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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世宁创作的油画《乾隆皇帝半身像》

       编者按:中国早期西洋画，是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成果，是中国美术发展史新的里程碑。明末至清末期间西方绘画经由欧洲基督教士来华传教活动、中西通商贸易、西方画家来华侨居传授和中国美术留学或游学生等途径在中国传播。主要包括清宫传教士画家及其中国弟子、宫廷画家创作和中国南方通商港埠民间画家创作，以及留学欧美的中国美术家创作这三大部分。因此，这些西洋画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为此，编者特邀胡光华教授与一些年轻学者对中国早期西洋画进行题材和专题分类研究。包括：社会生产与市井生活风情画、肖像画及船舶与港埠风光画、风景画和清代来华侨居的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等，以连载方式向读者揭开中国早期西洋画的发展历史。

     中国早期西洋画是指明清以来，用欧洲的绘画材料和技法，创作出来的油画、水彩和水粉画。这些西洋画是为中国皇帝文治武功及享乐生活服务的需要而创作，因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艺术市场需求而创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然而，这方面的艺术品绝大多数散藏于欧美、日本和中国港澳地区的各种美术馆、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手中，中国大陆的美术馆、博物馆等机构长期缺乏、匮乏收藏。近年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观，广州艺术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等机构通过各种途径陆续收藏了中国早期西洋画，从而使人们有机会领略中国早期西洋画真迹。但是，要做到真正理解和研究应用还有很多基础工作要做，首先收藏情况有待于全面系统地厘清。综观国内外中国早期西洋画珍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中西人物肖像画、港埠与船舶风光画、风景画、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风情画等四大西洋画题材类型。笔者力图透过这些题材类型的收藏梳理，揭示中国早期西洋画发展的历史面貌和艺术史成就。

一、中西人物肖像画
    与人们把中国传统的肖像画称为“写真”截然不同，欧洲的肖像画（Portrait）属于人物画中的一种特殊画科，专指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上客观与宗教上主观存在的人物为表现对象，描绘人物明暗立体形象的绘画艺术。中国早期的西洋肖像画，主要来自于欧洲传教士画家和来华旅行、侨居画家的传播。现有确凿的文献记载表明，欧洲的肖像油画传入中国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1579年（明朝万历七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奉命来华到广东设立教堂，当他经澳门转入广东肇庆时，当地总督检查罗明坚所携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些笔致精细的彩绘圣像画”。我们知道，“笔致精细”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油画所具有的艺术表现特征。因此，这些“彩绘圣像画”应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肖像油画。入清之后云集在宫廷的欧洲传教士画家在中国皇帝的赞助下，应诏从事肖像画创作，欧洲的肖像画在中国得到持续发展。
