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真假之争之我见——一个83岁的收藏者向社会发出的声音

    由王刚砸宝，引发的文物真假之争（请看《收藏界》今年10月号丁子荃先生的文章），已经公开，并接近焦点。该不该砸，变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砸真砸假的问题。李彦君先生的话，证明本来就是砸假，这种“调和”，不可能“息事宁人”，既然问题是砸真砸假，关系保护文物的纯洁性和抢救文物濒临险境的迫切性，两者都很重要,不妨直入主题。

    一、这场争论由来已久，并非有人故意“挑事”

    前些年，见诸收藏刊物的文章标题有：《谁来鉴定鉴定家》、《我们的鉴定还缺了点什么？》、《鉴定要严谨，专家要自重》。有一则广告，更具讽剌意味：“……只有对元代瓷器，有切实研究的人（指鉴藏家而非指鉴定家）才能真正地认识以上评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2006年，二月奥大利亚林志超先生，在《收藏》上载文批评×××教授的文章，并列举了故宫四大误判；网上质疑谩骂之声，那就更多，难道这是少数人，故意挑事吗？

    再说我自己，虽未种田，也是一个带有“乡土气息”的“收藏人”，从2003年起，我对“心醉魂迷”的鉴定，产生了疑虑，给鉴定界知名专家汪庆正、史树青先生寄去实物照片，反映我对鉴定的看法。可惜，他们都在重病中。汪先生还特嘱下属给我回了封感谢信。信虽委婉，说器型有出入，是不言仿品的仿品。我心不服，但很欣慰，毕竟对我这个持异议者，有所尊重。此后，我坚持自己的“异见”，近乎“迂”，也近乎“拗”，给中央反映意见的信真不少。为什么这样做，（一）鉴定家的意见，已是正统意见，我个人意见，只能向中央反映，仅供调研参考，若向任何部门反映都无济于事。（二）说真论假，关于认识论和世界观的问题，不是小事。（三）我坚持说“真”，不存在以藏谋利，再利令智昏，不会向中央施小计而谋大利。要说目的，只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让文物遭受不白之冤。因之，争论双方都不能曲解他人的本意。

    二、文物与收藏，都具有学术研究意义。

    特别是文物，历史久远又少文字记载，有的虽有后人评说，也都是个人体验之谈，很难说，就是金科玉律。加之自古以来，都有仿品谋利，现在尤为突出。对文物的鉴定既要审慎求证，防止草率，鉴定家把仿品鉴为真品，传笑四方，有辱鉴定家使命；又要以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突破固有的条条框框，敢于实事求是地，认可文物。让古文物在新时代熠熠生辉，丰富盛世收藏。因此，文物真假之争，是有益于我们深入了解文物，认识文物，科学收藏文物，促进文物收藏领域沿着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前进。

    三、要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参与论争。

    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求是”，“求是”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鉴定。何以称“好”，用韩愈的话说：“称多量少鉴裁密，岂念幽桂遗榛菅”。这就要求鉴定家仔细观察，认真评判，不能让宝贵的珍品，遗漏到灌木草丛。这既是高要求，也是最起码的要求。因此，论争双方，只有通过平等交流，互通信息，各抒已见，摆事实，讲理由，借助科学仪器，借助文书记载，借助有关实物的相互对比，一步一步深入研究，分清文物的真假，任何以势压人，人身攻击，都是不可取的。

    四、我不认同所谓市场上90—95%是膺品的结论。

    对这一概念，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说：市场上90%是膺品；送鉴文物95%以上是膺品；95%的收藏者收藏了95%的仿品，市场上97.5%是仿品。到底哪一种说法，为官方认可，或默许？或者更具“一致性”。

    我想作这样的结论，涉及国家的文物资源，涉及到文明古国的声誉，涉及到国家的现代管理，岂能容少数人信口雌黄。要有结论，也只能由国家文物局、国家统计局经过充分调查，科学论证，经国家批准，方可向外公布。没有这一过程的“结论”，都是非法的，都是对国家的轻狂毁伤。

