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小约翰·肯尼迪

 

刘旭东 / 编译

   小约翰·F·肯尼迪出生于1960年，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唯一的儿子。他毕业于布朗大学和纽约大学法学院,曾先后担任联邦的地区助理检察官，政论性杂志《乔治》的主编。1999年在一次飞行中坠机身亡，时年39岁。本文作者理查德·罗伯曾与他共事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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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世界来说，他是个著名、富有、英俊的男子。对我来说、他仅是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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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约翰。”

  “我知道你，”我边说边与小约翰·肯尼迪握了握手。“我的意思是说见到你很愉快。”

   这是1995年的一天，我正在新问世的《乔治》杂志的办公室面试一份编辑工作。虽然我担心与小约翰·肯尼迪的见面可能会使我感到笨嘴拙舌，但他的“你好，我是约翰”的开头语令我寛慰。它显然是一种很有节制的举止，就仿佛我们相见在海边的一次烧烤聚会上，他正将一瓶啤酒递过来。约翰随和而轻松的体势语颇有感染力。他似乎十分平易近人，我思索着。

   我们走到他位于楼面一角的办公室里，随后的话题就转向他倾注心血的这份刊物。《乔治》杂志以美国第一位总统的名字命名，它反映出约翰对那些进入政界，为公众服务的人们的尊敬。《乔治》将起到鼓励民众关注政治，让政治渗透到公众生活中的作用。

   “我期待这份杂志在华盛顿能受人欢迎”，约翰说到。“不过我更愿意各地的人们都能读一读它”。怎样将政治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是引导公众对这本杂志产生兴趣的关键所在。我觉得《乔治》看来是一份可以为之服务的、有魅力的刊物。

   我待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此时我的眼角瞥见了约翰与他的父亲的一张照片。约翰身穿一件宽大的方格花纹罩衫，在庭院里玩耍，他父亲在一旁注视着。两人都在微笑。他们看上去不像是总统与其后代，而只是一对普通的父子。

   “那张照片真美”，我脱口而出。

   “谢谢”，他简洁地答道。

    一幅很不错的作品。

 

我心里想，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崇拜名人的小青年。

几天后，该杂志的执行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约翰欣赏与我的谈话，要我加盟《乔治》杂志。

因此这年春天，我开始为主编小约翰·F·肯尼迪工作。在随后的4年中，我几乎朝夕相处地与他在一起共事。

与众不同的阅历

   约翰一般在他的办公室召集编辑会议，我们常在那里边饮咖啡和减肥可乐，边讨论杂志

要刊登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约翰只是倾听。但他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有吸引力的中心人物。约翰似乎与我们每个人都交换过意见，并亲自过问每一件事务。

在一次编辑会议上，我们谈起了理查德·尼克松。有人对尼克松的人格作出了轻蔑的评论。

“其实我一直对尼克松有好感，”约翰说道。他告诉我们，他父亲去世之后，尼克松对约翰的家庭甚为友好，有一次邀请全家人去白宫作客。

   “我母亲和姐姐告诫他们说我可能会把牛奶乱洒，因为这是我一贯的毛病。当我们坐下来用餐约10分钟后，我果然敲着杯子把牛奶弄得到处都是，”约翰微笑地说道。“尼克松在一旁帮着忙把牛奶擦干净……”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接下来气氛就变得有点沉闷，在场的人都没有如此生动的有关尼克松的轶事可讲。其实我们根本讲不出任何关于尼克松的事。约翰常常意识到挖掘名人轶事的难处，试图用幽默的话语来营造缓解的氛围。他有时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阿诺德·施瓦辛格（电影明星，现任加州州长），他表姐夫的深情想象力。编辑们则以笑作答。我们的主编对施瓦辛格的了解没人所能及。他在取笑他的某位亲戚时令人感到他仿佛已把我们当成了知心朋友。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天傍晚，当约翰和我步出办公大楼时，只见一辆墨绿色的萨伯牌轿车在不远处停着，车门打开，约翰的女友，凯罗琳·拜塞特下了车。