   中国早期西洋肖像画的突出鲜明特色，是展现了17世纪到20世纪初不同中外人物的精神风貌。上至皇帝亲王官吏绅士，下至仕女渔民和宗教人物，画家都能通过人物外在可视的容貌、性情、形体、姿态、衣饰及道具环境的真实生动描绘，致力于表现其身份地位、性格特征、精神状态、性别年龄、民族属性、时代风尚，同时还反映画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审美追求及其艺术个性和风格。梵蒂冈耶稣会总院档案馆收藏的明代华裔教士画家游文辉在1610年创作的油画《利玛窦像》，画中利玛窦目光犀利，鹰钩鼻紧扣长髯，双目向上凝注，眉宇舒展，利玛窦“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的坚毅外表和睿智超人的气质，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到清代，传教士画家郎世宁创作的油画《乾隆皇帝半身像》，中国皇帝身着冬装，神清气爽，身体稍侧，一派雄才大略的精神气势喷薄欲出。另一传教士画家王致诚为归附清廷的蒙古族厄鲁特首领画像，创作的油画《达瓦齐像》(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藏)，采取舍弃阴影并减弱人物面部强烈明暗对比，致力于表现人物脸部的解剖结构及其豪爽的个性神情，同时又不失西方绘画造型准确、逼真，富有立体感的特点。以“中国的托马斯·劳伦斯爵士”号称的肖像画家林呱（关乔昌），运用西方古典油画精致笔触创作的《蓝色围巾的少女》，描绘出少女光滑细腻的肌肤和衣裙蓬松柔滑的质感，尽显西方少女活泼、天真的美丽神情；可以说，挂在脸上永恒的微笑，是林呱（关乔昌）肖像画艺术的审美追求及其个性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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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突出鲜明的特色，在于这些肖像画多半出自当时著名的西洋画家之手或其风格传人。除明代游文辉外，还有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章、艾启蒙、史贝霖（Spoilum）、东呱(Tonqua )、小东呱(Tonqua Jr)、奎呱(Foiequa)、发呱(Fatqua)、兴呱(Hingqua)、林呱（Lamqua，关乔昌）、顺呱（Sunqua，又译新呱）、优呱(Youqua，又译煜呱）、周呱（Chowqua）、庭呱（Tingqua）、老雷呱(0ld  Loequa)、关晓村、关贤( Kwan Yi)、兴呱（Hingqua）、丽生(Lai Sung) 、黄达生、吴露生、关谔臣和李怔等20多人的肖像画，以及香港皇后大道永兴画楼出品的《美籍船长肖像》。在这些西洋画家当中，郎世宁、王致诚、潘廷章、艾启蒙是现代中国众所周知的宫廷著名传教士画家，其他画家属清代中国南方通商港埠的民间西洋画家，其中吴露生还到法国游学油画后回国从事肖像画创作，是中国最早的游学生之一。这三种类型的西洋画家，代表了西方肖像画传入中国的三条途径。须着重指出，传教士画家绘制的肖像画，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等处，少数流落在一些其他博物馆和民间收藏家手中，收藏相对集中。南方通商港埠的民间西洋画家绘制的肖像画，分散收藏在欧美、中国大陆及港澳的博物馆、美术馆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肖像画绘画风格有明显的历史变化痕迹，那就是18世纪中期以郎世宁创作的油画《圆明园四宜堂隔断贴画西洋仕女》，18世纪后期艾启蒙创作的玻璃油画《香山九老图》，表现了教士画家为满足中国皇帝的审美趣味，运用西方绘画材料和画法，绘出既无阴影又有立体效果、真实生动地表现人物内在精神气质的肖像画，他们的肖像画艺术开创了中西画法融合的先河。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史贝霖的画风为代表，将人物写实与带有强烈装饰性的中国山水风景或室内环境相结合，从他的《英国人像》《中国少妇像》可见一斑，那时到广州的美国商人哈斯堪惊叹史贝霖：“他是多么擅长此门肖像画艺术!”