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于孔子这里提出的“父子相隐”的主张，千百年来的注释者都是阐释论证其合理性，并未提出过异议。

  《汉书·宣帝纪》：“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无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从那时开始，古代的法律已经有明文，一般不追究“父子相隐”的罪过了，这是合乎事理人情的。

  邓晓芒教授在《南风窗》发表《对儒家“亲亲互隐”的判决性实验》，其中提到：刘清平教授认为“亲亲互隐”的不正之风是导致今天社会普遍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引起了儒家信徒们的围攻。2005年出版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70万字中有60多万字是攻击刘清平的观点的。2007年，邓氏为刘清平的观点辩护，招来了反对人士的轮番作战，论战持续了一年半。邓氏的文章全部收在《儒家伦理新批判》一书中。

  邓氏认为，儒家的“亲亲互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当它维护一家的亲情的同时，必然无视和损害另一家的亲情，如果家家都是不依不饶地维护自家的亲情，则将导致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由此就需要一个专制的大家长即百姓的“父母官”来处理各家之间的冲突，这就造成了中国几千年权力通吃的现状，也是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正当性”根基。

  笔者没有读过邓氏文中提到的两本书，现在也没有读它们的打算。新出来的书太多了，读不过来。我只是奇怪，一个简单的“父子相隐”观，怎么就能让哲学家们连打这么多年的架，竟至于出了两本书还没有扯清，是不是都扯得太远了啊？

  解决这些纷争，我看还是得回到《论语》这段文字本身的环境中来，看看孔子到底谈的是些什么道理。下面就事论事，谈谈笔者对孔子“父子相隐”观的理解。

  父亲的行为不良，侵害他人利益，触及法律，儿子予以揭发，叶公认为这是正直的表现。孔子没有说揭发父亲攘羊的行为不能算“直”，但他显然认为这种“直”的层次不高。他提出了另一种貌似不“直”而“直在其中”的表现，那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母和子女之间互相包庇和隐瞒过失，怎么可以说“直在其中”呢？这是现代人所不能理解的，人们对孔子这一观点的解释也往往显得过于简单。杨伯峻云：“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之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李零云：“孔子是亲情至上主义者，他提倡的为尊者讳，在中国是个坏传统，至今仍很有市场。领导、父母、老师，干什么坏事都得遮着，居然以为美德。谁不遮，谁倒霉。”

  人们的品德分为很多层级，但真正能做到大公无私的境界是不太可能的。由于贪利，像“攘羊”这样的不良行为，古往今来十分普遍，这种行为的性质恶劣程度并不严重。像这类的事情，属于法律可管可不管的临界处，应该是在“民不告官不究”的范围内。儿子揭发父亲攘羊，这可以算是以公理而废私情，算不上“大义灭亲”，倒是有点“小义灭亲”的味道。

  父亲攘羊这类事，儿子将他揭发了，这表现了儿子的“直”，官方对儿子的行为无可厚非，甚至还得予以肯定和褒奖。但其后果是父亲名誉扫地，父子关系恶化，家庭形象因之而受损，家庭生活的味道也因之而大变，这都是人们可以想见的。按照事理人情，人们通过儿子揭发父亲攘羊这件事，自然会想到其父子情感关系的淡漠，家庭氛围的不理想，甚至会认为儿子想靠出卖父亲而求取名誉。如果从客观功利效果来衡量的话，儿子这样做恐怕有失偏激，不甚理智，得不偿失。“大义灭亲”是无奈之举，应该被理解和肯定，至于“小义灭亲”，恐怕就值得斟酌了。儒家主张对人们的小过要宽容和赦免，攘羊之过的性质不能算严重，当儿子的完全可以采用告发以外的其它方式来对待。

  为什么要“隐”？因为事情不体面，“隐”的原因就是“知耻”，就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从“隐”的动因来看，它还是包含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子女对父母的过失要“隐”，虽然有碍公理，但却是事理人情的自然趋向，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要求人们做到大义小义都“灭亲”，事事处处都“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显然有点不切实际。尤其是在“小过”的范畴内，更有通过“法治”解决问题和通过“情治”解决问题的区别。

  儒家主张为父母“隐”过，但并不主张对父母之过视而不见，子女对父母之过有“谏”的责任。家丑虽然不外扬，但其内部却是要依理解决的。《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所谓“几谏”，也叫“微谏”，就是“不显谏”，就是要委婉迂回地谏。《礼记·曲礼下》：“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内则》：“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礼记·祭义》：“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礼记·坊记》：“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这些材料都强调的是子女在父母的过失面前的劝阻行为。

  子女有过失，父母应该承担失教的责任。父母有过失，子女也应该承担失谏的责任。如果子女平时能对父母之过不失其谏，便可以降低父母之过的频率和程度，不至于小过酿成大过。父亲攘羊，平时必有贪利的不当表现，当儿子的应当谏阻。攘羊的事实已经形成，当儿子的还可以再谏，哪怕谏到“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的地步，如果能达到妥善处理的结果，也总比告发出来要好。难道在这类事情上，就没有比告发更好的处理方法了吗？

  告发父亲攘羊，这种正直无疑是一种偏激而简单的正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貌似不直，但如果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确实有“直在其中”的道理可言。什么叫“直”？恐怕应该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化结果。许多能够在家庭和亲情这一特殊的机体内自我调节和消弭的矛盾，非要一切都诉诸法律不可，恐怕不是应该被提倡的做法。儒家一贯主张德治、礼治、情治，这些思想对社会问题所能发挥的干预作用，决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所能包办的。同样的道理，儿子拣到了钱包，便据为己有，把钱给花掉了，当父亲的面对这样的事有多种选择，是直接揪着儿子的耳朵送到派出所而揭发他不当得利呢？还是自己进行教育劝导，然后采取其它的补救措施呢？在这种情况下，当父亲的对待儿子的不良行为是该先“隐”着呢？还是应该立刻公之于众呢？面对这类事实，也许持不同价值观的人会有不同的态度，但是如果从追求最大程度的合理化结果的角度来看，从儒家思想的整体结构来看，恐怕简单地否定孔子意见的做法还是值得斟酌的。

  《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是说，处理诉讼案件，我和别人是一样的，大家都是据法行事，孔子追求的目标是息讼。“听讼”易，那是法制社会，“使无讼”难，那是大同社会。儒家在不废法制的基础上，追求通过教化而达到“讼庭生草”的境界，这有什么不对吗？一个“父子相隐”的积极主张，怎么就能被戴上“导致今天社会普遍腐败”的大帽子呢？今天社会普遍腐败，是违反了儒家主张的结果，和儒家有屁的关系啊？怎么反倒把这个屎盆子扣到儒家的头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