    五、文物的真假之争是对客观鉴定物的认知问题，不应人为分成“学院派”和“民间派”。

    据我所知，当今鉴定专家中，就有很多人是从收藏起家的，也不是纯学院派。在正统的专家中，也有坦言专家有错、有误的。专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世界上大到“地心说”被改写,“万有引力”被修正。难道中国鉴定家的话语权就不庸置疑，百分之百的正确？

    2000年上半年，考古工作者，在宝丰清凉寺，对汝瓷窑的发掘，发现有很多秘密和误断。直至2010年9月，《收藏》刊载赵青云、秦大树两位权威专家的文章称：“这些出土汝瓷，大大开阔了陶瓷研究者对汝瓷传世品的鉴定与鉴赏的视野，纠正了对已往传世品看法的局限，改变了过去认为汝瓷无大器的定论。”我们终于可以摆脱大约七十件传世品的束缚，获得更全面的认识”，“在一些出土器物的表面还刻有纹饰，尤以莲纹常见，这在以釉色取胜的汝窑传世品中实属罕见，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汝瓷的认识”。两位专家都用了“大大”一词，针对以往误判，用了“纠正局限”，“摆脱束缚”，“实属罕见”，“获得更全面的认识”。我想两位专家的话，绝不是对一般人讲的，而是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文博家，鉴定家说的刻骨铭心的话，他们二位面对真理，敢认错，敢说真话，勇于联系实际，不遗余力启迪他人，这才是专家、学者的高风亮节。

    我们有些专家是不是从这次发掘中，得到了警示呢？我相信一些知名鉴定家是不会不知道这一次“重大发现”的，事情却很怪，八年后的一次鉴定，即2008年由《收藏界》发起的第二届民间国宝评审。该刊11月号，刊登了部分报名藏品一览表和18位专家评委名单，都是鉴定界翘楚。所评国宝，其他不说，单说报名藏品中有10人拥有汝瓷15件，件件珍稀，各具特色，有的装饰豪华、新颖，比2000年清凉寺“重大发现”之物，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家们都将这些“生面孔”打成仿品，名落孙山。如果说，不是一锤子打死，应该留有后话：“有待进一步研究。”把晚清民国时的两块瓷板字，选为瓷器之冠。这样的鉴定，对稀世文物只走过场，只说套话，毫无科学可言。我们对这样极不负责的鉴定，如果三缄其口，保持专家的“威信”，那就是对文物的摧残，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我认为国家为慎重起见，应召回这些文物，组织有法律监管机关参加的重新进行科学鉴定，我反映的对，恢复这些藏品名誉，使这些鉴定家引为教训，以利今后的鉴定。如果我反映的不对，愿受损害专家名誉的处分。登报赔礼道歉。

    六、当今中国鉴定家，所受“局限”、“束缚”太多。

    如汝瓷生产二十年，说汝论钧，总离不开宋徽宗，定瓷只有曲阳瓷一家，花瓷、红彩都有时代局限，超过了所属时代，特征、器型等那就是仿品、臆品，或者是东鳞西爪，各执一端。试想，没有辨证思维，又怎么能实事求是地认准文物？

    (一）试举汝瓷实物照片三件：

    1、汝瓷瓜棱花口瓶。高35cm，足径13cm。刻诗一首：“秋色陶修内，沉沉火气冥”。胫无何以走，有耳不关听”。“宋淳化二年张家制”款（宋淳化二年是宋太宗年号即公元991年）。另一面刻“文山阁专用”。我查了湖南省博物馆保存的《历代陶瓷款识一览表》在宋代纪年款中有“淳化二年”款名。在制作使用款项，有张家造、张家窑、张家枕，虽无张家制，也有其他姓用制字的，可见制造二字，是当时通行的。此瓶釉色天青、釉面如玉、有石灰浸点、器型规整，美观大方，施满釉，底为覆盆底，无支钉，底心印有一篆体方章：“轧贰年×”，四字。不解其意。瓶重2000克，以其高度，应该说轻重适宜。此瓶有三点令人惊奇：一是宋早期汝瓷，比习惯说汝瓷产于元祐元年早了95年。二是地道民窑所制。诗文尽展陶工文采，放射出泥土馨香，却为宫廷御用。就这一点很难过鉴定家的“逻辑关”。三是器型规整大方。并无通常所想的“民窑”小家子器（见图1）。

