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曼很爱自己。他可以随身找出许多照片,这些照片装在几个信封里，信封有些磨破了,应该是经常看的缘故吧。有些照片,看上去拍摄得并不是特别专业，但他都带在身上。看照片时,他很高兴。眼睛里充满光芒，这真是个爱自己的老头。

介绍自己时，约翰·贝曼非常坦诚。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的原因。他告诉我他的恐惧，他的感受以及他用音乐逃避悲伤。

我看着他的照片，知道人都可以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

星期日：童年时，你的感受是什么？

约翰·贝曼：你想了解我的感受，是吗？第一个感受就是，要放弃你的祖国。这是最大的感受，这并不是我决定的，而是别人替我决定的。因此当我回首的时候，我发现我失去了我的国家。尽管现在过得很好，但那时候是一个损失，我们不得不去德国。第二个损失，是我的父亲。第三个损失，是我离开了德国。当我12岁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很多，而我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的童年，一开始是贫穷，后来是不停地失去。当然从那以后，我又失去了我的母亲和姐姐。但是我们其实没有那么亲密，她们非常信仰基督教。所以我小时候上的是基督教会学校，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冲突，我一边在基督教会学校上学，一边又在读欧洲哲学，希腊哲学。西安萨提亚

等我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我发现了哲学和宗教的冲突。然后我听到一个谣言：在印度，它们是一体的。我就想，如果我可以把哲学和宗教统一，我会很高兴。所以我去印度呆了10个月，学习印度哲学。然后我回来，回到大学。

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当一名老师。我当了老师，感觉挺好，但是我总想着心理学。高中的时候，我读了弗洛伊德的书，英文版的。后来，我就去学心理学了。

星期日：你是先当了老师，然后去学心理学的？        

约翰·贝曼：是。

星期日：教什么？

约翰·贝曼：我教英语。我教英语和科学，物理、化学等等。我回到学校后，又读了一个学位。我第一个学位是教育学，后来我又读了文学学士学位，主修心理学。再后来，我读了心理学硕士和博士。

在很多国家，需要读到博士才能当心理学家。前三个学位都是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很久以后，我在那儿当了一名教授。我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人生中很长一段时间。

介绍了这些情境，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在我们家里，感受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行为才是重要的。我不能太愤怒，也不能太兴奋，我必须很平静。因此等我长大后，我不清楚我的感受。因此当你问我的感受时，我有些害怕，因为我必须为战争而逃亡。所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我有些恐惧。

星期日：恐惧的时候你怎么处理？

约翰·贝曼：我有很亲密的朋友，我们相互支持。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起踢足球，我们一起玩。其中一些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一些也到了加拿大。

星期日：你会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们吗？

约翰·贝曼：有时会的。我们有很多希望。我怎么来描述我的朋友呢？有些年，好像很穷，没东西吃，大家都没钱，所有的东西都被拿去打仗了。

我觉得我必须对我自己负责，我学着怎么样负起责任，怎样自己照顾自己。别的孩子都去工作了，母亲年纪大了，所以我必须自己照顾自己，我就通过和朋友在一起的方式照顾自己。再后来我通过阅读，书是很好的朋友，还有就是音乐，我的生活中总是充满音乐。

我父亲是个音乐家。你理解音乐吗？我想给你一个画面。在我们家，我们有自己的乐队，有四个声部，女高音、中音、男高音和低音，都是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唱所有的四个声部。音乐是我最好的朋友，音乐和书。

星期日：你唱哪个声部？

约翰·贝曼：母亲唱女高音，姐姐唱中音，我是唱男高音，我哥哥是低音。

星期日：爸爸呢？

约翰·贝曼：我父亲也是唱高音的，跟我一样。所以我有一个很好的音乐环境。当我16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乐队。19岁的时候，我有了自己的合唱团。音乐占据我生命中很大一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但当我回想起来的时候，那也是一种逃避，通过音乐释放我的感受。

星期日：所以离开自己的国家和父亲的去世，对你的影响很大。

约翰·贝曼：是。但这个帮助我更加有责任感。如果我要去上学，我要自己挣钱，我要学习怎么努力工作。我母亲也认为努力工作很重要。还有就是责任感，努力工作，诚实，不抽烟……这是原则。

