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生活是怎样走过来的？

王安林

按：2023年5月12日上午，我赴《石淙镇志》姚家坝村编撰座谈会。在书记沈建良，联络员沈小平组织下，座谈会很热烈。王安林老师第一个发言。他曾在含山教过书，有讲不完的故事。分别时他答应我写些回忆文章。日前，果然收到他的几份来稿。我请爱华帮忙打字，编成《王安林农村文化的回忆》系列。

                                               多亏那个毛泽东

我名王安林，上学时先生给了我一个学名叫王志立。上学那年我虚龄七岁，我的生日实在太小，实际足龄只有五岁。那年是一九四九年，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国庆节。

学校为了在这隆重的庆祝大会上去演出节目，先生选我和同龄同学王田荣两人排练一场精干的小戏，题为“感谢伟大领袖毛泽东”。我扮演农家老奶奶，头包白毛巾，身穿大襟棉袄，腰围长裙子，手提小竹篮。他扮农家老大爷，头戴乌毡帽，腰围短作裙，手拿竹烟管，老头子先上场，给我打招呼，有这么几句台词：“老婆子！唉！快快来，噢！安子妈妈来呀！咱们都是那贫苦农，多亏那个毛泽东呀！”

演出相当成功，迎来了全场的热烈鼓掌，我俩可高兴啰！这一次是我一生文艺生涯开端，迈上了第一步。

                                                     我的母校——姚家坝完小

姚家坝完小是解放前转过来的规模较大的一家完全小学。从一年级至六年级，不但齐全，而且都有双班。共有一百多名学生，七八个教室，五六个教师。

一九四九年我虚岁七岁，姨母送我上学，那个年头是没有立春的年，所以称为盲年。盲年上学那天学生要腰围红裙，手提红灯进校门，姨母为我包了很多粽子，做了很多糕点。意思是高中状元。粽子糕点要到学校里分给同学和老师，想分粒糖，但是为了省钱，用把大茶壶泡糖水给每人喝。校长是当地的老先生，大家都叫他福财先生。真名沈永源。我在家的名字叫王安林，上学先生要给我取大名叫王志立。解放了，我们学校的行政地名是石淙乡第一村姚家坝完小。所在村就是俞家埭村，这村也有很多学生在我们学校上学，所以学生格外多，我记得先生有沈永源、陈菊、严宝华，还有一个姓朱的，一个姓徐的。其他几个记不起来了。上级领导经常来查学，学校管理相当严。每天早上进校全校学生要到操场去升国旗唱国歌，然后做广播体操，我校的操场很雄伟，竖立在操场边有三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有斗口那么大的三个字：“运动场”。

教室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民房，所以教室很分散，但教室布置很漂亮，挂黑板的墙上贴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下面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红字。左边贴着一个约三十公分开阔的五角星，五个角尖都有一组词，称五爱：爱共产党、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很整齐。

我们学校的学生年年增多，带来了多方面的困难。一直坚持到一九五六年，学校才分解南面大树地小学、北面陆介土斗小学。从此姚介坝完小完成了历史的史命。

                                           农村文化生活是怎样走过来的？

农村、农民生活历来就是最艰苦生活的。尤其在旧社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农民生活尤为艰巨。文化生活沉浸在最枯燥的境地，解放后，政府在这个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开辟了农村露天电影的新天地，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的新阵地。16毫米、75毫米，什么都好。生活故事片、革命英雄战斗片、戏曲片都是广大农村观众叫好的影片。有时好几个放映点、好几个放映机，只有一部影片。就采取跑片的办法，我们几个大的自然村设了放映点，我们几个青年担任了电影服务员。

在越剧“梁祝”、“红楼梦”上映时，观众甚至赶上几十公里，爬屋顶上看。

由此可见，农村的文化生活何等落后和枯燥，充分反映了农村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农村的青年男女还借着电影的机会找对象谈恋爱。露天电影的生命率长达二三十年。充分说明农村文化生活是何等重要。

尤其在春节期间。这是我们农村一年中最大的传统节日，也是最隆重的节日。节日期间，文化生活如饥如渴，为了弥补这一点，去请来唱书先生，弹唱的也好，胡琴说唱的也行，开讲说大书的也可以。整理出几间民房作书场。听客还要买票进场。没有电灯怎么办，租来汽油灯，这种热闹场面无法形容。

文化生活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比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血液一样重要，是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