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苏轼的“高考”标准范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

礼部隶属尚书省，这次考试又叫省试。考的科目，是诗、赋、论各一篇和策论五篇。

省试这一天，苏轼兄弟自备了三天的干粮，就匆匆进了考场。考场实行封闭式管理，各自待在自己的斗室之内，没有等到考试结束，不允许离开考场。吃喝拉撒全在这个封闭的斗室，门外还有警卫人员看守。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只有笔尖在纸上挥舞，发出的沙沙声，仿佛春蚕食桑叶一般，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一样。（参阅 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其中，考的一篇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无非就是要求考生，阐述儒家的仁政思想。

这样简单的题目，自然难不倒苏轼，但是短时间写得出新奇，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苏轼两次誊抄草稿，也结涂改了几个字，小心谨慎抄了一遍，用了六百多字阐述了自己的仁政思想。（参阅 李廌《师友谈记》）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c3AIaU9rh77OLLDgdeccpNgxjDlibFyWWoZ75ZR3YicVkXzETLBGBPAxR7OAicNyhwzJVjnOdLrer0RfWB28nM28w/640?wx_fmt=jpeg&wxfrom=13&tp=wxpic

在苏轼看来，当政者要以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天下人。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另方面，又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成了残忍。总而言之与，无论赏罚，都应本着忠厚仁爱之心，这样就可以达到儒家倡导的理想世界。

副考官梅尧臣，读到了苏轼的文章，表示异常兴奋，就将文章递给了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了这篇文章，也是又惊又喜，想将这篇定为第一名，又疑心这是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别人说闲话，就勉为其难定成了第二名。（参阅 杨万里《诚斋诗话》）

自造典故

话说，翻阅考卷的时候，副考梅尧臣发现一句，“皋陶为士，将杀人；”递给了主考欧阳修。欧阳修问道：“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梅尧臣说：“不知道出自哪本书。”欧阳修以为自己记错了，就没有怎么在意。刚开始定这篇为第一，为了避嫌就干脆定为第二。揭了榜，才知道这篇文章是苏轼写的。欧阳修便说：“这小伙子肯定知道出自哪本书，只恨我们记不清楚了。”

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c3AIaU9rh77OLLDgdeccpNgxjDlibFyWWFYhsrjIEibDKmkJtcQicXqwRVSeTYicDXG3dDY0VXSPe8PTICLlkz6j1w/640?wx_fmt=jpeg&tp=wxpic&wxfrom=5&wx_lazy=1&wx_co=1

有一日，苏轼前来拜访欧阳修，欧阳修便问：“你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典故，出自哪一本书？”不料，苏轼坦然答道：“想当然罢了。”

其实，苏轼所引的典故，出于《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或许，他误记成了尧的事，就干脆说自己想当然的。（参阅 陆游《老学庵笔记》）

或许，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有些好事者还嫌不过传奇，就添加了不少细节，造作出了一段佳话。

苏轼回答道：“出自《三国志·孔融传》”

欧阳修认真翻阅了《孔融传》，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典故，感到莫名的纳闷。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的妻子赏赐给他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感到纳闷，问此事出于何书。孔融说：‘并无出处，是我推测古人这样做的，想当然罢了。’所以，我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推测的，想当然罢了。”

欧阳修听了，赞叹不已，逢人便说：“苏轼这是善于读书，也善于用书，文章一定会独步天下。”（参阅 杨万里《诚斋诗话》）

苏轼自造典故是杜撰的，但却非常符合他的个性与文风。苏轼算是真正读透了书，能够将知识灵活的转化。同时，苏轼不认为这是学术造假，充其量只是一种写作方法，目的只是为了论证自己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