星期日：可以哭吗？

约翰·贝曼：我哭过几次。这个问题很好。我可以哭，但不能很久，就几分钟。他们认为哭得久就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像中国有句话说的那样，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总是认为中国是贫穷国家的代表，他们总说，如果你不吃饭，中国的穷孩子们会很高兴的，他们会要吃的，所以你最好吃了。我最早听说的国家就是中国了。

星期日：那个时候你有什么期待？西安家和心理咨询

约翰·贝曼：我希望我可以健康，但内心我是想帮助别人的，不一定是心理上的，可以是对别人友好、对别人有帮助。

星期日：是12岁之前吗？

约翰·贝曼：是的。如果看到一个穷人，要给他们钱和面包，我是这样被教育的。甚至到现在，在香港的街上，看到那些乞讨者，我就会停下来，给他们一些钱，也许不多，但会给。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我要帮助穷人，因为我们过得比他们好，所以我们要慷慨。我姐姐，比我大好多，她的工作就是帮助穷人，直到80岁。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要对穷人和病人好。

星期日：童年时，你看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约翰·贝曼：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从一个角度看，感觉这是个很恐怖的世界，人们相互憎恨，相互杀戮，没有信任，从这个层面讲，这个世界是危险的。

但是在心里，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母亲尽管太忙了，但是即使是我们呆在乌克兰，她都很信任我，她允许我做任何事，我可以整天在森林里玩，在村庄里玩，她非常信任我。所以一方面我感到不安全，另一方面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尽管我才四、五岁。所以我选择相信人，并承担风险。西安心理咨询

成年后，我发现我为人处世的原则是：我信任你，尽管我并不了解你。但我知道，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法是：我只有了解你才能信任你。有时，这个处世原则会让我显得有些傻，但这是潜意识的。我发现，遇到任何事，我首先信任你，直到你做了什么失去了我的信任。所以我一定是觉得这个世界是很安全的。

星期日：你真幸福，这个原则一定很好地帮助了你。

约翰·贝曼：这在我的心理治疗中起到很大的帮助。我遇到一个新的来访者，我信任他们，他们感受到了，就会敞开心扉，并且愿意正视自己。而这对我的帮助也很大。有三个人想在这里开萨提亚研究学院，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同意了，我信任他们，尽管我不了解他们。西安家庭教育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他们辜负了我的信任该怎么办？通常我会给他们第二次机会。甚至我太太都说别再信任他们了，但我还是会信任。这对我很有帮助，如果我信任你，你也信任我，我们就能很好地配合。

星期日：所以这是你从家庭里得到的资源。

约翰·贝曼：从家庭中，我学会努力工作，道德观，以及信任。这可能要追溯到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对我的信任。

星期日：在家庭里不能很好地表达感受，会发展出什么资源？

约翰·贝曼：我猜一下吧。也许它帮助我不打岔（记者注：打岔是萨提亚模式用语。意思是表达时，不触及主题，逃避或者开玩笑。）我不喜欢打岔的人。我母亲说感受时是打岔的。

星期日：父亲去世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约翰·贝曼：影响很大。我很想念他。人们都说我最像我父亲。他喜欢音乐，我也喜欢音乐。我非常想念他，这是情感上。西安萨提亚

到了加拿大，看到别的孩子都有爸爸，他们的爸爸工作，所以他们有更多的钱上学，所以我也想念他的经济支持。我母亲、我姐姐、我哥哥都工作很努力，但是没有爸爸来赚钱。很多时候，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你会觉得失去了一个崇拜的对象，会觉得父亲很完美。

有时候又庆幸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在心里描绘父亲。我的母亲还在，尽管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有时候忽略了她的压力，她很坚强，很聪明。但是我太想念父亲了，所以就听不到母亲的声音了。这对我影响很大。在我的治疗中，如果有人很想念他的父亲或母亲，我就会很有同感。我把它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但是我确实很想念他。

星期日：你最早有机会表达想念他是在什么时候？

约翰·贝曼：从他去世那天起，我就感受到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表达过。我觉得我和父亲比较亲密，和母亲不是很亲密，这对她不太公平。我应该对她更好。她教导我很多，给了我很多自由，但也有很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