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富春山居图》子明卷疑系董其昌作伪
(2011-09-05 01: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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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这无疑是良好的愿望，我也特地寻找比较清晰的图片细校，试图声援翻案。讵料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但疑点更多，还意外发现作伪“嫌疑人”，很可能就是同时拥有这两卷画，并题跋鉴定都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的董其昌。
http://www.sf108.com/bbs/attachments/attachments_2006/day_110602/20110602_547008e3317da0e1e0dc6oYkwkkq3FJF.jpg
第一，“子明隐君”云云的题款（上幅左起第四组文字）字体、笔法和黄公望的存世作品题款相差太大。左起依次为黄公望无用卷、《水阁清幽图》、《九峰雪霁图》、《富春大岭图》（上）、《天池石壁图》（下）、《为张伯雨画仙山图》以及子明卷的题款。
前六幅题款时间不同，但笔法一致，用笔中正，点线圆劲。字体都为行楷，偶夹草字。请注意《九峰雪霁图》与《富春大岭图》中的草书“痴”字，写法相同，署名习惯相对固定，人皆如是，所以常可据以破案。
子明卷则是行草，笔使偏锋，点线扁利，即使落款字体可以改变，笔法也不至判若二人。其中草书“痴”字写法和上举二字全然不同，也有悖署名习惯。凡此等等，为何没有引起质疑？
也许在古代，哪怕是乾隆皇帝，也很难集中多幅作品进行比对，所以未生疑窦。可是自称“黄子久画，以余所见不下三十幅”（《画旨》），并且同时收藏子明、无用两卷画的董其昌（据《画旨》所载，《富春大岭图》后来也为他所得），应该能够看出问题，为何他也认为都是真迹呢？
子明卷在戊寅（至元四年－1838）送人，距至正七年（1347）无用卷开始制作，已隔九年，前者在钱塘，后者在富春，但从图象看，两者相似度却高得很，尤其是图3部分的松树、草亭几如拷贝，连野鸭的数量和队列都一模一样。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除非两卷画同时摆在一起，一卷临摹复制另一卷，否则根本无法画到如此相像，就算大师也不行，这是专业常识。沈周收藏过无用卷，被人干没多年后，背临过一画，不得不在题跋里感叹“物遠失真，临纸怅然。”
为此相同的两卷画必有一真一假，乾隆尽管外行，还要辨明真伪，作为大画家和大鉴赏家的董其昌为何却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居然都认定“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
其次请看画作。
子明卷在戊寅（至元四年－1838）送人，距至正七年（1347）无用卷开始制作，已隔九年，前者在钱塘，后者在富春，但从图象看，两者相似度却高得很，尤其是图3部分的松树、草亭几如拷贝，连野鸭的数量和队列都一模一样。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除非两卷画同时摆在一起，一卷临摹复制另一卷，否则根本无法画到如此相像，就算大师也不行，这是专业常识。沈周收藏过无用卷，被人干没多年后，背临过一画，不得不在题跋里感叹“物遠失真，临纸怅然。”
为此相同的两卷画必有一真一假，乾隆尽管外行，还要辨明真伪，作为大画家和大鉴赏家的董其昌为何却连这点常识也没有，居然都认定“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http://www.sf108.com/bbs/attachments/attachments_2006/day_110602/20110602_a408f38d5bc179e52ce2eoYr6qaTyGFc.jpg