十九世纪中期，以“南中国的米莱或奥勒”号称的林呱（关乔昌）和以“画家”自称的优呱为代表的英国古典肖像画华丽的风格，香港艺术馆所藏林呱(关乔昌)的油画《自画像》和《濠江渔女》《黑色披肩的短发少女》、优呱的油画《西洋少女肖像》《中国女士立像》等，就带有这种华丽的风格特色；19世纪中后期，流行照相写实之风，香港艺术馆所藏庭呱的水彩画《恭亲王奕肖像》与顺呱的水彩画《约翰·赫德的肖像》、丽生的油画《菲利普先生肖像》《菲利普夫人肖像》、佚名氏之作水彩画《亲王肖像》、油画《西方绅士像》和周呱为奥立沃弗·雷恩船长家族成员所作的三幅袖珍肖像画等，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之作。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流行西方写实与中国传统肖像画融合而成的装饰写实之风，油画《清代仕女肖像》《憧憬》《凝思》通过减弱、消弱人物的明暗对比而产生洗练的装饰效果，犹如民国初期的月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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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船舶与港埠风光画
    清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运载工具是船舶，而通商口岸港埠则是船舶寄碇贸易装卸货物的地方。于是，西方抵华船主、船长一般都喜爱请中国通商口岸广州的西洋画家为其驶华贸易商船绘制船舶画像，同时还要以船舶停靠驻泊的港埠为背景，绘制船舶与港埠融为一体的风光画以资纪念。开这一风气的是荷兰人。1655年荷兰画家纽荷芙随荷使团来华，绘制了以两艘荷兰船舶航行到澳门和广州港埠的《广州城远眺》《澳门远眺及海港上的荷兰船只》；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使团出访中国，其副团长范罢览(Andreas van Braam Houckgeest) 雇用一些广东画家，绘制了300幅船舶画。因此船舶画与港埠风光画成了一对“孪生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船舶画以港埠风光为环景，港埠风光多借船舶图添风景，共同演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主题。“五口通商”之后，这类西洋画随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在广州、香港、澳门、厦门、上海等地得到发展。
    从18世纪60年代起，描绘中国船舶与中国港埠的风光画开始兴起。英国大英图书馆所藏大约1760年代绘制的广州港埠全貌风景画，是英国人雇中国画家用水粉颜料画在绢本材料上，外国商馆区位居画面之中，其余部分把广州城至市郊山峦乡野及其行驶停泊在珠江河道里的绵延无数大大小小的船艇囊括在画幅之内，真让人看后叹为观止。这卷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Ⅲ)在位时收藏的作品，与瑞典歌德堡考古与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此类绢本水粉画卷十分近似。对于西方需要这种视觉表现的动机，1769年英国旅行家威廉·希基到过广州后写道：  “(广州)河道景色，就如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般繁华，唯一不同的是我们有的是不同大小的横帆船，而你们有的是中国帆船……对刚抵广州的外国人来说，长河上绵延千百里的无数大大小小的船艇景貌，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船舶与港埠绘画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即中国是一个庞大繁华的市场。所以到19世纪初，描绘珠江河道里大大小小的中国船舶画风行一时，这些船舶画大多数以水粉画或水彩画颜料绘制，半中半西绘画风格，注重近大远小透视明暗和立体投影的表现，形态比较写实逼真。此时的船舶画可分两类：一类是带有肖像画或静物画性质的船舶画像，一类是船舶与江河港埠风光融为一体的，带有纪实性、地域性的风光画。