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告诉我，他是在抗战最激烈的1940年，带着全村30多个青年农民（父亲是村里的贫农救国会会长，简称贫救会，是地下党员）一起参加的八路军，领导考虑到父亲年龄偏大，做革命工作阅历又较长，就把父亲和村里的年轻人分开，他们都分配到八路军野战部队，把父亲留在了地方武装，担任土地改革运动武装工作队的指导员还是副指导员？临解放时，组建随军南下武装工作队，父亲南下到了福建永安，在那儿由于工作劳累营养不良加水土不服诸原因得了视力神经萎缩症，近乎失明。被送到华东军区所在地上海治疗，后因无法治愈，派回山东军区修养，边修养边工作，记得父亲当过济南郊二区区长，济南手工业管理科的科长。也许是和这个手工业管理科的工作有交集的缘故？记得父亲手特别巧，二哥16岁选飞参军以后，11岁的我挑水经常把水桶摔成漏壶，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几乎都要先把水桶敲打圆了，再用锡焊焊好。父亲还会木工活，最高成就是为偏瘫的母亲用废木料打制了一台4轮轮椅。车轮是从废品商店淘来的胶皮车轮。为了解决母亲内急之需，轮椅上还安装了一个隐藏式痰盂。至于修自行车更是拿手好活。修补轮胎，甚至更换自行车链条的某一节，都自己解决。关键是老父亲视力还不好，他干活时，我插不上手，只能给他又递老花镜，又递放大镜的，我在手巧这一点上，一点儿也没有传承老爸的基因，不仅小时候只能添乱，从未给他帮上过忙。参军当了修理飞机的机械师，也属于动手能力不强的一类，还打心里不喜欢黑乎乎油乎乎的这些机修类的活。所以当让我改行当政工干部，耍笔杆子磨嘴皮子时，倒有种生逢其时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