“大痴画卷，予所见若檇李项氏家藏沙碛圖，长不及三尺，娄江王氏江山万里圖，可盈丈，笔意颓然，不似真迹。唯此卷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忆在长安，每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获购此圖，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共相暎发。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丙申十月七日书于龙华浦（舟中），董其昌。”
两跋字体完全相同，只是无用卷笔力确如乾隆所指，比较“薾弱”。明清各种著录都认定此卷是黄公望真迹，董跋的真实性自然没有问题。子明卷的董跋真实性也没人质疑，书法还优于无用卷，所以深得乾隆信赖，成为认定此卷为真迹的重要依据，在御题里多处提及，例如“董香光称其……”，“华亭妙笔存图右”，“问自何来，画禅所有”等等。
可是，董其昌在同年同月同日同地题写几乎完全一样的两幅题跋，为何没人感到蹊跷？真有可能这样凑巧，两卷黄公望“得意之作”都被他买到？即便真有这样巧，上述那些我们局外人都会生疑的问题，他作为收藏者，真的反倒看不见？
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45岁，时任湖广按察司副使，所以跋中说 “奉使三湘”，后来因病在家休养。龙华浦在其家乡华亭（今松江）。无用卷跋颇详，把看画和购画的过程，写得历历在目，脉络分明，这是收藏的需要，也是魅力所在，把玩时重温藏品来历是一大乐趣。
可子明卷呢？既然也是黄公望的真迹，必然得来不易，同时题跋，无用卷写了来龙去脉，它怎么没有呢？就算不写来历也可以，其他内容又为何照抄到一字不易？这完全有悖题跋的常理和常态。
请注意：董其昌这两卷题跋，都提到要“藏之画禅室中”，可是在《画禅室随笔》卷二记载他自己藏画的“画源”段落中，却只提到一件 “黄大痴富春山图”，它和“ 董北苑潇湘图”等等总计37件历代名作，被董称为“俱吾斋神交师友，每有所如，携以自随”。其中包括“赵子昂洞庭二图”，就是两幅“洞庭图”。既然两卷董跋都说画要收藏，随笔所记应该也是“黄大痴富春山二图”才对，实际却只记一卷，个中奥秘不就昭然若揭吗？
也许有人会说，随笔所记，可能是只收藏到一卷时写的，后来再收一卷已无法入载。可是就算收藏有先后，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搁到同一天才题跋，跋文一模一样仍然费解，很容易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一卷是在造假。
子明卷存在前析那些疑点，自然就是假的，而第一作伪“嫌疑人”也自然非董其昌莫属，而且“作案”条件、时间和动机无不具备。
“作案条件”有二：一是无用卷在他手中，有条件复制；二是他具备技术条件，可以复制。
“大痴画卷，予所见若檇李项氏家藏沙碛圖，长不及三尺，娄江王氏江山万里圖，可盈丈，笔意颓然，不似真迹。唯此卷规摹董巨，天真烂漫，复极精能，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是子久生平最得意笔。（忆在长安，每朝参之隙，征逐周台幕，请此卷一观，如诣宝所，虚往实归，自谓一日清福，心脾俱畅。顷奉使三湘，取道泾里，友人华中翰为）予（和会）获购此圖，藏之画禅室中，与摩诘雪江共相暎发。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丙申十月七日书于龙华浦（舟中），董其昌。”
两跋字体完全相同，只是无用卷笔力确如乾隆所指，比较“薾弱”。明清各种著录都认定此卷是黄公望真迹，董跋的真实性自然没有问题。子明卷的董跋真实性也没人质疑，书法还优于无用卷，所以深得乾隆信赖，成为认定此卷为真迹的重要依据，在御题里多处提及，例如“董香光称其……”，“华亭妙笔存图右”，“问自何来，画禅所有”等等。
可是，董其昌在同年同月同日同地题写几乎完全一样的两幅题跋，为何没人感到蹊跷？真有可能这样凑巧，两卷黄公望“得意之作”都被他买到？即便真有这样巧，上述那些我们局外人都会生疑的问题，他作为收藏者，真的反倒看不见？
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董其昌45岁，时任湖广按察司副使，所以跋中说 “奉使三湘”，后来因病在家休养。龙华浦在其家乡华亭（今松江）。无用卷跋颇详，把看画和购画的过程，写得历历在目，脉络分明，这是收藏的需要，也是魅力所在，把玩时重温藏品来历是一大乐趣。