  我的第一注意力落在了她的头发上亚麻色、细长、直披后背。她个子高挑，胳膊修长，皮肤呈棕褐色。她的上身穿着一件黑色无袖衫；下身穿着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凉鞋。凯罗琳打了个招呼，微笑地看着我。这是一个真切的笑容。

整个夏季 ，凯罗琳常到杂志编辑部探访约翰。每当她一出现，约翰总是流 露出欣喜的神态。他会注视着凯罗琳，仿佛不相信自己眼前所目睹的事实。他不停地抚摸她，并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凯罗琳乐于享受他的爱意，但我很少看到她作出回应。至少在公开场合，约翰似乎比凯罗琳表现出更多的柔情。

又一天的黄昏时分，我当时的女友妮莎·图辛与我一起陪伴约翰和凯罗琳到一个小剧场看戏。散场后，凯罗琳邀请我们一起去波利酒吧，纽约市中心区一个人气兴旺的夜生活场所用晚餐。

一般人可能认为能与约翰和凯罗琳去一家时髦的餐馆吃饭颇为荣耀，然而恰恰相反，它却是一件耗人精力的事。餐馆里其他客人的目光都投向我们就座的餐桌，而且窃窃私语不绝于耳。在四周100多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们连将食物放入嘴中这一最简单的动作都感到不自然，交谈也变得神情紧张起来。

付过帐单之后，妮莎和我随约翰和凯罗琳步出餐馆大门。突然，我们被罩在了闪光的世界之中。一群人快速围拢过来，用照相机对着我们按动着快门。

凯罗琳迅速钻入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出租车中。约翰因是骑自行车来的，所以他走向自行车去开锁。

我本能地抓住妮莎的手，护着她并挡住摄影记者对约翰拍照。

那些记者们瞪着我，尖叫道，“喂，你！滚开点”！

约翰跳上自行车，飞驰而去。于是摄影人员们像一群在夜间完成了觅食的食腐动物纷纷散去。

妮莎和我挽着手走过一个街区。在拐角处，一个黑影跨在自行车上。是略有点气喘的约翰。

“没事吧”？他问道。

我们点点头。“那些人赶不上你”？我问道。

“当然”，约翰微笑着，“他们追不上自行车”。

我们表示同意。

“好吧，晚安”，约翰说完，蹬起自行车，在街灯的照耀下越骑越远，直到消失在黑暗中。

                                   揭幕

好比一只热门的新股票，《乔治》杂志于1995年9月7日上午问世。9点刚过，大约有250名记者聚集在纽约市的前联邦大厅里，这座建筑物是华盛顿总统1789年宣誓就职的地方。

约翰对召开这次新闻发布会感到有点紧张。前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公寓的一个临时小台架前反复练习发言，直搞到深夜才入睡。

大约上午10点左右，约翰缓步走到麦克风前：“女士们，先生们”，他扫视着听众，说到，“《乔治》诞生了”。

约翰轻快地走到一座展示台旁，揭开罩在创刊号上的覆盖物；封面是著名的女模特辛迪·克劳福德头戴白色假发，身穿一套设计新颖的服装的照片。记者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我认为自从我的第一次律 师资格考试结果公布后，我还没有看到你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个场合，”约翰幽默地说道。

记者们都笑了。此时的约翰似乎显得更高大了一些。

闪 光灯接连不断地照亮着大厅。他开始了演讲。在随后的答记者时间，有人问道，“如果你母亲看到《乔治》杂志会有什么评论？”

约翰停了一下，平静地答道，“我母亲见到我站在这里可能会感到欣慰，十分自豪。”

记者们曾把约翰视为某种商品，视为一个富有，颇具声望的幼儿。而现在正是他，要像我们平头百姓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道路。

                              婚礼与飞行

约翰和凯罗琳的婚礼在卡姆伯尔德岛德一座教堂中举行。这座没有什么名气的小岛位于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的海上。没有任何一个摄影和文字记者获准在现场进行报道。约翰回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