    2、汝瓷花苞瓶。高38.2cm，足径9.7cm，天青色，布满开片纹。一面书：穆若芳菲发，祺然足静音。不教绳系耳，顿置撷芳寻。宋淳熙年御贡。另一面刻：悦生殿用。底足由胎泥烧一凸出阳文方章：“汝瓷亨通”四字。淳熙是宋孝宗第三个年号。自1174年为元年，至1189年止。（见图2）

    这件瓷器的出现，明确了以下问题：

    ①,确定了汝瓷生产的准确年限。宋淳化二年到淳熙元年，长达183年，也就是从北宋第二位皇帝，到南宋第二位皇帝都在生产汝瓷，如果把淳化年生产算到淳熙16年，那汝瓷的生产时间长达198年。比“汝瓷生产二十年”的专家们意见，多了近十倍的生产年限。

    ②,证明“奉华”款汝瓷属南宋汝瓷。“奉华”款早为故宫专家认可，只不过认定为北宋宫廷款。多年来未能找到印证，故大家都以北宋汝瓷，作定论。本人经查《武林旧事》，南宋有奉华阁，阁主为宋高宗的刘婉容，绍兴24年（1154年）封为贵妃，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卒。南宋词人周密，写有凭吊奉华阁一诗：“鹤飞鸾绡事已空，奉华遗寺对高松……”恰好刘贵妃盛于斯，卒于斯。与前举汝瓷相互印证。奉华款为南宋瓷，是不争的事实，把奉华款鉴为仿品者，应当自省！这里无须举证实物。

    ③,表明汝瓷二十年之说，不可守。我是一九九三年，在《文史知识》上读到陈润民先生《蜚声中外的汝窑瓷器》一文时，才喜爱汝器，了解这一论点的。后来有文章说这一论点出自陈万里先生，不管是谁的论点，我认为论者无错，他根据当时的现场及其遗存，得出的结论，他有言论见解的自由和理由，人对某一客观事物的认知，也不是一次完成的，问题是我们把前人的结论是看成一成不变？还是看成可以再认识再前进的。

当前一些专家坚持汝瓷生产二十年之说，那就错了，是不可守的。

    3、汝瓷御贡小碗。高5cm，口径13.8，足径6.5cm。天青色、玉质感强、有细开片纹，口沿外撇，足径外卷，足底有三颗园支钉。内刻阳文方章：“西廷”二字。碗外沿刻二十一字：“托两供请，古壬别欠垂，不可无定窑，枚，淳熙年御贡。”二十一字中，有“壬”、“垂”、“枚”需要注解。我试改为白话：我受两个供瓷单位的请托，国有善器，应该传承后世。不可无定窑。枚（说文：解枚，微也），也就是谦称小人，淳熙年御贡。这在汝瓷碗上，说“不可无定瓷”，可以想见，在“定瓷御贡碗上可能是“不可无汝瓷”。这个碗上的文字，是汝瓷在宋淳熙年恢复原貌，恢复定瓷生产的有力证据。为了使黄金不致脱落，每个笔划内，都铸有小圆点，工艺非常细致，是敬呈皇帝的样品，尤为珍稀（见图3）。

    这样难得一见的汝瓷，在某些鉴定家那里，是得不到认可的。因为他们只承认汝瓷生产二十年，岂有两百年之说，可见这样的观点，违背科学发展观。

   （二）请看，异品定瓷。

    它有两异，一、异在描金填彩，古称花瓷，又称绣花。二异在官款，易定行款、易定篆款。2007年，我听说中央来了专家鉴宝，特选了两件汝瓷，一件柴窑瓶，一件绿定梅瓶描银填彩和一件汉代琉璃步摇。前四件经专家鉴定，判为仿品。当时蔡国声先生不在场，步摇才没有拿去鉴定。现只介绍官款：绿定梅瓶，高30cm，口径3.2cm，足径8.3cm。刻有钟馗、飞风、梅花鹿、雄鸡等人物，瓷质优良，描绘生动精细，色泽鲜丽、纯正。足底刻行书“官”字款。这样精美的花瓷、官款却遭到专家否定（见图4）。

