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华夏十一世纪的艺术辉煌——“大宋官窑”

    文物实物才是最直观、最鲜明的历史见证物，因此本文以文物实物来论述“大宋官窑”真实的存在。根据文物实物艺术形态特征，南宋人叶寘笔下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1]”的历史记载。与实物上的明确纪年，以三重证据法佐证大宋官窑真实的存在。“官窑”，既是官瓷，最重要的是指与民窑的不同。是我国有历史记载以来所记载的第一座朝廷自置的官瓷窑，“一”既是“大”，又有宋体阳刻“大宋官窑”四字方章明确纪年遗物佐证。拙者认为“大宋官窑”不但存在，而且“大宋官窑”应是北宋徽宗所认可的官窑名称。因此，拙者将用“大宋官窑”这一称呼，来论述北宋朝廷所置设的官瓷窑。

    900年前“大宋官窑”器物上的分形结构艺术形态：

    这件“大宋官窑”青釉撇口瓶上的分形结构艺术形态，是900多年前“大宋官窑”艺术品瓷的艺术体态，应是北宋时期，精通百艺的艺术皇帝，北宋徽宗所创作的瓷器艺术品，“大宋官窑”是他创作瓷器艺术的专用窑。器物上的艺术特征，体现的是“火”的艺术，分形结构的立体形态，是在“火”的艺术下自然天成装饰在器物上，如同一位苗条淑女在台上走秀，亭亭玉立。“梅花片纹如云移，器物色地如青玉，分形结构器上居，聚沫串珠釉下聚。纹犹鳝血色多变，开片如同裂冰霓”。器物中的分形结构，交叉、重叠、破碎、不规则，局部与整体的自相似，在二维的有限平面里，分布出了无限持续的结构，营造出了三维的立体空间。黑色线纹浓重如铁，釉下气泡聚沫攒珠，微观多变自然天成。分形结构中各个分类，在变化过程中相互制约，体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器物中的“对称”，是器物局部结构与整体结构的对称。自然、和谐、动静结合，是“大宋官窑”器的艺术境界。平衡、分形、对称、破碎、开片等一系列的特征是官瓷器物中直观的艺术形态。“微观”器物釉下气泡，聚沫、攒珠、自然、灵动、传神多彩，是“大宋官窑”烧造工艺中的艺术特征，体现出在自然“火”中所形成的艺术，有着生命的迹象，并且在直观与微观中都能体现出立体艺术的动感。一种器物中有着两种不同形式艺术品位的艺术品美，是大宋官窑艺术品瓷的主要特征，器物上的各种变化，因角度位置的不同，在观赏中所体现出的艺术形态的演变也不同，没有重复，百看不厌，但又有许多的自相似。釉下气泡大小不一、灵动、传神、活泼富有艺术生命的现象，如同观赏无题诗与古人对话。可见，在自然“火”的窑炉中所生产出来的艺术品瓷，都有着艺术的生命力，由于无形的地气、空气与自然之“火”气在窑炉中融为一气，产生了孕育官瓷釉面的一种混合氧化气对釉面的滋养，使官瓷有了艺术生命。釉料配方在自然“火”的艺术中所形成的线纹，其变与不变的机理随着器形的变化而变化，是人为的，是主动的，所以体现出的线纹也就不同，是鉴定官瓷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然二次素烧二次上釉的官瓷不在此论中。中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叶喆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官窑及其问题”中，明确记载，“官窑、哥窑釉中气泡密集的程度不仅对其釉质的‘鉴赏’有着很大的作用，并且也是鉴定文物真伪的重要依据”。还记载有“我国古陶瓷中常有所谓某种纹，其中因龟裂而形成的如冰裂纹、鱼子纹、牛毛纹、柳叶纹、或蟹爪纹、金丝铁线纹等，都是用以区别哥窑、官窑、或汝窑器物的重要依据。在这件器物中得到了印证。

    官窑瓷文化的理论依据：

    这种900多年前就在官瓷文化中形成的分形结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道教文化哲理。太极图，有图无文，为什么？是让每一个人自悟也。 “太极图”，为阴阳之本体，为“理”。动静者，阴阳所丛生，为“法”。由阴阳之理生动静之法而“理”即在其中，于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阴阳五行五种无形之气，生有形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青瓷艺术，通过五种物质，以土与水聚其形，以金（自然矿物颜料属金）呈其色，以木生火而成其器，故称“火”的艺术。因此，官窑青瓷文化，是中国道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同道士，身遮，服饰称为青衣，道童，称为青童，道士所居之地，称为青丘，斋醮道场所用疏词，称为青词的道理相同。青词与青瓷又是同音，青词，言其“道”之“理”，青釉瓷有以“物”说“道”之“法”的内涵，含蓄、典雅、收敛。各种单色青釉显其静，而在不张扬的釉面微观中，又充满着动，分形结构的艺术形态在“火”的艺术中自然天成，随着釉色、器形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而变化。官瓷中的文化内涵是其“理”，官瓷中的艺术表现是其“法”，器物中的历史尘埃和老化痕迹是真伪的依据。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体现“大道无形”的阴阳之“理”生动静之“法”，在自然“火”的艺术下，演变出气象万千，有着深刻文化内涵和艺术想象空间的艺术载体，是理论依据。因此，官瓷文化哲理极为深奥，只有参悟阴阳之理后，方悟官瓷艺术之气韵，只有阐发五行之用后，方解官瓷艺术之真谛。明其“理”和“法”，古瓷鉴别尽在其中。