这类收藏主要保存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曼彻斯特约翰·莱兰图书馆等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19世纪中期的“五口通商”时代，加上西方先进的航海工具发展，有关船舶远航的海景绘画又兴盛起来。以油画绘制中外船舶与港埠风光的西洋画由于以广州、香港、澳门、厦门、上海等地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主题，其写实的表现力堪与照相术媲美而羸得西方来华游客商人的喜爱订制，逐渐流行起来直至20世纪初期，打破了过去以水粉或水彩绘制这类题材的垄断地位。此时流行的船舶画题材分为三种：一是穿梭于中国各港埠之间的中外船舶画，二是中国帆船画，三是外国船舶画。
   从国内外收藏的情况来看，表现那时中国对外通商港埠中外船舶画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因殖民文化的影响，开始充满着中西历史文化的交流和历史进程反差的内容表现，艺术的品质得到普遍提高，致广大尽精微，画得精致深入，尤其是描绘广州、香港、澳门、厦门、上海等港埠中外国船舶画，集中展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油画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例如香港艺术馆藏顺呱（Sunqua，又译新呱）所作油画《广州新十三商馆区》，画中美式轮船“河鸟”号1855年夏天至1856年冬天行走于香港至广州之间，画家运用西方古典写实技法，深入精细地描绘了自由出入游弋广州珠江水面的各国商轮和中国帆船，先进落后，视觉对比极为鲜明。此外，画面通过光色与透视、素描关系的节奏变化，描绘宏大的港埠景观，画面景色丰富，引人入胜。
    可以这样说，举凡中国早期油画家，大都活跃于此间并擅长于创作这一题材风光。如香港艺术馆藏《广州商馆区》《维多利亚城远眺》和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广州商馆区风貌》，系优呱(Youqua，一译煜呱）所作；《澳门的南湾与内港》也系优呱所作，而《上海黄浦江外滩风光》系周呱（Chowqua）之作。
   中国帆船油画，在18世纪船舶画的基础上，又受侨居澳门的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 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写生与写实创作的倾向。如香港艺术馆藏林呱(关乔昌) 所作《江边古刹》，笼罩在阴面的近景帆船，与中景衔接的水面如戏剧般聚光，构图用光均达到推进空间突出重点景物的艺术效果，中景建筑、树木与人物，如墙面斑驳陆离，树木繁茂透气，枯枝虬枝遒劲多姿，人物活动过程中身上闪耀的阳光，恍如实境。诸如此类的还有《黄埔帆影》《黄埔晨曦帆影》《南海巡逻快船》等作品。特别是《黄埔帆影》巧妙地以黄埔港的水光山色船帆塔影为环景，画面冷暖色调对比强烈，霞光帆影交相辉映，可以看出在长期侨居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的影响下，中国西洋画家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创作水平和对油画语言的熟练掌握程度。其他中国帆船油画，如永祥绘制的《航海中的“官山”号帆船》《晨光中的帆船》，溢安绘制的《中国帆船》，以及《珠江中国海船》《风浪中的中国帆船》《中国帆船乘风破浪》《巡逻快船》《桨艇出海巡逻》等等，主要以巡逻桨艇和远洋乌艚等船舶为表现主题，绘画风格上戏剧般聚光和流畅的笔触，一目了然是受了钱纳利的不同程度影响；但是这些作品海浪描绘得波涛汹涌流动，一改以前海面平静如镜的画法，在油画艺术的创作与表现力上有了显著的进步。
