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一年级报名的时光。 背起帆布小书包，里面有一支毛笔，一支铅笔，一个墨盒，母亲带我去报名。张友华老师教一年级，他在靠教室门口的桌子上接待学生和家长，母亲付了五毛钱，老师发了一本语文、一本算术，我就成一年级新生了。那个时候，五毛钱，以劳力计，相当于现在100元吧，也不低。但因为止于五毛，以后除了作业本与笔墨，没有读书花消了，村里的人家，也不觉得贵。 那些年代，小学老师有个硬任务，就是“适年儿童”入学率，他们哪敢象如今城里的老师们一样推荐学生买这买那，不敢！负担一重，学生就全回去放牛割草，不来读书了。有的学生，老师要帮垫这五毛钱，直到学生毕业。 周六，老师下乡作访，顺便会去未报名读书的孩子家中劝学；是的，劝学是我小学时经常见到的现象。张友华老师会讲：“唉！你这个儿子，十四岁了，你送他跟我读几天，会算个帐也好嘛！”，然后，这边背着大箩的老乡，用打杵歇好气，说：“老师，家里活儿太多了，离不开呀！五个家大牲畜，没人放！”。这边两个老师站着闷气，抽出光嘴金沙江递上，帮老乡点了烟，自己也抽上，才又说：“你不给他念书，将来他会恨你一辈子。你自己苦点，让他念，读个小学总好嘛！”。 就这样，我的小学同学，最小的如我，最大的至今六、七十岁，大大小小混着学。好处是抬水、背煤、扫地，一年级的重体力活，大同学们会争着干。 现在的孩子们是家长劝起去读书，我们的时代，是老师劝家长的多。到了初中，读韩愈的“劝学”，不少同学才第一次知道有劝学生读书的文章。对于文化，老乡的认识就是可有可无。读了，会写写算算，固然好；不读，学会犁地种粮，也可以。 如今，不读书真是不行了。我的小学同学，申庆坤，两口子在云贵交界几十里范围内的山坡野岭，挖野生侧耳根（鱼腥草）运到县城卖，也要供儿子姑娘读书，他的儿子考上清华大学，我心里极佩服他。我的表弟，成绍凯，靠木匠手艺把两个儿子供到研究生毕业，也让我心中充满敬意。 这些年，我的故乡，每年从村里考出的学生不少，户户有大学生，可算是云南少有的文化之乡了吧。老师们不用劝学了，但老师仍是当地受人敬重的职业。 遥想着那个高山环绕，小河舒淌的地方，文气兴盛繁茂而持续不绝，真让我们这些游子感念和骄傲。 爱她吧！如此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