星期一早晨，约翰的秘书在我们每个人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份礼物——男士是一包雪茄：女士是一瓶香槟。礼品上附有一张热情洋溢的字条:

约翰致《乔治》杂志的全体女士们和先生们

                                                                                               令你吃惊的新闻

我想通知诸位，当你们在辛劳工作之际，我不辞而别，去完成了自己的婚礼。基于到目前可以想象得到的明显理由，我不得不悄然做这件事。

我期望你们所有人享受一下这象征意义的小礼品和友情。你们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我以有你们作为同事而感到光荣。感谢你们，祝大家愉快。

附言：从现在起，是否意味着你们将称我为“先生”？

两年后，另一项爱好占据了约翰的生活。1998年年初之际，他开始学习飞行课程。

在办公室，他常常凝视着各种图表和教科书，为拿到飞行执照而勤奋钻研，到5月初，他已获得了驾驶小飞机的证书。

约翰在回答《今日美国》报关于学习飞行的问题时答道，“唯一像我一样期盼它的人是我的妻子。当我们想休闲一下时，只需钻进一架飞机就可以远走高飞”。

除了购买了一架四座的塞纳斯飞机之外，约翰还拥有一架超轻型飞机。它看上去就像是一辆后部装了推进器的三轮手推车。约翰总是从汉尼斯港肯尼迪家族豪宅附近的海滩上驾机起飞，让飞机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他醉心于辽阔的苍穹，长久地在数千英尺高度翱翔。

1999年5月的一天，约翰支着拐杖，整条左腿上了石膏，慢慢地走进办公室。他在操纵飞机起飞时撞在一颗树上，左腿被压伤，韧带撕裂。他情绪不太好，对自己所发生的事故颇为尴尬，不愿多回答我们的问题。到7月15日，他的腿伤已有好转，医生拆去了他脚上的石膏。

                               没有说告别

7月16日，星期五下午1点左右，我在约翰的办公室外探头询问他是否想吃午饭。“当然，”他答道。“我饿了。”

约翰伸手拿起依然需要的拐杖。我们走下楼梯，在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约翰要了沙拉和鸡块。他一直处于沉思的状态。午饭后走回办公室的途中，我问起他周末的计划。

“我要飞到汉尼斯港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他说道。

我怀疑地瞧了瞧约翰的腿。

“别担心，有个教练和我一起飞。”

大约下午五点半，我下班了。出于某种现在记不得的原因，我没有与约翰道别，或许他当时正在打电话吧。

第二天清晨，一阵电话铃声把我唤醒。

“理查德？我是克莱尔”。

克莱尔·西普曼是《  乔治》杂志驻白宫的专栏记者。她的声音有点怪。

“克莱尔··· 发生了什么事？”

“约翰的飞机失踪了，”她说道。

中午，《乔治》杂志的工作人员都来到办公室。大家拥抱，握手，哭泣着。我们看着电视画面上一望无际的蓝色大西洋等待着约翰，凯罗琳和她姐姐劳伦的消息。然而没有任何令人慰藉的消息传来。经过几天饱受精神折磨的期待之后，潜水员找到了他们的尸体。

悼念约翰和凯罗琳的仪式于7月23日在圣托马斯莫尔教堂举行。我走上教堂的石阶，看到麦迪逊大道旁架着一排记者们的摄像机和照相机，后面是三，四排旁观者。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种寂静有点不自然：犹如没有声音的一幕电影，没有色彩的一束鲜花，使人感到不太正常。

我后来回忆起被我视为朋友的这个人。约翰不是个完人，可他却致力于成为一个较为出色的人。即使他不是个名人，你也愿意去结识他。他是个对美国的理念，政体和公众充满无限乐观的人。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约翰在哈德逊河上划着小艇时的一幅幻景。夜色已经降临，他沉浸在所钟情的景色之中——曼哈顿繁星般的灯火，微微作响航行的拖船，轻柔拍击的浪花。小艇朝南，向着自由女神像，继而朝东，向着大西洋漂去。他在浩瀚的海洋上是多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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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于南京《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