    我主观分析，其原因有五：

   （1）他们心目中的绿定，定是定州塔基出土的绿釉大净水瓶的绿。如民间土陶之绿；

   （2）官字款也不是他们心中工匠用竹竿所书，更不是“新官”。

   （3）花色含五彩，又名彩花、绣花，与《辞海》关于定瓷的定义不相符：“除烧乳白瓷器外兼烧黑、酱、绿釉瓷器，器皿装饰以刻花、划花、印花为主。”虽然这个定义不包含花瓷、彩瓷、与专家认同的曲阳瓷，大相径庭。殊不知与《辞源》：以“装饰花纹：精美、多彩著称”的定义正相吻合；是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4）对易定或者一无所知，或者认为早已失传，不敢认同。当前各博物馆，很少有“易定”露面，上博曾有一个小碗。专家寻宝鉴定都视为“仿品”。2009年，我为宋瓷弹别调，就是从易定开始的。当时我对易定也一无所知。仅凭我的藏品和宋代早期政治、经济等状况，以及易州在五代时属定州管辖，我分析易定产生于宋真仁时期，地址应在易县范围，并把我写的拙文寄到了易县领导和有关收藏媒体，要求引起研究和发掘，均无反映。可见不认同易定是一个普遍现象。

   （5）瓷品太精，过低估计宋代工艺。尔后，我阅读《中国历代陶瓷款识大典》在其附录上，列有易定。我又到湖南省博物馆，复印了该一览表，在宋瓷制作使用款项内，列有易定。证明官款花瓷，易定花瓷都产生于宋代，我的分析与其相符合。不认可是一种极不负责的主观鉴定。《辞海》的编注者，不应该只听一面之词，应该兼收并蓄，让定瓷的定义全面公允。现在的鉴定家只认可《辞海》的定义，不能不说这是《辞海》导致的片面。

    光从定义上讲，可能有人会说，色釉瓷上印花就是花瓷，这种辨驳不对。所谓花瓷《周礼考工记》上，说：“五采备谓之绣”，用了一个备字，决不是单色釉上印花、刻花可以充绣花瓷的。《周礼考工记》据后人考证，是汉时补上的，也有二千余年的历史，当时就有五彩颜色。人们对任何物体的认识，都必定产生于所认物体之后，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因此，我们对五彩颜色，还要“大大”地解放思想，不要用固有的眼光，论证色瓷。

   （三）对红瓷、花瓷，我还可举多件实物。

   （1）易定红釉瓶。此瓶高41.5cm，圈足10.3cm，釉下“易定”行书款。我初步认定是宋仁宗砸张贵妃接纳王拱辰的姊妹瓶。

    故事参见邵伯温《闻见录》，理由有四点：

    a、王拱辰19岁中状元，受到仁宗的宠信，遭到老臣的排挤，有接交后宫宠妃的主观愿望。

    b、红瓶制作精良，超凡脱俗，美如红玉，有作礼品通天的可能性。

    c、瓶有“易定”款，符合“红定”之说，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现，其他红定与其争锋。

    d、邵伯温系仁宗同时期的人，仁宗死时他已有六岁，所写见闻应该是可信的（见图5）。

    我推论此瓶，是仁宗所砸姐妹瓶，是天方夜谭？还是上天有意留易定，以飨后世？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创造了这样精美的红瓶，而且传承千年之久。岂能不认可易定，就说是仿品吗？

   （2）红定人物瓶，高27.5cm，口径3.3cm，足径8.3cm。（见图6）一面画仕女捧杯献茶，一面草书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此瓶系红瓷、绣花、官款、诗文于一身。而且它的特点被苏东坡写进诗文，见试院煎茶诗：“定州花瓷琢红玉”，证明红瓷、花瓷应界定为北宋，不是后世所说的产于南宋。苏东坡生于仁宗景佑三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由此可知宋代精美花瓷与宋徽宗毫无关系。后人只所以评说徽宗朝瓷器最好，只不过借皇帝的虚名，撑自己所论，取得读者的崇信。足见古人之说不可完全信。

