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农业，最初主要分布在沿河两岸的冲积沃土上。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加上疏松易耕的黄土冲积层，自然条件适宜经营农业，故从史前时期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但这时人口稀少，生产工具原始落后，被开垦出来的土地只是聚落周围狭小的一块，就此形成的农田景观只是散布在莽原中的小片点状区域。进入历史时期，夏、商、周三代农业虽然摆脱了原始阶段，但土地开发能力仍很弱，农耕区主要分布在汾河、伊、洛河、沁河下游一带肥腴的冲积沃土上，即《史记》提到的三河地带，这里既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耕区，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三河地带受司马迁称道的是先进的农业，然而三河范围并不大，三河之外其他地区由于人口稀少，劳动力不足，农田主要分布在城邑附近，远离城邑的地方往往是大片荒野，农耕区基本呈岛状分布。岛状农耕区消失，农田相连成片，大约在春秋末、战国时期。列国鼓励人口增殖，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促进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整个黄河流域经济发达区也不再限于三河一带，各诸侯国国都周围都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汉继秦祚，在完成国内事业的同时，继续开疆拓土。幅员辽阔、疆域广大的帝国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黄河流域在昔日繁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不但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史记·货殖列传》将天下分为关西、关东、江南及龙门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其中龙门、碣石以北基本为畜牧业生产区；江南一带虽维持着农业生产方式，但尚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人口与经济实力都不能与位于黄河流域的关西、关东抗衡；关西、关东两地开发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天下财富的生产地与聚集地，黄河两岸沃土上的物产不仅哺育了华夏的芸芸众生，也造就了人类文化的赫赫精英。
秦汉以来黄河中下游一带不仅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政治与军事中心。国家政权力量对政治中心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这是因为，国都既是政治集团权利之争的核心地带，也是军事攻击的主要目标。当政治冲突发展到军事行动时，无论是小的武力讨伐还是全国性的战乱，这里都是受害最重的地方。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火炼与血屠中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浮大沉。从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到公元4世纪北魏统一北方为止，中国历史进入了分裂、动荡时期，其间汉末军阀混战、三国争雄、西晋永嘉之乱、十六国政权更迭，民族仇杀，战祸相循，几无中辍。农业生产是生物连续性生产过程，适宜的自然条件是其发展基础，而稳定的社会条件则是必要保证。干戈相攘、锋镝战火之中，人民生命尚难保证，更谈不上维持农业生产。长达3个世纪的政局动荡与人民流移，对农业生产造成空前破坏，土地荒芜，生产凋敝，黄河流域经济受到致命打击。

       经历了战争劫难，黄河流域重新振兴是在隋唐时期，隋文帝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全国。隋祚虽短，却为唐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抛弃实际户口数额不说，仅以文献见载数额论，唐天宝年间全国有人口5200万，秦岭、淮河以北占3/5，其中河北、河南两道，即相当于今冀、鲁、豫三省之地，又占北方人口的2/3，形成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仅就唐代黄河流域而言，过去几个世纪，尽管饱经战乱，但一经恢复，悠久的农耕文明与雄厚的历史基础便使这里再度兴盛。然而，若将汉唐两代黄河流域的经济地位做比较，则会发现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汉唐两代均定都长安，西汉时全国经济发达区只限于黄河流域，支持以长安为中心的国家机器运转，主要靠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漕粟。隋唐时期关中政治中心所仰仗的不仅是关东漕粟，而且远及东南，正如《新唐书·食货志》所云：“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漕东南之粟。”这意味着唐代黄河流域已经不是天下唯一的重要农业区，随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崛起，从两大流域平分秋色到经济重心转向长江下游，黄河流域渐渐失去往日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