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窑款识试说

邢窑白瓷作为唐代最著名的“北白”瓷的代表，器物的款识问题一直也是专家、学者及邢窑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本文试谈一下关于邢窑“大盈”、“盈”、“翰林” “官” 及相关邢窑款识的知识。

一、窑具的刻款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邢窑窑具上的刻款多见于隋代的窑具之上,如“吉利”、“徐”、“赵喜”、“笼盖”等几种。窑具上所刻的“吉利”等应为吉语,以祈求烧制产品的成功,表明窑工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心态。“徐”与“赵喜”等应为姓名，偏向是窑工的姓名。“笼盖”因刻写在筒状匣钵的器盖之上,则为我们明示了这种窑具的名称,从而表明这种窑具在隋代当地并非称为匣钵。如今内丘城关窑场附近的村民仍将这种窑具称为“碗笼”或“罐笼”,而陈刘庄一带的村民则称为“笼盔”。                                      
二、邢窑的款识

    目前在窑址发现的“大盈”款、“翰林”款、“盈”字款、“官”字款，数量最多的是“盈”字款，除上述款识之外其它的正规题款尚未发现。                    1、款识的一般排序

    就广义的邢窑官款而言，“大盈”款出现最早，存世量也最少，基本为饼型足底刻款。“翰林”款实物相对多一些，但大多为尺寸大小不一的罐，其高度从十几公分到三十余公分不等，器物规整、做工精细、贡瓷特征明显。“盈”字款器物最多，并且器型丰富多样，包括罐、执壶、碗、盘、托盏、盒、雕塑器物等。

2、款识的刻写

“大盈”款笔迹似一人刻写，或有其他人仿照一人风格刻写；“翰林”款根据字体的刻写风格，彰显出刻写者极强的个性。初步分析，刻写款识得人不会太多（大约5人左右）；与前两个不同的是，“盈”字款的刻写，则呈现出风格多样、方法众多（釉上、釉下均有）、水平各异，也可称其为是丰富多彩、精粗兼备、鱼龙混杂。但有些做工精细的器物上的刻款，还是明显可以看出刻写者的修养、水平和功力是不一般的；“官”字款虽所见实物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邢窑“官”字款的刻写一般都是较认真、规整的。这与北宋定窑典型“官”“新官”等款刻写，那种率真、洒脱、随意的行草风各是有一定区别的。

3、姓氏刻款

在出土的邢窑器中，还不乏大量的吉语、姓氏等个性刻款，而且这些器物绝大部分出现在偏北部的窑场中。诸如“□弘”、“季”、“张”、“楚”、“佐”、“口”、“荣终”、“初”、“扬”、“田”、“德”、“王”、“井”、“士”、“孝”、“交”、“三”、“十”、“卅”、“×”等。

三、关于“大盈”款

邢台唐城官署遗址所出“大盈”款器残件,从大盈库设大盈库使及置外摧官一职来看,唐代贡品的定做、催交与入藏已受宫廷所控。正如后周皇室派检校太子宾客殿中使御史冯翱任税务使，对定窑管理那样,邢窑作为烧制贡品的一代名窑,必然受到皇室的管理。此种“大盈”款识与大盈库同名,应是为大盈库所烧器物无疑。

从“大盈”残器平足这点来看,它的出现应早于“盈”字款。从而表明，大盈库起初在邢窑定烧器上所置题款名称并非“盈”字,而是库名之“大盈”，之后方改为“盈”字。

 “大盈”题款器物作为贡品曾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京师金胜寺内。金胜寺创建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年),唐代与青龙寺、西明寺一样同为佛教传播的著名院场。李唐一代除武宗“会昌灭佛”外,其他皇帝均崇尚佛教,信仰佛法,因而皇家将贵重之物或用品赏赐给寺院也在常理之中。

四、关于“翰林”款

“翰林”款器物目前发现的其中1件为题款刻于器盖之上,其它多数刻于罐底。西安出土的一件刻有“翰林”、“盈”字双款。关于“翰林”题款的含义,基本上可推断是翰林院的定烧器。翰林院位于唐大明宫右银台之北的西夹城内,始建于唐初,为内廷供奉之所。初没时是为以艺技见长者而置的官署,并非为文学、儒士所设。玄宗时日渐显赫,方侍直禁廷并参与机密,专职制诰,其职始重,并设以翰林院使一职。这一点从邢窑贡品中除大盈库外,唯独翰林院定烧邢窑白瓷可窥见一斑。而署“翰林”、“盈”字双款的白瓷罐当为皇帝赏赐翰林学士的专门用品,进而表明翰林院在玄宗时所受到的器重。

