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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4 10:00:26)| 分类： 文学文化 |
晚清90后的崛起01--傅斯年与陈寅恪
“
01
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创建学科研究范式的关键性时期。就其学科创建的核心领导层，重大责任降临到了“晚清90后”这一代。
这一批深受五四洗礼的知识青年，逐渐步入了中年在各自学术领域的处女地里，开垦出了划时代的创造模式。科技事业，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文史研究，傅斯年、郭沫若、陈寅恪、钱穆……
正是他们带领了一批批的追随者，开创了中国现代各个学科领域研究的新范式。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担任院长，这是中国第一个从事现代科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与前辈相比，这批科学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科学研究自主性。
无论数量还是眼界明显比前辈更有优势，他们拥有更多的的精力投入科学研究。他们的科学态度也是更为根本的探索未知世界，自然能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对待科学研究。
傅斯年(1896-1950)是“晚清90后”中名副其实的“学霸”，不仅因为学问做的好，还有政坛少不了他的霸气。
1928年4月，傅斯年在蔡元培受命下，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在傅斯年的主持下，“史语所”汇聚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如史学大家陈寅恪、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
对于傅斯年而言，最得意的学术贡献，莫过于构建了学术典范意义的“制度性遗志”。
在傅斯年看来，“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认为，现代历史学的若干问题，必须得益于自然科学的帮助才能解决，否则无从下手。因此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末尾，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转引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
傅斯年进一步，提出了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的“四新”研究方向。随着“史语所”学术团队的建立，内阁档案的抢救与明清史料的整理、研究，安阳殷墟、龙山文化区域的田野考古发掘，对古代遗迹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的保护研究等，都在傅斯年的宏大学术思想体系下逐步进行。
不得不说，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考古。正如傅斯年在《旨趣》中所言，“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换而言之，以安阳殷墟发掘为契机，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傅斯年组织领导了这一个历时9年15次的田野考古工作，而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主持具体考古事务。
李济（1896-1979），是第一个留美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到1937年，李济主持了对安阳殷墟的15次考古工作。这15次发掘工作，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甲骨和器物，更是取得了世界性的重大历史成就。
在李济看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李济《感旧录》）
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使得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了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正是因为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史语所”的学术水平受到了世界性关注，并逐渐成为世界一流学术研究的殿堂。（请参阅
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
笔者写到这里，想起了近年来流行的小说《盗墓笔记》，很想谈一下考古与盗墓的关系。
在中国，盗墓与丧葬的历史差不多。政府批准获取资金并有警察保护是考古，未经政府批准自费的盗墓会有警察捉拿。究其根本，考古是以研究保护为目的挖墓，盗墓则是以卖钱分赃为目的挖墓。这些考古学的基本原则，正是李济一手建立的科学体系，毕竟考古学不是一般的盗墓。
多年来，傅斯年有着一个宏大的学术抱负，那便是借助考古成果重建古史。
“夏代之政治社会已演进至如何阶段，非本文所能试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颇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之。”（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
早在十几年前，傅斯年深受古史辨派影响，只相信周平王以后有信史可言。而到了现在，他不仅肯定夏朝存在的真实性，还断定夏朝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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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1890-1969），是“晚清90后”中一个超一流的纯粹学者。他的一生，不像傅斯年那样轰轰烈烈的霸气，也不像徐志摩那样诗意盎然的多情，俨然就是不同的枯燥学术研究汇集的一生。
不过，倘若举办一个民国学术大咖排行榜，笔者估计全民自愿投票的情况下，陈寅恪肯定名列前三甲。不得不说，近年来流行民国热，尤其陈寅恪一路走红，俨然成了全民关注的公众人物。
说句实在话，陈寅恪最不应该成为公众人物。
不过，近年来的民国热，大多数人更多关心的是那些民国知识分子难得的大师范。这样有着魏晋风度的大师范，正好是当下知识分子最缺的一种品性。
尤其陈寅恪这样的享誉国际“大师中的大师”的学者，如同想当年欧洲贵妇追捧爱因斯坦一样的附庸风雅。
言归正传，陈寅恪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文字学等学科。尤其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寅恪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或多或少与他的治学态度相关。蒋天枢总结陈寅恪治学有四大特色：
“一、以淑世为怀。笃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之旨；二、探索自由之义谛。见《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及《论再生缘》；三、珍惜传统历史文化。此意则文诗中随地见之，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之句，尤为澹荡移情；四、“续命河汾”之向往。此虽仅于赠叶遐庵诗、《赠蒋秉南序》中偶一发之，实往来心目中之要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
简而言之，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可以总结为“三证”。第一证，地下实物和纸上遗文互相释证。第二证，异族故书和本国旧籍互相补证。第三证，外来观念和固有材料互相参证。
不过，在一般读者看来，陈寅恪对原典引述确实有点无聊琐细。笔者阅读他的著作，总是一头雾水以为自己读的是一本天书。
还记得，学习古代文学史“白居易”章节，张老师给我们讲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考证了“杨贵妃的初夜给了谁”的问题。笔者带着好奇心，上午到图书馆借了一本，翻了几页下午就悄悄送回了原位。
然而，这些只是陈寅恪学术著作的表面现象，背后的门道却是史识眼光的独特。陈寅恪通过杨贵妃的处女问题，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完全不一样。他正是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与文化问题，这正是大学者的独特研究方法。
正如，李泽厚所言，“真正能代表陈寅恪治学水平和治学方法的，还是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些书。你看一看那里的材料和观点，就清楚了。他的书常常并不厚。此外，他似乎随意讲的几句话，也极有见识，抵得上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例如他说到秦代的那一套是从孔夫子那里来的，我经常引他这句话，其实他这句话只是提到一下而已，也并未论证，但极有分量，与传统说法根本不同。又如陈讲儒家长处在伦常制度，而不在学说思想方面等等，也没去论证，但这片言只语的洞见我以为抵得上好些书。”
（李泽厚《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陈寅恪一生取得的学术高峰期，正是与傅斯年一起合作开始。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陈寅恪出任历史组主任，两位学术界的新巨星历史性的聚合，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
千言万语，道不清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仅靠这些学术成就，或许能够折服专业学者。然而，陈寅恪的影响确实超出了学术圈子，他之所以能够吸引一般民众的好奇，肯定还有超出学术之外的意义。
夏中义认为，“陈寅恪的意义不在具体的学问、学术，而在学统。”（《九谒先哲书》）
“所谓‘学统’，也就是‘一种把学术作为生命意义来追求的学人传统’。这玩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先天便很缺失，直到乾嘉学派那里才算有了点眉目，再到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才算理清了思路。但‘竖看百年中国学术史，从晚清、民国到共和国，能真正自觉地用生命去践履’，并‘使自身化为学统之链所以历代未绝的悲怆一环者’，那真是舍陈寅恪而其谁！也就是说，正是由于陈寅恪认准了这一条道儿走到黑，那个来之不易又命若游丝的‘现代学统’，才总算没有断了香火。”（转引
易中天《劝君莫谈陈寅恪》）
换而言之，陈寅恪的社会意义，正是传承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学统”意识。
其实，正是陈寅恪提倡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不可小觑，这个八个字的分量，它的存在正是作为学者独立精神的所在。
陈寅恪一生确实做到了这样的“独立精神”。1953年，郭沫若请陈寅恪出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他公然提出了研究所不学马列主义与政治，并要求毛公或刘公给一亲笔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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