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和“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都有人邀请我参加，但均被我这个不识抬举的人拒绝了。

   “柴窑就是耀州窑”的戏，唱得很大、也很热闹。其规格之高、声势之壮，足以让国内外持不同观点的柴窑研究者望而却步、皈依“禚门”。但是，可以肯定，这个“南辕北辙”的荒唐之举，必将以失败而告终，遗笑天下！

    拜读了吕成龙先生代表与会专家所作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二届中国柴窑文化高层论坛”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后，本想给吕先生写一封公开信，有理有据地给他（们）提个醒、泼一点冷水，但又觉得时间宝贵，该做的事情还很多，简单说几句就可以了。

    吕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说：“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实物资料看，在众多柴窑说法中，唯有五代末北宋初耀州窑天青釉瓷器中的精品与文献中有关柴窑瓷器特征的描述相符合”，并提出“我们深信，只要大家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以历史事实为印证，以北地生产为线索，以天青实物为证据，以窑址考古为依托，运用“对比分析”、“逐一排除”方法，“柴窑”这一千古之谜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揭开”。

   “柴窑就是耀州窑”的主张，是由陕西著名的考古学家禚振西老师首创的。她的依据是，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记载：“柴窑出北地”。于是推论：“北地”指的是“北地郡”，“耀州”曾属古“北地郡”管辖过，所以“北地”指的就是“耀州”，“柴窑出北地”，就是“柴窑出耀州”，故而“耀州窑就是柴窑”。

    我要说的是，禚先生所依据的《格古要论》版本里，在《汝窑》的记载里，同样写道：“汝窑出北地”。按照禚先生对“柴窑出北地”的理解与推论，那么，“汝窑出北地”，也就应该定论为“汝窑出耀州”，“耀州窑就是汝窑”了。照此看来，在中国古陶瓷领域唱完了“耀州窑就是柴窑”的戏，接着在禚振西先生的倡导下，在陕西省、西安市有关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在以故宫博物院为首的众多专家的配合下，还要演出一场为“汝窑翻案”，把汝窑的窑址搬到西安耀州去的历史大戏。否则，《格古要论》里“汝窑出北地”的记载就落不到实处。河南宝丰清凉寺、张公巷等处的汝窑遗址，合该“死不瞑目”？它们何曾不想从“偏”而“小”的宝丰县，高攀到“繁”而“大”的唐朝都城——长安？

    可敬的专家们，你们一定要明白你们的身份和肩负的责任。不深入学习、不刻苦专研、不广泛收集国内外柴窑研究者的信息和成果，凑热闹、瞎起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还想特别给吕成龙先生说几句：你年轻有为，对此，前几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我所写的《赠吕君成龙三首》的诗里就有所表达。但是，就目前你的身份、地位，要研究柴窑，我认为你至少应该做到：除了对历朝历代有关典籍对柴窑的记载进行系统地学习、研究外，还应学习、了解一些五代的历史，至少要读一读由宋太祖诏令、当朝宰相薛居正监修的《梁唐晋汉周书》（即“旧五代史”）之《卷一百一十》至《卷一百二十》，以及欧阳修编撰的《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里的《周本纪第十一·太祖》、《周本纪第十二·世宗、恭帝》等史实；重点应对目前国内外尚存的曹昭《格古要论》的各种版本（原版在明代王佐时就已经失传）进行研读，尤其要重视对中国书店一九八七年刊印的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影印本中的《序言》、《凡例》、《目录》以及《卷之八·古窑器论》的研读与考证；除此而外，对“北地”、“耀州”的历史沿革，历代封建王朝对政区的划分、治所的命名以及实际使用中的法律、法规还要有所了解。否则，是谈不上研究柴窑的。自己没有主见，就只能趋炎附势、盲目崇拜、随大流、瞎起哄，从而把柴窑的研究引向歧途。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器物部副主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文化部青联委员、著名古陶瓷专家吕成龙先生面前说以上一番话，我深知，实属“大不敬”、不知天高地厚的表现，权当“狂徒的梦呓”吧。但“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

                                                                  二0一三年三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