五、关于“官”字款

邢窑“官”字款与“盈”字款、“翰林”款同出一地,表明邢窑在烧制贡品的同时,“官”字款器已开始烧造。

西安大明宫丹风门遗址出土的“官”字款圈足碗,与邢窑遗址所出的“官”字款器时代相同,均为晚唐,应为邢窑所烧。邢窑“官”字款器在大明宫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探讨“官”字款的时代、产地以及研究“官”字款的含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官”字款器均为白瓷碗、盘残件。其中一件白瓷碗内饰模印鱼纹图案,鱼为3条,头皆向碗心,模印清晰,栩栩如生。“官”字款模印鱼纹碗的发现,表明邢窑的模印技法自隋代出现,到唐代晚期已发展成熟。目前在我国内蒙古、辽宁、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湖南、浙江等地均有“官”字款瓷器出土。以往由于受资料所限,关于其产地,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官”款白瓷为定窑产品。如冯先铭先生认为,除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的“官”、“新官”产品似可能来自湖南,其他地区所出的“官”字款大体肯定是定窑的产品;冯永谦先生认为,各地出土“官”款器物为定窑和赤峰缸瓦窑的产品;李辉柄先生则认为,除湖南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外,浙江、辽宁和湖南地区的“官”、“新官”款白瓷均应为定窑的产品;申献友先生认为,“官”、“新官”款白瓷均应出于定窑。

关于“官”字款的含义,学术界似乎已成共识的观点是:“官”就是指一般的地方官府。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邢窑“官”字款与“翰林”、“盈”字款虽同出一地,但显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宫廷机构的定烧器,而前者则是为地方政府所烧之物,并有部分作为土贡供奉给朝廷的。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合理的解释是，邢窑“翰林”、“盈”字款发现范围小，“官”字款则在全国各地大量发现。“翰林”、“盈”字款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消亡,“官”字款则延续到五代、北宋。

众多实物的出土和多处烧造窑场的发掘,为各地的出土物提供了更多的鉴别的条件。就目前窑址发掘证实，烧造“官”字款的窑场已有陕西耀州窑、内蒙缸瓦窑、河北邢窑、定窑（实物最多）及井陉窑。
六、关于“盈”字款

1、“盈”字款的发现。目前除窑址发现碗、罐、粉盒、注子、盏托等多件外,各地出土器物有据可查的有，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传世“盈”字款粉盒；陕西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一件白瓷碗；西安唐西明寺遗址出土一件白瓷碗标本；青龙寺遗址出土一件白瓷执壶；河北易县孙少矩墓出土一件白瓷执壶；河北邢台唐墓出土一件白瓷平足碗、一件盏托。另外,北京古城遗址曾出土一件“盈”字碗标本及内蒙古辽耶律羽之墓中出土一件白瓷碗,；连同西安“翰林”、“盈”字双款罐等。
　　耶律羽之墓所出“盈”字款器,乔晓光先生依据墓葬年代及碗口不挂釉所呈现的芒口特点,认定出自定窑。于是有人提出:“如果其确为定窑产品,则又向‘盈’字款器的窑口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点值得引起专家、学者的重视” 。

2、关于“盈”字的含义。“盈”字的含义曾有多种说法。窑址未发现之前,陕西的研究者认为“盈”字与碗同义。邢窑遗址发现“盈”字款后,窑址当地的研究者认为是作坊的商标。这种看法也曾得到一些人的赞同。1987年,上海博物馆的陆明华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盈”字款是唐代百宝大盈库的标记,以表明其是供宫廷享用的定烧器，此种说法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大盈库属内库,《资治通鉴》记:“大盈库,内库也,以中人主之。”从《大唐六典》与《新唐书·百官志》中看,内库的管理及组织机构章法严密。开元年间,玄宗新置大盈、琼林二库,并设专使管理和置外摧官一职。外摧官这种官职在《新唐书》、《旧唐书》中不见记载,当为赴诸州催交贡品之官员。“开元盛世”使唐王朝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全国各州的金石珠宝、奇珍异物及地方特产进奉年年不断,正如《通典·食货》所记:“天下诸郡,每年常贡……,诸郡贡献,皆取当土所生。”这些常贡均纳入内库的大盈、琼林库中。白居易在《重赋》诗中控诉贪官污吏时写道:“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由此可见琼林库与大盈库齐名,且性质相同,贮藏物品极丰。邢州白瓷当然是以本地特产而作为贡品上交此库收藏,以供皇帝宴私之用,因而言其为大盈库定烧之物应无悖谬。