    我很喜欢这个瓶，写诗一首：

自古花瓷南宋说，

东坡诗论破障泥，

有人识得其中妙，

珍品十奇亦可稽。

    本月十八日晚，中央一锤定音节目，故宫专家，将一件宋代官款蓝釉器，定为仿品。

    我原已付印的稿件，不得不再增补色釉鲜明的花瓷，供大家参考。

    1、篆款易定描金填彩绿釉人物梅瓶。器型、大小与图4差不多，上嵌偈语四句：“莲生荷河，存莲生莲，花荷心供，佛禅佛祖。”（见图7）。

    2、行款易定绿釉金装嵌宝凤首壶。缠枝金装镶嵌红色猫眼两颗。（见图8）。

    3、篆体易定红釉梅瓶，描金填彩所绘人物与图4同，偈语与图7同（见图9）。

    4、无款绿釉描金飞凤花草纹瓶（见图10）。

    5、官款白釉描金填彩象耳婴戏纹瓶，偈语：“鲜堇多梅守心泉，桂花生子传万代，观音”16字。鲜堇是否准确，指堇菜还是谐音“仙境”（见图11）。

    6、紫定官款描银填彩花口瓶，婴戏纹，似现代踢足球（见图12）。

    7、篆款易定紫釉描金填彩人物梅瓶。此瓶偈语与图11，同前两字写法有异（见图13）。

    8、官款兰釉龙凤纹瓶。此瓶填彩飞龙飞凤，威武灵动，其釉色官款，正同被专家否定之物（见图14）。

    9、篆款易定兰釉瓶，金装嵌猫眼5个（见图15），此瓶值得一书。高42.6cm，足径11.5cm，仕女成双，婷婷玉立，一持团扇、头戴步摇，都身着大袖长衣。一眼望去，像汉仕女装束，并非辽、金女装，婴戏儿童都具宋时特点，瓶上偈语同图7，仅露莲佛二字，它比一般篆体易定精美豪华。

    10、官款酱釉金装嵌宝净水瓶（见图16）。

    11、黑定描金填彩王昭君瓶。易定行款，高42.5cm，口径10.6cm，足径9.5cm（见图17）。

    12、隶官款黑釉金装瓶。所描人物钟馗、被金装花草所遮盖（见图18）。

    13、黑定行书官款花口瓶。瓶表金线勾勒人物（见图19）。以上13件，有不同色彩，不同官款，隶款，亦有行款、正款、篆款、无款。装饰、纹饰差异甚大。真可谓举不胜举。足见其纷繁复杂，代有不同。但在鉴定时，囿于见闻，不是否定无款者，或认定色泽不会如此齐全、精美、总之欲说仿品，何患无词。

    何况还有依据，故宫已故，冯先铭先生认为紫定就是象生活中吃的酱一样的颜色。否定宋人“紫定如熟葡萄，如茄苞”的意见。专家如是说，《宋辽瓷品鉴定》等书，便加以传播，“酱色釉为紫定的别称”，以讹传讹。尤有可惜者，现场鉴定如茄色的紫定，统统斥为仿品。难道受名师指点，就不能以实物为鉴定依据吗？

    对于以上瓷品的年代归属，我主观认为，异书篆款易定以及色泽较差之官款，应为辽代之物；官款和行书易定应为北宋之物。对否，请专家们研求。

   （四）柴窑器。柴窑产于五代后周，前人对柴瓷的称誉，可谓无以复加。

   “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而今天的鉴定家却把柴器鉴为仿品，并取了一个说服送鉴人的新名词：“灌浆器”。送鉴前，我恐专家不认可，只送鉴一件，天青色，12棱瓶，现在介绍四件柴器，供方家鉴赏：

   （1）送鉴原物。汝窑天青色12棱瓶：高19.9cm，口径2.5cn，底足5cm。底书篆款柴字（见图20）。

   （2）绿釉花卉婴戏纹瓶。高18.8cn，口足8cm。此瓶特异之处，有二：花色为红，绿、黄、酱、黑五色，纹饰简单粗放，应为开花瓷之先河，瓷表面布满开片纹。所谓开片纹哥窑肇始之说，有待深入研究（见图21）。

