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云楼随笔之五

人之初，性本善吗？

——浅谈儒家的人性思想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经历了一番“江湖险恶”，有时不免会感叹“人心难测”。而当你怀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在这个人心难测的尘世走了一遭之后，可能又免不了叹一句“世上还是好人多”。这类感慨，多少都涉及人性的问题。那么，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呢？这个古老的问题，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从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能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答案。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人们多相信人性是善的，这或许与儒家的教化有关。在传统的蒙学读物《三字经》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大概很能代表古人对人性的一般看法。到了今天，不少人还受这一观念的影响。如见人做了十分恶毒的事，就骂其“丧尽天良”、“禽兽不如”。这本身就是一种“性善论”思维。你骂他“丧尽天良”，实质上是承认他本来具有天赋的“良心”，只不过现在失去了而已；而“禽兽不如”的潜台词，也分明是相信人的文明程度要高过禽兽。

但如果说儒家都主张人性本善，并不是历史的实情。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他本人就不是性善论者。关于人性，他留下了两句著名的话：一是《论语》中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句话并没涉及到人性的善恶，只是在表达一种人生经验，即每个人生来都有相近的一些生理、心理特征。但这些特征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环境的差异，变得很不相同；一是《礼记》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是把求食、求偶看作人的根本欲求。另外，孔子还说过一些与人性有关的话，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等等。前者是说就自己所见，人人都是“好色”之心超过“好德”之心；后句话可作为“性相近，习相远”的补充，说只有上等智慧、或愚昧至极的人，其性情才不会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总体看，孔子说的人性偏重于人的生物性，这就不可能是什么性善论。当然，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说他主张性恶。他分明看到了人性中藏有善、恶两种潜能，所以才重视道德教化，力图把恶的一面抑制住，把善的一面发扬出来。后来一些儒者，由于自己主张性善，就把孔子的个别话，如“天生德于予”之类，拉出来做断章取义的解释，似乎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主张性善了。

儒家的性善论能够在历史上留下重大影响，功劳最大的是孟子。孟子实际上改变了传统的“人性”概念。他说的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把饮食男女等生物性排除在外了。孟子认为，仁、义等美德人人天生具备，不学而能，因此每个孩子都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等他长大些，都知道敬自己的兄长。为说明人性是善的，他还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说当看到陌生的孩子掉入井中，每个人都会心生恻隐而设法营救。人这样做，既不是为了讨好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获得社会的赞誉，而是为了抚平自己的恻隐之心。孟子还认为，由于受环境的引诱和感官物欲的驱使，大多人把善良的本性迷失掉了，或变得残缺不全，这是人类的大不幸。为了不沦为禽兽，人必须找回失落的本心，并将其发扬光大，以恢复人性的尊严。

孟子的性善论，后来受到另一位著名儒者荀子的批判。与孟子相反，荀子把生物欲求视为人的本性，认为顺着这种本性走，必然导致人类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各种邪恶的事情便不可避免。他主张人必须学习礼义，遵守法律，将这种贪戾的本性化解掉、管束住。后人把荀子的这种人性论称为“性恶论”。但我们必须清楚，由于对人性概念的界定不同，荀子与孟子的人性善恶之争，其实是各说各话，一开始就不是针锋相对的观点。

在后来近千年的岁月中，儒家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占主流地位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而是一种被称为“性三品”的学说。如西汉的大儒董仲舒，就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三个等级，认为上等的“圣人之性”先天就是善的，不需要教育；下等的“斗筲之性”，是经过教育也难以转化为善的。但这两类人都是极少数，更多的人属于中等的 “中民之性”，这类人善恶混杂，需要教育和管制。这种人性思想，一直流行到唐末。

到了宋代，性善论才唱了主角。一些著名儒者如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无不是性善论者。他们认为，上天赋予人的本性纯粹至善，这种性通过“心”发作出来就是“情”，情失其中正就成了“恶”（“人欲”）。这种性善论虽说来自孟子，实际上也受到了佛教的刺激。佛教认为人人都有“清净”、“圆觉”的佛性，只是由于被“妄念”蒙蔽，才成为在烦恼中煎熬的凡夫。人只有皈依三宝，修习戒定慧，才能重现佛性的光明。宋代儒者“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工夫，与佛教的这一思路十分相似。成书于宋末的《三字经》，提出“人之初，性本善”的看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的人们，应如何看待儒家的性善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人类之前，这个早已存在了的天地宇宙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呢？探讨的结论只能是，如没有人类的价值反观，天地宇宙只是寂天寞地的洪荒世界，根本无所谓善恶。同样道理，人性其实也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有当人类站在自我利益的角度，用既定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天地万物时，才有了善恶的价值评判。由于诸多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先哲们对天地的“生生之德”有着较亲切的体认，于是就认为天地宇宙是善的。人既然是天地所生，自然也被被赋予了这种德性，所以本性也是善的。这正如认为牛羊是善的，老鼠苍蝇是恶的一样，都是人类基于自身的利害，而做的价值判断。这使得儒家的性善论，本质上是一种先验论。这种人性论，有利于树立人的尊严，增加人的责任意识，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动力和方向。

相比之下，西方人从骨子里就不相信人性是善的。《圣经》中的伊甸园神话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因偷食禁果被惩罚到凡间，有了一个沉重的肉身。这个肮脏的肉身让人始终葡匐在大地上，变得异常邪恶和自私，一旦失去外在束缚就会作恶。因此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人的道德自觉上，而是相信外在的束缚。他们不期待人做善事，而是想尽办法约束人不去做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就建立这一人性的预设之上。

那么，究竟是哪种人性论更好呢？这恐怕也像人性是善是恶一样，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许，围绕着人性的善恶问题左想想，右想想，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的拷问，能够使我们更接近生命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