3、“盈”字款的产生与消失。众所周知,邢窑是我国唐代最负盛名的窑场之一,它与南方越窑并驾齐驱,共创了我国唐代瓷器史上南青北白的发展局面。邢窑是我国白瓷发展的代表窑,它自北朝晚期白瓷的创烧,到隋代已烧制出精细透光白瓷,开创了邢窑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初唐之后,邢窑进一步精选制瓷原料,成型、装饰、烧成工艺精益求精,创出了自己的独特产品——邢窑白瓷,开始了邢窑的第二次辉煌。盛唐邢窑步入其鼎盛期,这一时期部分产品出现了“盈”字和“翰林”题款。

任何事物的出现与消亡都不是偶然的,邢窑“盈”字款亦是如此。开元年间百宝大盈库的设立和邢州白瓷的人贡,“盈”字款器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唐末大明宫遭火焚、兵燹,天复四年(904年)朱全忠胁迫昭宗迁都洛阳并毁长安宫官百司,大盈库的消亡使“盈”字款器也随之销声匿迹。文献记载大盈库的设置、毁灭时间与邢窑遗址“盈”字款器的创烧、停烧时间基本一致,而“盈”字如果是一种吉语题款,绝不会只出现在唐中期至唐亡这一段时间内。五代邢窑虽已走向衰落,但窑场仍在烧造,却已不见“盈”字款出现,这亦表明“盈”字款是伴随着大盈库的毁灭及唐王朝的灭亡而消失的。

4、邢窑白瓷的进贡时间。以往研究者说法不一,有人说在天宝年间,有人说在开元、天宝或此之后。对于邢窑“盈”字款白瓷的进贡时间,有人认为始于中晚唐相交之际。笔者认为,邢窑的进贡时间有两个,一是邢窑题款白瓷的始贡时间,二是邢窑白瓷的人贡时间。邢窑题款白瓷的始贡时间,文献及考古资料证明当在开元年间,因为翰林院始设于玄宗开元初年,大盈库也设置于这一时期,故其入贡时间不会早于开元。这一点从西安仅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墓出土的“翰林”款罐,而开元之前墓葬所不见亦可得到证实。西安开元墓中“翰林”款罐的出土,亦可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记邢州开元时只贡文石狮子、丝布,不贡瓷器之遗漏。虽然目前玄宗开元年间纪年墓中尚无发现“盈”字款器,但从邢窑遗址所出“大盈”器具有盛唐前期遗物之特点来看,其定烧时间应在“翰林”款之前,亦不应晚于翰林院的定烧入贡时间。
　　如果说因大盈库的建立和翰林院的设置而出现了两个宫廷机构的定烧器,那么它绝不是邢窑白瓷供御之初创,它的始贡时间应在此之前无疑。至于提前到何时,笔者认为应在盛唐前期的高宗、武周时期,因为此时大唐盛世逐渐显现,白瓷业飞速发展,北朝晚期邢窑开其端倪的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在盛唐初期已得以完成。从内丘邢窑遗址出土遗物来看,这一时期精细白瓷在器形和品种上大为增加,产量和质量较唐初也已明显提高。定州咸亨元年(670年)越州都督府长史李基墓所出白瓷,瓷坯坚固如石,釉色莹如玻璃,色白而不滞,表明邢窑白瓷在高宗时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安乾封二年(667年)段伯阳墓出土的人形尊和胡人头像,展示了邢窑艺术雕塑的极高水平。人形尊将器物塑成西域少年形象,深目高鼻,身着圆领短袖衫,前额置硕大白毫相,前额发尖和衣领上缀珍珠,双手抱瓶,瓶腹嵌宝相花,中间饰宝石,邢窑匠师将一件日常生活用品塑成如此精美的艺术形象,以今天的艺术标准来看也十分难得。从西安总章元年(668年)李爽墓出土的白瓷砚、盘及西安其他贵族墓葬中出土的白釉四系罐、白釉螭柄注子、白瓷马镫壶、白瓷盘口双龙柄壶等大量器物中,可以看到邢窑白瓷已被当时的贵族、官吏普遍使用。邢窑白瓷在京师的广泛流行,必然引起皇室的关注,高宗时期为宫廷所用是极有可能的。