   （3）红釉双龙耳嵌宝方口瓶。高40.8cm，口宽8.9cm，足宽9.3cn。黄地开光嵌兰色猫眼4个。篆书“论陶寓论乖方者唯见斯”十字（用白话解：“论陶言论都不见方瓶，方瓶唯见此件）。另一面书：“宁寿宫用”，底足印篆体柴款（见图22 ）。

   （4）红釉童子钓鱼瓜棱瓶，高41cm，足径9.0cm（见图23），柴窑器的色泽是全方位的，瓶有大小之分，款有柴字，柴世宗之别，几乎件件留有宫廷名称，有嵌宝和不嵌宝的。为什么又举证此件，作工精细，不属上品，但弦纹多、间距近、颈部细，这样的工艺，是不是现代仿家和灌浆所能做到？供鉴定者，研制者研究。

    上举4件，谁是五代柴窑？谁是后代精仿？一下难以结论。可以肯定一点，要仿决不是一般财力、所能办到的。在柴窑宫廷名词中，能肯定的是重华宫款，此宫为南宋孝宗寝宫。据宋史载，淳熙十六年正月将德寿宫改为重华宫。二月孝宗传位皇太子，升格为太上皇，住进了重华宫。绍熙五年（1194）六月，崩于重华宫。此类初步定格于南宋。日本收藏家对中如云，他探寻中国柴窑，比作同南非博物馆科特尼·拉提曼追寻”，“活化石”空棘鱼有一样的信念。他认为，柴窑的特征中最重要的是色调。如果所发现之瓷不是柴窑，也将具有改写中国陶瓷史的冲击力，这是比柴窑更大的发现。

    一个日本人对中国柴窑有着如此执着，如此高的境界，回想我们的鉴定家只会轻轻松松说仿。有一点对历史文物的爱心吗？

   （五）中国的镶嵌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石器上嵌有红珊瑚、玛瑙、绿松石。

    周秦以来镶嵌在铜器上较为普遍。反映镶嵌在瓷器上的，要算《吴越备史》所记：“《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九月十一日，吴越王复上金器二千事，水晶玛瑙宝装二十事”可见一千多年前，不仅有金装而且还有宝装。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西高安还出土一件缠枝纹金装器，专家认定为元器。我推定是宋器入元墓。由于没有见到实物，这只是主观之见。当代首肯缠枝纹金装器的学者，是天津张金明先生，前几年见于他的著作。民间认可金装器都要先于专家至少二十年。时至今日有著名专家著文称：“至于在仿品上包金镶银者，更是别出心裁之作”也有把金装缠枝纹器，当作骗子行骗的赝品，在刊物上登载。为什么会这样？因冯先铭先生的文章中，只介绍过口足包金，其他鉴定家，岂可越雷池一步？为正视听，我再举几件金装器于下（古人把金银钢均称为金器，我沿此说），供大家赏析：

   （1）满金装小圈足定瓷碗。高6.3cm，口径13.5cm,足径3.7cm，碗内原镶奔羊两只，现已失去一个。应为早期定瓷，胎较厚重（见图24）。

   （2）官窑嵌宝满金装缠枝纹瓶，高31.5cm，口径18cm，足径13cm，嵌红猫眼两颗（见图25）。

   （3）汝窑金装香炉（见图26）。

   （4）定窑金装梅瓶（见图27）此瓶印萱草纹，曾寄往上博言器型不符相复。

   （5）北宋徽宗红钧嵌宝瓶。嵌绿色猫眼八个（见图28）。

   （6）汝瓷嵌宝卷边盘，嵌大红猫眼一个，长23cm，宽1.6cm，盘内刻诗一首：“冰盘葵扇何须恋，沉李浮瓜底事贪。俯栏早占秋景近，一湾水色已成蓝。眼前风景浑无定，供我闲吟独倚楼。”底刻：“宁寿宫倦勤斋用”。此器虽无年款，我推定为宋徽宗的：“一诗情符合他的心理；二嵌宝汝瓷工艺符合当时特点；三乾隆在五大名窑器上题诗之作，是受徽宗影响，并非乾隆独创（见图29）。

