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既以好辩著称，他在辩论上就必有自己的特色。平心而论，孟子辩论的最大特色，不在于在学理上穷究不已卓识不凡新见迭出引人入胜，而在于他论题之外的功夫揣摩对方心理，窥测对方思路，巧设陷阱，暗布机关，引人人殷，而后一剑封喉—等对方明白上了圈套，却已没了“喉”—最后一句总是他说的，所以，他就是胜利者了。另外，他是一个极端自信而又热情洋溢的人，他有充沛的道德上的自负，及由此而来的目空一切的勇气，他总是认为真理永远在他这一边，所以，他与别人辩论时虽然设了不少圈套，但却并不显得心机阴暗，相反，倒显得他机智能干。从这方面看，他是一个极天真的人。我们欣赏他的文章，往往不是为他的道理所折服，而是被他的聪明机智所吸引。

    我们来看看他与齐宜王的一段辩论：
    齐宣王问曰：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巨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宜王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他问齐桓、晋文之事，表面上是在谈历史，实际上却是在借历史表明自己的“所欲”他要像齐桓、晋文一样成就霸业。当然，他一定知道孟子是倡“王道”而反“霸道”的，所以，他不能直接与孟子谈“霸道”问题，于是把这种想法打扮了一番，以谈历史人物的面貌出现，若孟子不察他的用意，与他大谈齐桓、晋文，孟子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

    但盂子岂能在这样的地方掉以轻心，对他的真实用心疏忽大意他看穿了宣王的用心，只一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轻轻地就把对方的招数化解了。注意，孟子这句话，实际上是绵里藏针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云云，实际上是在警告齐宣王我是仲尼之徒，你拿这个问题问我，是失礼不敬的但若话就此打住，语气就太生硬、太冲撞了，双方就僵住了，所以，下面又接以“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好像前面所说的，不是警告，而只是证明自己不能谈（注意，不是不愿谈——孟子就是要巧妙地把不愿谈转化为不能谈的原因。但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借口是孟子编造的，仲尼之徒何尝不谈桓、文就是孔子，也大谈桓、文，《论语》中孔子就谈及齐桓公、晋文公，更多的还谈到了管仲，并以“仁”许之。这一点，齐宜王也未必不知道，但孟子既已严肃地这样说，他也莫可奈何。孟子化解了对方的进攻后，顺势乘虚而人“无以，则王乎”——不能谈猫道了，我们今天谈谈王道如何把主动权、话语权都抢了过来，孟子的这种做法，倒真有些“霸道”，这正是他的一贯作风。

    再看下面这一节。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从“王发政施仁”起，一连串用了五个单句组成的排比句，写出了天下归心的大局面，真有百川归海，风起云涌之感。这显然又与孟子对自己理论的自信，及因此而来的充沛的激情、浪漫的情怀有关。他文章的气势足以感人，而这气势确实如他所说，是来自于他内心道德上的“浩然正气”的。像孟子的这种辩论特色，更多地显示出其个人性情及文学性的一面，我们从中读出了辩论双方的心理活动，主动与被动的转换，攻与守的变化，机关与陷阱的埋设与避让，自我情绪的表现与对对方情绪的控制，说话分寸恰到好处的把握，以及在排比、比喻、反诸、寓言故事等众多手法中体现出来的文章的气势，说理的形象性、生动性、情感性。这些无疑大大增加了《孟子》一书的文学价值。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虽然孟子在辩论时耍了一些花招，但他所说的，都是“正当的道理”，是光明磊落的道德之言，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他狡诈，只会佩服他智慧。这又是《孟子》一书的道德价值。

    但与之相应的则是，作为一部论理著作，《孟子》的逻辑性，说理的严肃性、真实性却有相当的问题，这种有意或无意的逻辑错误，在《孟子》中有不少，比如下面：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价值认定的角度说，我举双手赞成孟子。我们应当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去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能成为一个无道的人《当然，孟子这里原是指有道之君和无道之君），而且，得道的人，应当在“得道”的同时，“得到”众人的帮助和支持；失道的人，也理当为人摒弃而使之付出“失道”的代价。

    但这里只是说“应当”，“理当”，只是一种道德诉求，而不能说“一定会”。道德诉求并不总是转变为客观事实。事实上，道德及道德行为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结果在前方等着。（这是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如果实行“道德”，就是冲着那已预设好的利益而去的，那么，“义”即是为“利”，这种行为本身也就不再是道德行为）况且，“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关汉卿《窦娥冤》）也是常见的社会现状，冤的不仅是一个窦娥。即以孔子、孟子自身而论，他们算是得道之人了吧？但他们一生的遭遇又如何呢7还不是处处碰壁，为人所拒何曾多助过？我只看见拆他们台的小人小政客一拨又一拨，不见什么对他们捧场的人。说句不招人喜欢的话，假如孟子再生，就是新儒家们，怕也不一定会去助他，那么倒霉的人，连个学界祭酒都不是，助他有什么好处吗？不得道者，也不一定就寡助。大盗柳下跖手下的人据说也是“三千”，和孔子的门徒打了个平手（庄子说他“盗亦有道”，但此“道”与孟子的“道”不能混淆），鲁哀公不能算是得道明君吧？但鲁国人谁敢不服从他？孔子恰恰是带头恭敬他，抬举他，辅助他，引导大家忠诚他。只可惜鲁哀公还不大稀罕。