    至于外国船舶画，主要是描绘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现代船舶。这类船舶的种类较多，形制各异，有三桅帆船、四桅帆船、明轮、蒸汽帆船、蒸汽机轮等。例如英国收藏家何安达所藏油画《出航》，描绘了英国高速铁壳帆船“克莱德”号乘风破浪驶入中国海岸的情景，远景海岸边中国传统木制帆船与西方先进快速的大型帆船堪成对比，相形见绌。外国船舶画表现的主题可分为以下几种：一、外国船舶停泊中国港口海面，如《港岛外景》描绘一艘巨大的蒸汽风帆停泊香港岛边。二、船舶在中国海岸航行，如《在中国海岸航行美国三桅帆船》和《驶入中国海岸的英国格兰特利特号》《出航》等作品，分别画美国、英国三桅帆船驶入珠江伶仃洋面，画面远处海岸有中国帆船。三、航海遇险，如《美国运输舰“萨姆纳”号》在惊涛骇浪中与风暴抗争的景象。四、犁海扬波，描绘航行于茫茫大海航线上的各国船舶，如《美国运输舰“米德”号》《日本蒸汽船“博多丸”号》和英国《“林顿”号帆船》《“克莱德”号》等。上述这些外国大型船舶画皆是用油画绘制，画家把天空和大海的流体透明质感、光色和透视变化，尤其是把海浪的波澜壮阔表现得气势恢宏，反映了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中国油画艺术发展的新风貌。

    三、风景画
    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大致可分为外国风景画、中国风景画两大部分。这两部分风景画反映了西画东渐中国的发生过程，以及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的发展历程。
   关于清代西洋画家是如何绘制油画风景，我们可以透过现藏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幅约1800年中国人绘制的水彩人物画，看到画中描绘一位中国画家正在往画框上绷画布铺设油画颜色。从画面展示的情景来看，画家在画布上作画，并无范本，景物也是中国式的山水风光，明显是在对景写生，作品展现了中国早期西洋画家绘制油画风景情境。
    其实，中国早期西洋风景画肇始于复制仿摹。笔者发现瑞士赖色夫妇收藏的一幅约1770年绘制的玻璃油画，系根据法国画家菲利普·哈克特作的诺曼底海岸城堡的铜版画复制品。像这样的复制，还有19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西洋风景画的两幅欧洲海景画水粉水彩摹作，画中丝丝入扣的欧洲建筑、林木和云彩，残留着欧洲铜版画的显著特征。另外一些仿摹作品有水彩加水粉画材料绘制的三幅庭院风景画，一派典型的半中半西混合风格情调：即欧式庭院、人物和中式山水林园的混合，西洋风景画近大远小、色彩冷暖、明暗立体表现与中国山水皴法的混合，一眼望去就知道这是18世纪后期的中国人为满足欧洲人对中国山水林园的渴慕而进行的别出心裁的创作。
   以上所述这些风景画，比较集中地展现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清代中国人早期学习临仿西洋风景画的开始历程。
    从19世纪初开始，中国美丽的风景及其风景画深得西方人迷恋，中国风景画的题材内容开始变得丰富多彩。正如1812年英国人詹姆斯·华生在其访华游记中写道:“我们在这里看到了风景如画的乡村。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河道和水渠，上面可以行驶船只，运送各种不同的货物。……美丽的宝塔和非常豪华的官员府邸，错落在平原上的村庄和丛林中。”詹姆斯·华生的游记恰好涉及到中国风景画的山水风景画、田园风景画、地域风景画和庭院风景画等四种题材。
    19世纪初期山水风景画，往往用来一些渲染人物的活动。如香港艺术馆收藏的油画《织染工场》描绘在一个山清水秀、草木丰茂的山水风景之中，中国染织手工业生产贸易的全过程。而《郊迎将官图》所画山清水秀、林木葱笼的山水风景，宛如诗意令人心驰神往。从这些收藏可知19世纪初期中国山水风景油画其特点是将中国山水画散点透视的构图，理想化的景物集合，结合西方绘画色彩冷暖、明暗对比表现和空间透视原理，表现中国山水风景如仙境般的美好。19世纪中期山水风景画的风格发生明显转变，如《老树古桥斜阳》《江边垂钓》《拉纤》等山水风景画，笔触娴熟、光色灿烂，明暗对比强烈，明显带有钱纳利-林呱（关乔昌）风韵，达到与西方学院派画家难分难解的水平。
     美国私人收藏的油画《中国乡村风景》系19世纪初期田园风景画代表作，画面所画中国田园风景很像英国维多利亚及阿尔伯特博物馆藏的中国人在画布上绘制的油画风景。19世纪中期至后期，中国田园风景画的风格所受西方来华侨居、旅行和经贸交流途径传入的风景画影响，如香港艺术馆藏《农村小景》和《农家炊烟》《牧归》等油画，山水风景的天空和林木，色彩结构丰富，层次变化微妙细腻，从而使中国田园风景获得了自然生动的视觉诠释，风格接近英国风景画家康斯太布尔的画风。