    加上前面所提金装嵌宝共有9件金装，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点。能说这都是臆品吗？

   （六）唐代金器是唐盛世的见证物，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与大小国家和平友好的物证。

    应该说是收藏文化难得之物。幸好：上世纪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了唐代金银器，才了解唐代金器的精美和特点。时至今日，我们有些“专家”，还把唐金器当仿品，他们只知电视上介绍过辽代真金的金器，也就否定唐代银鎏铜鎏金器，更不用说唐代红铜器。这种“扬短避长”的鉴定，又要冤屈多少？文物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漏瓢是淘不住金沙”的。我们国家部门、应予重视，这类细节兹举两件照片：

    1、唐掐丝嵌宝鎏金酒爵一对。（见图30）

    2、唐骑射图金杯。高10.5cm，口径9cm，足径4.8cm，重700克（见图21）。

唐金器有贞观、开元、咸通款识。咸通三年一件舞马衔杯壶，整体鎏金，一些人就只认可，马身涂金壶。观点就是这样机械，在这些人的眼里，是不存在发展，不存在研究的。

   （七）元代瓷器，如果不遇上美国人波普，不知倒霉到什么地步？

    今天一件瓷器过两亿元以上，大概是民间没有，皇家才有，出口才有。拍价飚飞的缘故，以至“洋”先生朱塞佩·埃斯凯纳奇用2.3亿元，买下鬼谷子元青花罐。先生说出了惊世骇俗的话：市场再无“鬼谷子”。“神话”与“稀世”就是这样造出的。凡艺术家鉴定家所见所得之物，为显其独到之处，极力拨高，报言其少，如有再现，就是仿品。举点例子。如元青花凤首扁壶。国博才有一件，破成了48块，后已修复，或故宫有的文物，你拿出你的鉴定，不用说，都斥为仿品。唯我独“真”的思想，也与务实求真相去甚远。

    今年九月以来，岳阳市建设单位在街河口码头清淤、泥土倒到了城郊，有人捡到了唐、宋、元明瓷片和极少数完整器。我就收到一件元青花小执壶，高19cm，口径2.8cm，足径4.2cm。龙口弯流，如意形执柄，柄上有一张口朱雀，盖为朱雀纽。釉色为进口钴蓝釉，色泽鲜明，堪称珍品，满花饰，主体部位有五层纹饰，即云头、金钱、仰莲、缠枝花卉、水草鱼纹。令人目不睱接，心旷神怡。最可宝贵者，此执壶为鉴定书所不见，上腹为扁圆，底足无釉，胎呈黄色，质地坚细。它的“失身”，是在码头起运时落水的。岳阳不是宫苑，也不是对外通商大口岸，应该是作为一般商品进来的。这一点就击碎了那些高谈阔论，元青花“国内所藏，远逊于外藏”的论点（见图32）。我这件还算一般，别人收到的高足杯等，是元代镂空精雕。

    我列了这样多不为鉴定家认可之物，是否定他们的文博知识吗？是说专家、媒体与文物有天然仇恨吗？是炫耀自己的藏品吗？绝对不是，只是希求鉴定家摆脱局限，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许。

    要相信宋瓷“登峰造极”不是谬误！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不是虚无缥渺！

    科学发展观不是那个部门可以回避的，他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特别声明：文责自负，旨在引起各方研究。只接批评，不接挑战。因年老多病，谢绝受托以外单位媒体询访，敬希体谅！

                                                                   退休干部唐先哲（83岁收藏者）放言

                                                                                     2012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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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藏网友评论：


刘进武：

李连昌：

陈香龙 ：

原铁林 ：

    故宫工作人员系文博系统行政管理人员。国家已经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他们从事私人文物收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招致他们对民间藏家的羡慕、嫉妒、恨。他们不会对文物真有兴趣，只有用“故宫博物院”的招牌谋取私利。所以，甭理他们，咱玩咱的。收藏家不用外人鉴定，东西都会说话。http://bbs.coant.com.cn/editor/images/smilies/default/18.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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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原铁林先生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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