    所以，孟子这一段正气浩然的道德之论，虽有极大的感染力，以至几千年来成为对莘莘学子进行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必读章节，但逻辑上却不大讲得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层层论证，更缺少基本的逻辑关联。“然而不胜者”，可能有多种原因，不一定就是没有地利；反过来，有地利没有天时，比如当今的西部大开发，西部固有资源丰富的“地利”，然而没有中央决定开发西部的“天时”，也不行。所以，也可以说“地利不如天时”。而孟子论证“地利不如人和”，更是一厢情愿地先假定他要贬低的不重要的条件（地利）都具备，然后再证明因他要推崇的重要条件（人和）缺乏而失败，从而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种做法，是十足的蛮不讲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难道能证明“万事不如东风”吗？阿拉伯谚语日：压断骆驼脊梁的是最后一根羊毛。难道我们就此可以证明这最后一根羊毛比其他的羊毛都重，甚至比所有其他羊毛的总和还重吗？其实，一物之实现，必要条件可能只有一个，而充分条件往往有多个，缺一不可。这“多个”充分条件的任一个，都不能说比其他条件更重要。如果我们可以学孟子，假定其他充分条件都具备，仅让自己要证明它更重要的条件缺乏而使一物不得实现，以此证明此条件比其他条件更重要。

    其他如对一些历史、地理知识，孟子也往往不大较真，他所描述的历史，往往是他想象中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他所提及的地理，也有不少错误。奇怪的是，这种粗枝大叶的毛病，虽然损害了他文章的科学性、严肃性与学理上的正确性，却不仅无损于他文章的文学性，更有助于他的文学性不仅无损于他的学术人格，反而增添了他的人格魅力。

    孟子证明客观真理，总显得勉强而力不从心，他逻辑不严密，证据也不充分。但他一涉及伦理学领域，便雄辩滔滔。因为道德伦理往往是一种信仰的建立，而不是客观科学的证立。建立一种道德信仰，需要的是一种价值估定，而价值往往是人为的证立客观科学，需要的是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事实支持。如在《鱼我所欲也》这一节：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

    孟子是要建立一种“舍生取义”的文化信仰，他只需要说明为什么必须这样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证明“舍生取义”为“真”，他只要证明“舍生取义”为 “善”，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非常成功。他反问我们假如没有什么东西比生更重要，那么，不就凡是可以得生的手段都可以使用吗同样，假如没有什么比死更可怕，那么，凡是可以避死的事，不都可以做吗这两个“凡是”，必使人类堕落而无止境。所以，为了人类的崇高和自尊，人类必须建立一个道德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择手段，都不能无恶不作。那么，自然就必须有一种东西比生更重要，更值得我们珍视，那就是“义”，必须有一种东西比死更可怕，更要我们避开，那就是“ 不义”。

    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就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显示出的，不仅是他做文章手段的高超，更是他思维缤密、直达事物核心的大本领。对人、物有透彻的认识，对世界有是非判断力，是做文章的最高秘诀。

    如果说，庄子说明了天道的伟大与高渺难测，那么，孟子就证明了人类的道德尊严与精神崇高。这是孟子最伟大的贡献。
    孟子是一个唯心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师心自用一个纯任意气的人，所以他的文章意气风发。他嫉恶如仇，道德感极强，所以他对他看不惯的人与事动辄恶语相加，拔刀相向。他无论是骂诸侯，还是骂学者，都毫不留情，连对他极关照、极尊敬的齐宣王，他也丝毫不假以辞色。他只认天理正义、公道良心，不讲什么人情世故。所以，他是真君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丈夫”。他对邪恶有不可遏止的杀伐心，所以他的文章有杀伐气，他把这种气质称之为“浩然之气”。他可能就是从自身的道德良知与道德勇气里，找到了人类的希望与信心，发现了堕落人类获得救赎的途径。于是，他到处与人辩论，鼓吹自己的救世之道。他可能相信，只要他不停止他的吹嘘吹嘘的本意是吹枯嘘生，即给枯死者吹以生气，使之重生，这世界的末日就不会到来，他工作一日，这世界的末日就会推后一日，且一息生机会渐渐转来。所以，当有人批评他“好辩”时，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自信天己将大任降到他的肩上。所以，他的工作，给他祟高感、伟大感、成就感“平治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怎能没有这样的文章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