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之后，艰难的从文之路

原创 追随鲁迅的心路历程  思哲的哲思  2019-01-13

一九零六年六月底，周树人再次回到了东京，只得暂时忘却婚姻的烦闷，全身心地投入心爱的文学创作。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呐喊·自序》）

文学创作，从来都只是一个人的事，因而它是一种细作到灵魂深处的笔耕。

笔耕，是将个人体验付诸文字的一种精神劳作，相信文字有着生命的温度和灵性。愈是真诚温暖的文字，就愈能打动别人的心灵。因而，文学创作的实质，就是挖掘掩藏在文字背后的高贵灵魂。

尽管文学创作是一个人的事，但要搞一个疗治灵魂的文艺运动，就绝非一个人的事。

其实，早在回国完婚之前，他就想创办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

他心里明白：要搞文艺运动，必须拥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这样才有资本聚集一批有志之士，组建成一支改造国民性的写作者联军。

一九零七年夏，周树人如期而至地展开了疗治灵魂的文艺运动。

这次有了二弟周作人的加盟，也有了几个好友的倾情赞助，创办杂志的工作相当顺利地开展了。

杂志取名《新生》，不仅寓意新的生命诞生，更是寓意民族灵魂获得了新的生机。

周树人不想把《新生》，办成鼓吹革命暴动的政治性阵地，有几人理解他的心意呢？他办杂志的初衷，只是想用文艺刊物澄清国人的灵魂，可在不合时宜时期谁会理睬呢？

“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自序》）

遗憾啊，正值《新生》临近出版之际，一个个撰稿人纷纷退出，赞助最终也是个落空。

就这样，不合时宜的《新生》，还没有见到一丝曙光，就已经流产胎死于腹中。

《新生》的计划流产了，但并不意味着周树人的文学之梦也随之流产。

 失败不会让他沮丧，反而让他清醒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如饥似渴地搜寻与阅读各国文学经典，孜孜不倦地翻阅与练笔各种文学体式。

 失败不会让他永远的失败，在百无聊赖之中意外的又有了一个翻转的时机。

一九零七年十二月，《河南》杂志总编刘师培前来约稿，正好可以把原先为《新生》撰写的文章在这里发表。

 就这样，他在《河南》第一期发表了《人间之历史》。

《人间之历史》，是一篇关于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性文章。他在此文进一步介绍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

一九零八年二、三月，他以“令飞”为笔名，在《河南》第二、三期发表了《摩罗诗力说》。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坟·摩罗诗力说》）

《摩罗诗力说》是一篇介绍西方文艺思潮的一篇专论。此文不仅是一篇文艺运动的纲领，更是一篇人性解放的宣言。

一九零八年八月，他以“迅行”为笔名，在《河南》第七期发表了《文化偏至论》。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坟·文化偏至论》）

《文化偏至论》是他论述人的解放的一篇专论，于此明确文艺运动的核心便是“立人”思想，“掊物质而张明灵，任个人而排众数。”

简而言之，这几篇论文，可以理解为他一生改造国民性的总纲，同时也可以作为传播西方思想的先声。

其实，五四时期的重出江湖，正是延续这个阶段未完成的任务。

无论怎样，《河南》杂志算是一个不错的文艺阵地。在这里，有着与二弟作人、许寿裳一起构成的文艺“三人团”。

这个文艺“三人团”，作为战斗在文化第一线的同盟军，算是一次尝试性的实现了知识分子联合的必要。

不得不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横扫旧文化，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便是知识分子的联合。

 在东京，这几年为了学习文艺，他们不知搬了多少住处。

 记忆深刻的住处，莫过于本乡区片町的“伍舍”，不仅因为它是文学大师夏目漱石的旧居，更是因为它承载了他们一直不弃的文学梦。

在夏目漱石故居里，零距离地体悟到了偶像的文学情怀。大师的偶像光芒，照耀着他们依旧神圣的文学梦，指引着他们执著地追逐文学梦。

毕竟他们都还很年轻，文学是个值得一辈子追逐的梦。然而，支撑起这个美梦，还是深藏在心底的不服输。

 一九零八年，他们有幸成为章太炎的私淑弟子，由此也实现了周树人至关重要的由“理”转“文”。

 太炎先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太炎先生曾说：中国最要紧的有两件事：其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其二、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没想到，太炎先生欣然的答应了，周末在《民报》社为青年们讲章氏国学。

 庆幸啊，终于可以聆听到大师的讲课风采。

 太炎先生每次讲解古籍，树人总是静静地聆听，极少发言，用心记录。

 就这么幸运，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给他们讲完了《说文解字》和《尔雅义疏》，顺便还讲了《庄子》等古籍。

不得不说，像太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尽管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却在感情上丢不开中国的传统思想。

 周树人的文学之梦，不只有一个《新生》的阵地，也有借他人之心声发自己之启蒙的《域外小说集》。

 一九零九年三月，他和二弟周作人再次亲密的配合，选译了东欧和北欧一些弱小国家的小说。

 他们别具一格的编译，一来，通过小说人物嘶喊的声音，只想引起被侮辱被损害的国人的共鸣；二来，通过小说主旨深入的探索，只想引起一点治疗国人精神衰颓的妙用。

资金对于周氏兄弟而言，一直就是个不容忽视的难题。

其实，大多数人一生的忙忙碌碌，归根到底还是解决自身没钱存活的生计问题。

这次出版《域外小说集》，没有一度搁置幻灭，多亏了蒋抑厄的慷慨资助。

译书终于出版了，只是销量实在难以言说。第一集印了一千册，半年只卖掉了二十册；第二集印了五百册，最终也只卖了二十册。

读者不买账，任何启蒙都只是一场自娱自乐。读者没有理解他俩的本意，这次文艺运动的失败，只能算是一种“不合时宜”。

 换而言之，不是读者没有眼光的不识真货，只是他俩的思想确实有点超前。超前思维，作为一种投资确实相当不错，周氏兄弟的错，就错在思想先锋的时机超前了近十多年。

唯一比犯错更严重的就是过于超前，让他们的文艺运动，失去了最基本的读者支持。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俩的心急操切，只是引进西方思想需要一个合理的社会契机，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读者群。

 不要丧气，开拓者的创业，总是伴随着或多或少的坎坷。

 不要放弃，文学梦的事业，总是积累着多多少少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