可子明卷呢？既然也是黄公望的真迹，必然得来不易，同时题跋，无用卷写了来龙去脉，它怎么没有呢？就算不写来历也可以，其他内容又为何照抄到一字不易？这完全有悖题跋的常理和常态。
请注意：董其昌这两卷题跋，都提到要“藏之画禅室中”，可是在《画禅室随笔》卷二记载他自己藏画的“画源”段落中，却只提到一件 “黄大痴富春山图”，它和“ 董北苑潇湘图”等等总计37件历代名作，被董称为“俱吾斋神交师友，每有所如，携以自随”。其中包括“赵子昂洞庭二图”，就是两幅“洞庭图”。既然两卷董跋都说画要收藏，随笔所记应该也是“黄大痴富春山二图”才对，实际却只记一卷，个中奥秘不就昭然若揭吗？
也许有人会说，随笔所记，可能是只收藏到一卷时写的，后来再收一卷已无法入载。可是就算收藏有先后，并且由于种种原因搁到同一天才题跋，跋文一模一样仍然费解，很容易令人不得不怀疑其中一卷是在造假。
子明卷存在前析那些疑点，自然就是假的，而第一作伪“嫌疑人”也自然非董其昌莫属，而且“作案”条件、时间和动机无不具备。
“作案条件”有二：一是无用卷在他手中，有条件复制；二是他具备技术条件，可以复制。董其昌高度崇拜黄公望，在题跋里热情洋溢地呼喊 “吾师乎！吾师乎！”并真的以黄为师。他在《画旨》里自述“少学子久山水，中复去而为宋人画，今间一仿子久，亦差近之。”“黄子久画，以余所见不下三十幅。”可见他对黄公望的画法能有多么熟悉。他收藏无用卷正值中年，子明卷应是那时出于学习热忱的临摹，不是为了复制伪托，所以很自然地兼用黄公望和宋人 (主要是董巨，他自称 “溯其源委，归之董巨”）的手法。
图中为《为张伯雨画仙山图》局部，也作于“至元戊寅”，早无用卷九年。那时黄公望未脱董巨窠臼，皴法明显留有巨然长披麻的影响，皴线排列整齐均匀，并且渲染充分。而到无用卷创作时期，黄公望已自出机杼，大幅度减少渲染，突出笔墨的书法性审美和操作，注重皴线的粗细、重轻、疏密、干湿和浓淡变化。子明卷则既有巨然的痕迹，又有黄公望的影子，符合董其昌中年时期的技术条件。
“作案时间”很充裕，无用卷就在他家里，完全可以从从容容地对照临摹，因此连江上的野鸭有几只，如何排列都没有差错。
至于“作案动机”，诚如上述推测，临摹学习时尚无歹念，但成名之后，他的书画常令人代笔，公开造假谋利（古人字画也不是都能白要的）都不以为耻，伪托名画欺世敛财便心安理得了。再结合晚年发生的“民抄董宦”事件来分析，“作案动机”乃出于贪婪，实无疑问。
“作案过程”按逻辑常识来做推理即可。他在为无用卷题跋时，实际应该就只一卷画，书法稍显“薾弱”，符合中年功力修养程度。子明卷跋当是后来辞职闲居，想要牟利伪托，才复制无用卷跋题写的，那时书法当然较前成熟跋文照抄无用卷，行同笨贼，诚所谓“利令智昏”，也可能以为自己是权威，一言九鼎，无人敢生疑问（果然连乾隆也没怀疑）。
既然要伪托黄公望，就得编造题款内容，于是有了“子明隐君”云云。他见过的黄公望真迹很多，可能包括《平生大观》记载的那幅画，掌握着“子明”的相关信息，很方便借用，但又有意语焉不详，以免露馅。
题款书写不一定是他亲为，因为败笔太多，可能由人代劳，但与他自己的字体、笔法以及草字写法相当接近（请看明卷的“痴”字和董其昌山水册页《仿黄大痴秋山图》中的“痴”字）。
为了提高可信度，还得编造早于自己的名家鉴赏，于是又加明初画家兼鉴赏家刘珏题跋云：“成化丙戍九月完庵刘珏鉴藏”上幅左起第一行），字写得很小，应该也是为了让人难以辨识真假。
画卷结尾缺少无用卷的近景山峰与辽阔江天，原来应该也有，可能因为题有董其昌自己早年临摹学习的款识，不能不裁掉，所以成了现在看上去不完整的样子。
后隔水有邹之麟的题跋，邹也是画家与鉴赏家，生卒不详，只知是万历38年（1610）进士，晚董其昌数十年。该跋是真是假，都是后来人所为，已与董其昌无关。
吴历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卒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他在世期间，子明卷可能被藏家发现作伪，不得不隐藏以免贻笑大方，所以难得见到。到了乾隆盛世，也像今天大兴收藏，钱多人傻，赝品迎来黄金时代，于是连皇帝也上当。
另一种作伪可能，是董其昌组织代笔者伪托画卷与落款，自己再题跋定位。据考证，他作画有赵左、僧珂雪、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人代笔，水平较高的作品多出自赵左和沈士充。书法也有多人代笔，著名者有吴易等。这就像当今造假集团一样，分工合作以保证赝品质量足以乱真。