    地域风景画主要是指以“羊城八景”粤秀连峰、琶洲砥柱、镇海层楼、东海渔珠等广州地方名胜，广东古迹，珠江流域风景、通商港埠风景和五口通商港埠风景为题材，创作而成的油画、水彩、水粉画风景画。例如香港艺术馆藏油画《琶洲古塔》、英国马丁·格里高利画廊藏油画《广州镇海楼》为“羊城八景”之一，油画《紫阳观》为广东新会的道家古迹，水彩水粉《广州海神庙》《大黄滘炮台》及油画《大黄滘炮台远眺》《珠江景色》为珠江流域风景，油画《广州黄埔港》《澳门南湾全景》《澳门南湾》《香港景色》为珠江流域通商港埠风景，思源堂收藏油画《厦门海港》为五口通商港埠风景。举凡到过见过这些风景名胜古迹的西方游客一般都会赞不绝口，例如英国旅游家艾林及赖特在游记中溢美澳门南湾：“驯服地倚傍在这个优雅而拥有漂亮弧形的海湾上。” 可见清代中国风景油画以澳门南湾为题材，在于其天造地设的美丽风景引人入胜，再加上风景与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实际利益关系更易激发人们的审美情感，正如英国画家安东尼·菲尔丁绘好琶洲塔后写道：“塔位于广州城与黄埔路程的中间，两边距离约十至十二哩，因此欧洲人又称它为‘中途塔’。中国的塔式造型古雅，常建于当眼之处，多用作观赏，实际作用不大。” 所以中外画家反复描绘琶洲塔和形形色色的中国塔，如油画《琶洲塔》、水彩水粉《琶洲塔》和油画《赤岗塔》《塔影风光》《江边塔影》等，或许也都是为了“多用作观赏”吧。
    清代十三行行商富甲天下，他们所建的住宅园林群景致风雅，是最具岭南特色的园林建筑，经常被清官员当作外交场所来使用。美国商人威廉·亨特曾游过潘启官的海山仙馆，他在《旧中国杂记》中说:“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大块石头砌成的岩洞上边盖着亭子;花岗石砌成的小桥跨过一个个小湖和一道道流水。”自然，描绘清代中国园林建筑与家居生活题材的风景画会备受西方人喜爱；19世纪中期，以岭南园林建筑与家居生活融为一体的风景画盛行一时。这种风景画大多数是用水彩加水粉画材料绘制，用油画材料绘制的极少。香港艺术馆藏水粉画《广州泮塘之清华池馆》和《花园春色》系列油画、《伍家花园》系列油画等，以广州行商巨富的私家园林亭台楼阁、水榭栈桥、回廊露台、曲径小道、奇花盆栽、林木掩映和美人闲游幽居为风景，将园林与庭院建筑和富家妻妾美女孩童点缀其中，画图近大远小透视深远，笔触雄肆沉着，色彩有冷暖变化，阳光明媚，光影聚焦，无不彰显中国庭院风景的自然绚丽和富贵之气，堪称此种风景画中的精品。

     四、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风情画
     近30年来，中国被举世公认为“世界工厂”。曾几何时，中国也被公认为“世界工厂”；关于这一说法，我们只要饱览国内外收藏的丰富多彩的清代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主题的油画、水彩、水粉画，便能立身处世，发现历史上惊人的类似和不似，以及中国早期西洋画曾经一时的繁荣昌盛。
大致而言，清代表现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为主题的西洋画，主要有农业生产、茶叶生产贸易、丝绸生产、瓷器生产贸易以及市井生活风情、社会百业生活等五个种类。
    中国是农业生产大国，清代康熙、雍正时期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劝民耕织，于是耕织图大行其道；175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的“籍田大礼”举行了农耕礼仪，随后中国人便创作了玻璃油画《田园牧歌图》，将中西男女人物、景物合为一图，男耕女牧，其乐融融，恍如人间的伊甸园，充满自由浪漫轻松的生活情调；此画乍一看像装饰性油画，如仔细观看细部色彩表现，则会看到油画笔触灵活多端，人物塑造立体，面部表情传神，可以说是件18世纪中期流传至今的艺术品相最好的玻璃油画。继路易十五之后，1768年路易十六也在凡尔赛继续上演了同样的农耕礼仪，重农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趣，中国有关农业生产主题的西洋画也因此不断涌现。从18世纪末创作的水彩画《粮食加工》《运输大米》，到19世纪中期用水彩与水粉颜料绘制祭祖、筹备农具、移苗、插秧、收获、打谷、秕谷、脱壳、称重、地主收租等十个水稻生产场景为一套组画，以及用油画颜料绘制的《珠江农庄》，先后外销到欧洲，描绘中国的粮食生产的西洋画历久弥新。