    叶寘的“京师”证实了“大宋官窑”的真实存在：

    叶寘笔下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京师”[2]即京都，是北宋时期京都汴梁之旧称。，是指，天子所居的国都。“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在京都汴梁朝廷所置设的官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记载了大宋官窑的真实存在。

    宋徽宗瓷器艺术创作的依据：

    1：宋徽宗是一位精通百艺的艺术皇帝，是世界公认的艺术皇帝，宋徽宗崇儒重道，他的瓷器艺术创作，是以道教理论为依据，在器物上所体现的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一种和谐境界。他也是艺术创新改革家，这在他的瘦金体书法，花鸟绘画等众多作品中可以得到证实，他皇权在握，在天时、地理、人和的时运支持下，这位艺术皇帝聚集了当时各大名窑的大工匠，以天色作为特定永恒的釉色，体现的是釉质釉色美，以青铜器艺术形制为风范，体现出的是艺术形制美，使华夏民族古老的艺术得以传承，由于他创新的将古代青铜器艺术形制移植到了瓷器上，而使今天的人们能够看到古人的艺术审美。然古器物中所充满了古人的艺术想象空间，又使今人难以读懂，因此宋徽宗的艺术作品绝无平庸。

    2：瓷器的艺术造型，完全依据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造型，全部都是雕琢之器，因为是艺术品瓷，所以很难看到实用器，这些仿古代青铜器艺术造型，只有朝廷才能见到，民间绝对看不到，民间没有见过，所以绝对无法仿造。尤其是现今。造假者更难仿造这种分形结构的立体艺术图形。

    3：北宋徽宗所绘画的《文会图》为他对瓷器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物象佐证，人们仔细想一想，他是一位精通百艺的艺术皇帝，如果他不喜欢瓷器艺术的创作，他会画与瓷器有关的画作吗？因为不喜欢而无灵感，所以谁都不会去做。《文会图》证明了这位艺术皇帝对瓷器的热爱，于是有了将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造型，移植到瓷器上的创新理念，

    4：时间更能证明他对瓷器艺术创作的痴迷，根据带有“宋徽宗大观御书”，明确纪年的遗物证明，在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之公元1111年）纯正、稳定的天青色釉艺术品瓷，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大观款的器物，将在“论北宋徽宗的天青釉艺术品瓷”一文中做详细的论述）而众人皆之的宣和画院，是何等的威望，然宣和画院的设置时间是在宣和（公元1119年）以后，也就是说，大宋官窑的设置时间，要比宣和画院设置的时间，最少也要早八年以上，由此可知，宋徽宗在瓷器艺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更重视瓷器艺术创新和创作。

    “大宋官窑”艺术品瓷是中国瓷器艺术文化之本源：

    北宋徽宗皇帝，精通百艺，笃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他所创烧的瓷器艺术品是以“物”说“道”。瓷器艺术的形成和艺术皇帝创造瓷器艺术的意象，渗透着他对道教艺术的情感，这种情感和“意”与道教理论紧密的联系着，体现出的是“道君皇帝”通过对道教艺术观的理解后，所产生的创作愿望，是艺术皇帝熔铸意象的重要动力，并伴随着意象，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而使意象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器物出于“火”的艺术，自然天成是讲“道法自然”。器物上所形成的分形结构艺术形态与艺术想象空间，是其创作的艺术品味。流畅的线条、优美的釉色，是体现器物的艺术形制美和釉质釉色美。这就是精通百艺的艺术皇帝宋徽宗创作瓷器艺术的情感与愿望。他的艺术境界代表着华夏民族的艺术品位，也是中国瓷器艺术文化之本源。这种能够反映民族特性的最高科技成果艺术品，是国之大器，民族之神品，体现的是华夏民族上下五千年自然形成的一种精神，一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和“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那种宽厚包容的精神，这种精神，如同母亲河——黄河一样川流不息，勇往直前。“大宋官窑”艺术品瓷的艺术审美，是道教哲学思想艺术观的体现，如果我们不了解道教的艺术观，怎么能够理解和想象这位“道君皇帝”在创作时的情感和创新精神，更不知道官瓷艺术的立足点在哪里，又怎么能够理解宋瓷文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如今，现代人能够有幸看到“大宋官窑”器的庐山真面目，证明“大宋官窑”真实的存在，“大宋官窑”是中国瓷器艺术文化的立足点。也是中国瓷器艺术文化之本源，我们无法想象900多年来这件器物它是如何历尽沧桑的，它器形硕大，釉质釉色尽乎完美。近千年后完美无缺的回到祖国，它的传奇，难道不是“道法自然”的体现吗？以上为拙者对宋瓷文化的一点浅薄理解，为个人观点，不对之处，敬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