，花大工夫辑张闻天译文集。对于前书的出版，戴先生自嘲为回归到中学水平中去了。至于后书，工作之繁琐，理应由他待坐而问，不必亲历亲为了，而他却十分认真地对待。

这对于腹笥甚丰的戴先生来说，理应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然而他还仍处在这样那样的“编书责任”包围圈中，他除了“自虐”和“忘我”以外，还有什么？当然，我知道这是他置己于度外，不敢拒人于书斋之外的文化品格所决定的。

 

五、无尽的感怀与思念

 

一

 

1992年开始，我在本职工作之外，参与社会出版，主要是中学图书馆装备项目。这是一项社会文化建设，我感觉到很有发展前景，虽然通俗类作品不是我的长项，但在参与过程中，兴趣越来越浓，产生了取法前辈们创建的《万有文库》，编成“新万有文库”的构想。

在参与这项工作中，我主要是利用非上班时间，还要回避单位同事，这样宏大的工作设想，必须找人交流，我第一想到了戴先生。

 

深知历史和当时出版状况的他，十分认可、赞同我的想法，鼓励我干。得到戴先生精神上的加持，我就放下了“不务正业”的想法，去策划、编辑涵盖中小学知识和视野的各种丛书，而且取法戴先生的文笔，每种书都取新颖的标题。三年之中，完成了上千个产品，成为我出版工作上最充实和收获的一段时光。

我从数年磨一书的专业编辑到拓展为新潮的社会图书编辑，而且是兼职，心理上的冲撞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坚实的力量予我纾缓内心的压力，以一人之力，让我超负荷地冲刺“新万有文库”，是难以言喻的。

我的亲身所受戴先生指点，难以言尽。最核心的是，戴先生将尚处于迷蒙、孤独的编辑工作的我，引向了一条光明的康衢大道。

 

二

 

这里讲述几个我和戴先生亲历的片断。

有一次春节前夕，我打车送戴先生去车公庄的外交学院。路上，戴先生给我讲，每年春节或中秋，都要到此一趟，看望已八十岁的师母（惜忘其名，好像是张明养先生的夫人）。我想到，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学生，每次要从东单几转几转地到车公庄，看望已故老师的夫人，态度之谦和，处事之认真，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又有几人能如此？

1998年春节，我接戴先生去家里过春节，他欣然同意。那时，我们在通州果园有一处比较宽敞的房子，一大家子往一起，总共十个人。我知道他平时和女儿一起生活，女儿工作忙，我去他家时，偶尔见过面，大多数时候都是他一个人，因此趁春节一起请他来我家热闹热闹，也是感谢他对我的关爱、帮助。

戴先生大过节的，能到我家一起喝酒，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感受，这是种特别的“殊荣”。

或许因为走入家庭的缘故，戴先生之后在电话还是面晤中，多次对我说，那怕有独立的一个生活空间也好，无人打扰，更无须人照顾，养老归终。

听罢此言，我心中很凄然。我很清楚，东总布胡同那栋人美社的职工宿舍，狭小的三间，越来越容不下他日益增多的书，他向我借的《清经解》第一卷，也因压在书堆里而无法归还，而我自己也无力从那重叠得不再重叠的书堆下面寻找这部书，因为他书房里的书山实在无法在他已有的空间中有一次周转的可能。再看看他狭小的书桌上铺满的来信和未写完的书稿，我心中更是不忍。

作为出版名家、文化名人、那种闪耀的光环竟然无从改观他那阴暗而又不失潮湿的住地，这是现代文化布衣的悲剧。在一切凭制度，讲级别的年代，放弃护身用的官衔、名位，最终能得以落实的又有几何？

戴先生搬到民旺家园以后，房子面积略有改造，也才一百平米出头。按他的资格完全可以分到更大的面积。他告诉我，是他主动要这个面积的房子，因为没有钱，如果按资格分，差钱更多。闻此言，我悲从中来。弱弱的地问：“差多少？”他说差好几万。

其实，那个房子按他的工龄、职称加上退出老房，所需要的总付款也最多十万左右。两个子女已经都工作多年，为何如此窘困？我问，“需不需要帮忙”，他苦笑着，“先想办法。”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给我电话，说，“能不能把我们送给他那套《传世藏书》变现来筹房款。”看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立刻把一笔钱送到他手上。

 

三

我主持投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工作，邀戴先生担任工作委员会学术常务委，他欣然“从命”。出版工作启动后，戴先生全力支持，专家论证会、新书发布会悉数到场。

我开始编辑制作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前几年，我全心身地投入这项“推石上山”的工作，罕有时间去他家，主要是电话联系，告诉他进展，以免他担心，另一个原因是，他告诉我，正忙于《宋庆龄书信集》等编译事，也就来往大不如常。

2008年底，我偶遇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先生，又向他打听戴先生情况，告诉我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去世了。

乍一闻，我悲从中来，问是什么病？他说，“脑萎缩有两年。”我与他家人没有联系方式，无从获知逝世前后状况。

后来偶遇一大哥之友，中国文物研究所总工付清远，他告诉我，他是戴先生女婿。我这才知道，戴先生最后几年，与他一直生活的闺女杨眉在年过半百之后终于觅得佳婿，他生活上得到女儿女婿照顾，在八十多岁以后，才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心中才略有平和，急急向付清远了解一切。

2006年春节，我去宋木文老署长家拜年，自然聊及刚去世的戴先生，老署长当着我的面，十分感叹，“我失去了一位老大哥，正打算写纪念文章。”我告诉他，“戴先生在我家过年那个春节，大年初一，我写过《文化布衣戴文葆先生》一部分，当时把还已经写完的文稿交给了戴先生看。他的回答让我吃惊，“我不值得写”，我也没有修改完善成文，但一直保存着手稿。”老署长说，“你找一下，给我看看。”我很快复印一份送给老署长。

我们今天能从《光辉曲折的编辑生涯》一书中，读到老署长三篇专文，后来老署长捐赠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献中，我送给他的复印件《文化布衣戴文葆先生》也赫然在目。

与一个前辈或权威相处熟而久，最主要的是从他身上取得真经，发扬其精神，并化作具体的行为，用自己的努力取得新的成果。

戴先生不仅始终关爱我，待我如子侄，又视之为出版与学术后起之秀。我十多年领略其精神与风采，他热爱出版，关心文化事业的精神，也注入了我的内心深处，我始终坚定地走在出版路上，虽有过动摇，也有过机会离开，但迄今为止，也走过了三十六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