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叛逆的女性”是郭沫若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作，包括了《卓文君》《王昭君》（1923年）、《聂嫈》（1925年）这三个剧作。

《卓文君》

《卓文君》取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剧作有着强烈的现实倾向性，通过对理想人物卓文君的歌颂，高度赞扬了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反封建礼教、反专制制度的精神。

文君奔相如，历来为封建卫道士所不耻，但郭沫若一扫历史上对卓文君的陈腐偏见，对这位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专制制度的“叛逆女性”予以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剧本在写卓文君仰慕司马相如才华的同时，也写了司马相如从高山流水的琴声之中觅到了知音。相如投书，文君震憾。这时，卓文君给我们的还是一个“弱者”的印象。但是，当剧作家嘲讽了卓王孙的鄙俗迂阔，刻画了程郑的无耻堕落以后，写到卓文君与红箫月夜潜逃，要去都亭与司马相如聚会时，剧情推向了高潮。卓文君终于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她义正辞严地对父亲卓王孙、公公程郑说：“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表现了一个解放了思想的妇女的大无畏精神。她终于毅然出走，一个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青年孀妇，由“弱者”而转变成为反封建礼教、反专制制度的、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强者”。

《卓文君》的出现对“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人格独立和婚烟自由的广大青年，产生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王昭君》

《王昭君》的史实，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和《汉书匈奴传》，郭沫若从个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塑造了一个反抗王权的叛逆性格。

在他的笔下，昭君的“悲怨”不是由于未受天子宠幸，而是由于封建帝王“一夫可以奸淫万姓”的特权破坏了她的生活。作者虚构了昭君之母、与昭君青梅竹马的“义兄”两个人物。昭君被选入宫，义兄绝望，投江而死。个人幸福的毁灭使昭君满怀愤怒和反抗的心情。从人的尊严考虑，她更不屑贿赂画师以图邀宠帝王，继又愤而请行和番。女儿远嫁不归的恐惧感使王母疯而致死，这又为昭君反抗元帝增加了新的推动力。

昭君的命运在剧中有两次根本改变的机会，她的性格也正是由此凸现出来。一次是画师毛延寿要她付出贿赂，她就把昭君真容呈给元帝，不仅和番可以换人，昭君还一定会受宠幸，可昭君的回答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第二次，汉元帝发现了毛延寿在画上作弊，已将他斩首，自己以帝王之尊当面向昭君求爱，要册封她做皇后，王昭君拒绝了。因为郭沫若的王昭君所有的是现代个性主义的灵魂，她要的是“人”的尊严、“我”的生活，这是不能用做皇后、享富贵来达到的。亲人的离去让她一无所有，而这一切都是封建特权造成的。她决然地要冲出这“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的宫廷，毅然去远嫁匈奴。郭沫若就这样从个性主义出发，解释并描写了昭君的“悲怨”和“请行”，完成了他对这一理想人物的刻画。

《王昭君》以“人”的尊严，反对“帝王”的权威；以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正是“五四”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

（3）《聂嫈》

《聂嫈》正面地表现了聂政牺牲之后聂嫈不畏强暴英勇献身的壮烈行动，歌颂了那些战斗在“五卅”运动第一线的勇士，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聂嫈》的史实始见《史记·刺客列传》，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聂嫈，毁容自杀。但姐姐认为不应该自己怕死而埋没了“贤弟之名”，于是冒死前去认尸，最后悲哀而死于弟弟的尸身之旁。无论是《史记》或《战国策》对聂嫈冒死认尸的解释，都局限在单纯的手足之情和“士为知已者死”的思想上。然而，郭沫若赋予聂政行动的，是反对强暴、争取自由的普遍意义。它远远超越了“重然诺，轻死生”的侠义精神，因而聂嫈赴韩国认尸的含义，也超越了“扬弟之名”的境界。她为的是表彰兄弟的英雄业绩，“使天下后世的暴君污吏知道儆戒”。因面当她完成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行动时，这一坚贞不屈的性格便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

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都围绕着“个性”“自由”的主题，都呼唤着毁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它们十分强烈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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