子明卷如果出自代笔人，赵左的可能性最大。据王原祁《佩文斋书画谱》记载，赵左“画宗董源，兼有黄公望、倪瓒之意”，也能和上举的比较相合。姜绍书《无声诗史》称赵左“与董思白为翰墨友，流传董迹，颇有出文度（赵字）手者。”看来他是第二作伪“嫌疑人”。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子明卷乃别人所摹。从客观上讲，它虽不如真迹远甚，也不失为好画。并且也像前文所析董其昌的早年动机，不是出自伪托企图，而是为了学习目的，很认真地在临摹无用卷。只是自己也是高手，所以还不是绝对严格照本临摹，多处参以己意。
卷末部分应该也有临画者自己乃至别人的题识，被截是画商所为。刘珏题跋可能同属画商伪托，但也可能看走眼真的收藏过。就因为此卷画得好，有继续伪托炒作以牟暴利的价值，才被董其昌收购，并复制无用卷的部分题跋，冒充真迹。若按这样推测，子明卷的不知名作者应该活跃于元末明初。可以这么说，乾隆所谓的“富春疑案”，都是因为两卷画都有董其昌题跋才闹起的。董其昌被康熙所崇拜，乾隆继承祖风，也成铁杆“粉丝”， 甚至达到“鉴赏之物，有香光题识可据者，将皆归之”（见子明卷御题）的迷信程度。得到两卷画后，还仿效董其昌，把收藏处“咸福宫西室”颜曰“画禅”。但他被董其昌完全相同的题跋闹得很郁闷。如果先购得的子明卷没有董其昌的误导，他就可能不会产生先入之见认定为真迹，弄得后来又买到无用卷时不便改变金口。
不过虽然如此，子明卷还是带给乾隆太多的欢喜，那些心情都题在卷上，仅画心就多达53通，前后隔水还有两跋，一跋是当了太上皇最后题的。尽管这卷画在20世纪被定为伪托，从此退出人们视线，但它的价值还是应该肯定。首先是它在无用卷被焚之前临摹，可资了解《剩山图》以右的起始段落，体现《富春山居图》全貌。
其次是乾隆写那么多御题，在破坏画卷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三层感动：
一是从题记中可以得知，这位封建帝王不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令民间流传的名画，无偿进贡上缴，收归“国有”，而是竟然按藏家出价，“以二千金留之”。想想近年爆出的咸阳政协官员侵吞私人捐献的于右任墨宝之类事件，真不知该说什么好。
二是中华文化像大熔炉那样，能够把各民族融为一体。乾隆自1745年购得子明卷，到1799年去世，与这卷画亲密相伴长达54年,画上题满御题，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一位满族统治者宝爱华夏艺术的高度热情。内容多数记录他出巡天下，甚至封禅泰山展叩黄陵，都随身携带画卷，不时展玩，“即景印心”的快乐和感悟。其倾心若此，实在令人动容。
三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独特绘画形式，可以詩书画结合，随时随地记叙读画心得，别的任何绘画都办不到，这是宝贵的文化传统，不能让它在现代文明演化中断绝消亡。今天重温《富春山居图》，不要仅仅把子明卷当作乾隆皇帝的笑柄来揶揄炒作，应该从中挖掘积极的意义才对。
子明卷疑系董其昌作伪，纯属笔者分析各种信息的初步揣度，最终“定谳”还需进一步查证。不过，时代久远，真相已难还原，如有同行专家感到兴趣，由此生发寻找铁证，也许结果相反，那样更好。因为董其昌是中国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画家和理论家之一，他晚年的名声已影响到今人对传统中国画评价标准“人品即画品”的怀疑，我不希望再添证据。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们这文明古国，竟有如此不文明的“造假传统”，以至于今天博导、校长学术也敢造假，官员、富贾文凭竞相作伪，甚而至于各行各业假货当道，连吃都不安全，实在令人痛心！这都是贪图名利造的孽，我们是否应该反思猛醒？
洪惠镇
2011年6月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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