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是佛教的实体，在辽代，佛教寺院作为一个兼具宗教和政治、经济职能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多方面的重要的文化教育功能，堪称为当时社会的文化中心。

一、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心

辽代是一个落后而闭锁的时代。由于契丹族从原始游牧氏族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并没有中原社会漫长的过渡过程，也没有较深的文化根基。广大农村人口则大多是从渤海、燕云地区掠夺而来，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存环境，他们普遍贫困、简陋，为衣食奔波之不暇，难得问津文化娱乐活动。城市里虽有巍峨的宫殿、高大的官衙，以及自中央到州、县的各级官立学校，不过都是贵族、官僚们的去处，并不能成为普通百姓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或受教育的场所。那时具备公共文化场所的机构是很少的，但自佛教被契丹统治者接受以后，各地寺院逐渐承担起群众性文化活动场所的功能。

随着佛教在辽地的传播和发展，一座座壮丽的寺院在各地拔地而起，以其高耸的佛塔、辉煌的殿阁与周围简陋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起到一新耳目、以壮观瞻的作用。其中一些建筑得特别雄伟精巧的寺院，在人们眼中，简直就像天宫一样，例如，锦州义县奉国寺、蓟县独乐寺、大同华严寺等等。和皇宫、宗庙不同的是，皇宫、宗庙是作为最高统治权力的象征，森严可畏；寺院却是作为慈悲普救的道场，向社会各界开放。因此，寺院自然受到万众景仰向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人们到寺院中来，除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外，还能获得多种层次多种形式的文化享受。

首先，人们可受到多种艺术的熏陶。因为寺院除了体现了高度的建筑艺术外，还荟萃了雕塑、绘画、书法等多种艺术的精华，供人瞻仰礼拜、观赏浏览，宛如一座座琳琅满目的综合艺术馆。

在雕塑方面，寺院的像设，无论是泥塑木雕，还是铁铸铜浇，皆栩栩如生，精妙绝化。现存的辽代奉国寺七佛、菩萨及力士塑像，只是众多佛寺的一个缩影。大量的辽塔塔身砖雕，不但体现了佛的威严和慈祥，同时在瞻仰的过程中，亦能体会到艺术之美，壶门的砖雕乐舞人，能使人仿佛听到美妙的佛音。

寺院还是绘画、诗文、书画、音乐艺术的殿堂。作为寺院建筑有机体的山门和殿阁、堂、院的粉壁，是画家们施展技艺的大好场所。

文人学士们则在寺院上题咏寄情，有的干脆在寺院留下自己的诗版。正如辽东行部志上所载，许多文人墨客在寺院墙壁上题词做画。无论是学子们对寺中艺术珍品的细细观摩，还是一般百姓在寺中的泛泛浏览，都不但能获得美的享受，同时还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佛教的宣传，具有文化教育的意义。

寺院由于荟萃了多种艺术的精华，加之环境幽静，房舍宽敞，所以又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宴游聚会、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理想场所。

文人学士、迁客骚人是寺院的常客，他们充分利用进京赴举、赴任旅次或公事闲暇的时间，到各处寺院寻芳逐胜，题咏寄情。辽东行部志对此有较多的记载。

普通百姓到寺院中来，则常与寺院中的节庆和斋会活动有关。从南北朝开始，寺院中常配合佛教的节日和斋会，举行演戏活动。例如四月初八的佛诞日。寺院中的演戏活动日益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现五台山依旧是在重要节假日时，演出各种戏剧。在没有演出的日子，僧侣们每日礼佛亦多演奏佛家音乐，这些佛家音乐在当年犹如天籁之音，在洗涤人们心灵的同时，也能得到艺术上的熏陶。

寺院中另一重要文化活动是俗讲。俗讲本是僧尼专为世俗人士讲经说法，进行佛教宣传的一种形式，但是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主持俗讲的化导师往往在讲说中杂以生活活泼、通俗易懂的故事，所谓“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于是，“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这样，俗讲逐渐演变为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大家在听讲之余，甚至竞相“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寺院中频繁的宴游聚会和文化活动，刺激了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辽塔塔座束腰砖雕则充分反映了这点。

二、活跃的学术论坛，多效能的教育阵地

在更高层次的文化领域里，辽代寺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辽代寺院既是一个活跃的学术论坛，又是具有多种效能的教育阵地。

讲席的规模往往很大，听讲者有道有俗，数达几百人千余人是常见的情况。听众都可提问质疑并参加议论。这样活泼的形式、热烈的气氛有利于激发讲听双方的创造精神，与儒学中囿于章句、皓首穷经及其师徒间僵硬呆板的关系形成鲜明的对照。

辽代寺院的教育效能绝不在官方和民间的世俗教育机构之下。当时官方教育机构一般是为贵族、官僚子弟而设。民间的私塾等，基本上也是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进学。所以寺院的教育对象远比世俗的官、私教育机构广泛。再以教育内容和形式而论，寺院以佛理为主而兼及世俗的各种学问、技艺，形式活泼多样；世俗官、私教育机构则基本以儒家的经典为限，形式单调而呆板。可见寺院确是辽代时代一块重要的教育阵地。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私教育机构之不足，而且创造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在古代教育史上应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