5、“盈”字款的范围。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盈”字款除在大明宫发现外,在其它地方也有发现,如西安西明寺、青龙寺、金胜寺所出的“盈”字款器。西明寺为唐代名刹,高僧云集,寺院建成后,高宗下诏迎玄奘法师入居于此。宪宗、宣宗曾先后驾临青龙寺,宪宗还专门在大明宫通往曲江的夹城上开辟进入青龙寺的便门。发现的这些器物应是皇帝赐给寺院的宫内之物。此外,河北易县的“盈”字款器可能与唐末藩镇割据有关,邢台“盈”字款器的主人可能为邢窑工匠。北京出土的“盈”字款器或与“安史之乱”有关,或为玄宗赏赐给安禄山之物。而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盈”字款碗当是由后晋儿皇帝石敬瑭献于契丹的。扬州作为唐代瓷器外销的集散地,在发现的众多邢窑白瓷残片(件)中，唯独不见“盈”字款器物出现。国外遗址中也出土了众多邢窑白瓷,但也难见“盈”字款的踪迹,这表明“盈”字款并非是当时流通的商品。

七、关于邢窑的停烧时间

前文提及邢窑的进贡时间当在唐开元、天宝年间,而青龙寺遗址出土的白瓷“盈”字款注子上有墨书题记“大中十三年三月十三日王八送来令□政收”,大中十三年即859年。易县录事孙少矩卒于咸通五年,即864年,而与“官”字款同出一地的圈足“盈”字碗显然为唐末邢窑产品,比上述有明确纪年之物要晚得多。从天宝年间“盈”字款出现,到唐末尚在烧造,其间经历了近170多年。据《内丘县志·城池》所记:“大和九年(835年)洪水泛滥,河龅西北隅,乃东迁焉,今城之西垣即旧城东垣也。”由此我们得知,今日的县城位于唐大和年间的东城墙之外,故城东之外的窑址现已完全叠压在县城之下。2003年,内丘在进行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地点适处大和九年东城墙之外,在380×40平方米的建设范围内布探方46个,发掘面积1224平方米,清理灰坑175个,发现作坊遗址及唐代窑炉10座。窑炉之密集,遗物之丰富为其他瓷窑遗址所少见。此次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就是首次发现了邢窑“官”字款,与“官”字款同时出土的还有“盈”字款、“翰林”款残片120多件。这一重要发现证实了“盈”、“翰林”款器在唐代晚期乃至唐末仍在生产,同时增添了“官”字款新品种。事实表明,内丘城关窑场在中晚唐不但没有停烧,反而炉火正旺。这点从唐代文献及墓葬出土物中亦可窥其一斑。成书于长庆年间(821~824年)的《元氏长庆集》中明确记有:“雕镌荆玉盏,烘透内丘瓶。”唐《乐府杂录》则记:“武宗朝(841~846年)郭道源善击瓯,率以邢瓯、越瓯共十二,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 。写于咸通年间(860~874年)的《茶瓯诗》中明记:“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咸通年间的诗人薛能在嘉州刺史任上所作的《夏日青龙寺寻僧》诗中也有“凉风盈夏扇,蜀茗半邢瓯”句。

综上所述, 邢窑“大盈”、“盈”、“翰林”字款是宫廷的定烧器，为皇室所专用。“官”字款是为地方官府烧造之物,其中也有部分器物作为贡品供奉于宫廷。以上的刻款加上众多的个性款识，不仅伴随着邢窑白瓷谱写了辉煌的历史，形成了邢窑独特风格的瓷器款识文化。而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众多款识标记的相关谜底，将会得到更进一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