当18世纪800万英国人成为一个饮茶民族的时候，当茶叶成为“整个欧洲各阶层极普遍的饮料”的时候，就可想而知有关茶叶生产贸易的中国式西洋画极受欧洲人欢迎的程度。这方面西洋画有两种：一种是叙事性的画册，19世纪中期顺呱（Sunqua）用水彩、水粉绘制的《茶贸册页》，选取开垦、植苗、栽培茶树、采茶、拣茶、晒茶、选茶、筛茶待炒、炒茶、装茶、运茶、茶行等12个片段来展现茶叶生产贸易出口的叙事过程。另一种是大型独幅形式描绘茶叶生产的某个重要片段，如油画《茶园开垦》、水彩水粉《栽培茶树》和水彩水粉《播种》等作品，画面人物、景物、情节明显比《茶贸册页》对应的片段要生动自然，色彩、透视、明暗、光影效果写实逼真，表现出写实性、纪实性的艺术特点。
    18世纪欧洲人把中国瓷器珍贵为“白色金子”，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豪华享受和艺术欣赏的古玩，并作为最高级的礼品馈赠，何况欧洲在18世纪的100年间，至少从中国输入了6千万件以上的瓷器，仅此一项就足以说明中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自然，有关瓷器生产贸易的西洋画也倍受欧洲人的青睐，大量出口到西方。描绘瓷器生产的有独幅形式和连续性水粉水彩片段册页两种，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这种瓷器西洋画经久不息。独幅油画《碾制胎料》描绘瓷石采集之后“土人借溪流设轮作碓，舂细淘净制如砖式”（见唐英纂《陶冶图说》记载）。画家将写实的制瓷情节与风景如画的山水风光糅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再现了有关瓷石、瓷土的地理信息与制作瓷泥的生产工艺过程。图释披露了欧洲人在仿制中国瓷器的过程中无法直接了解瓷泥的开采配制难题，所以独立成画，用油画颜料精心绘制，欧洲人早就翘首以盼得到。连续性单幅水彩水粉册页有《洗瓷器》《落桶图》《烧瓷图》《瓷器装桶》等生产片段，叙事性很强，绘制得也很精美；如《落桶图》描绘瓷器施釉过程中发生的一幕戏剧性情节：一名瓷工搬运瓷器时不小心失手摔掉了瓷瓶，瓷器碎裂的声音立刻惊动了工友，他们纷纷停下工作，把目光投向这位可爱的“肇事者”；画家叙述了一个意外的故事，为画面增添了生活的情趣。
综观市井生活风情画，涉及市井庭院生活、家庭娱乐生活、婚姻生活等题材。庭院生活一般画富家妻妾幽居花园庭院的悠游自在生活，如油画《亭荫赏荷》图中亭柱上对联书：“朱扇四辟波光照，翠箔低垂浪影浮。”画中美人对翠荷，浪影波光照，堪称绝色双美，画家别具匠心。无独有偶，其他如美国康涅狄克州神秘港市收藏的油画《中国花园》和《翠亭幽酌》《花园中园》《故园旧事·赏花》《故园旧事·对弈》《庭院风景》等油画也是如此，这些作品出自19世纪中后期活跃于广州和香港的画家优呱（Youqua，又译新呱）、方呱（Fongqua）及佚名画家之手。优呱还是家庭娱乐生活题材创作的高手，他的油画《故园旧事·弹唱》《故园旧事·斗鹌鹑》，只要看到画中园门旁边对联“春风掩映千门柳，暖风晴开一径花”，即可见娱乐生活的情景如暖风晴开一般跃然于画。这种娱乐生活题材的油画还有《居室弹唱》《同心之乐》《庭院小曲》和《玩牌九》《耍纸牌》等。至于油画《卿卿我我》《书香门第》《夫妻品茗》《两情难舍》《待妆出迎》《满大人的家居生活》，一见就知这是反映满大人和富裕商人婚姻生活题材的创作，以满足欧洲人对中国这片东方乐土的渴望，借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赞美中国的诗句来说，那就是：“彩瓦、窗棂和那廊柱，已被大片浓阴遮住；可不论目光投向何处，仍见我向往的东方乐土。”
     总而言之，通过理清中国早期西洋画丰富珍贵的收藏，有助于我们集中展现中国早期西洋画的艺术品质及其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并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剖析其艺术史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