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进入美欧精心构筑的产品定价体系

章玉贵

当外资日渐渗透到中国重要产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时，在中国的产业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如果中国的本土产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占据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则中国的本土产业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

中国亟待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积极争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切实改变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以金融资产定价权为例，掌握金融资产定价权，既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顶层分工并获取国际收益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内生性要求。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亟需培育类似花旗、汇丰、高盛这样“大而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中国目前确实拥有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例如工、农、中、建、交行等。不过周小川行长并没有将其升格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他给出的理由是上述银行的国际业务还相对有限。

其实，中国几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暂时无法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除了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个约束条件之外，关键原因在于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资产定价方面还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只有在垄断市场中，才存在卖方定价。假如把股票市场视作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则对市场的交易各方来说，本来均不存在谁拥有定价权问题。其实，真实世界从来不相信假定，所谓的自由竞争和充分信息也是假命题。众所周知，证券市场上，发行价是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初步定下来后，再通过和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充分沟通后得出的。实际上，包括股票定价权在内的金融资产定价权已经成为当今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命题之一。国内外普遍的共识是，股票定价高低从微观角度事关股市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大处来说，它实际上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应当通过各种相关制度的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定价权，而且一般会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防范股价被国际资本所操纵。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实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股市的大底每每被外国投资者抄到，以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国际投行更是垄断了中国优质企业海外上市的渠道，它们屡屡利用中国市场主体对国际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不熟悉，牢牢掌握了企业海外上市的定价权，往往赚得盆满钵满；甚至，A股定价权也部分易手。某种意义上说，前几年爆发的A股大面积股灾，既是对“政策市”的痛苦还债，也是对饮鸩止渴的投机行为的抽打，更是在全球金融既有的机制化霸权框架下定价权缺失的条件反射式缴械。世人应当记得，在2007年底至2008年的那段日子里，只要稍有悲观的经济数据或利空传闻出现，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稍稍唱空，国内机构投资者们便似中了邪，惊恐万分，疯狂抛售夺路而逃；而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对市场化原则的大肆宣扬，又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管理层的调控思维，生怕背上了“政策市”的包袱。而当估值中枢轰然崩塌之后，好不容易坚守了一段时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就这样顷刻间拱手于人。

作为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财富游戏，金融资产定价权可以是高级忽悠工具，也可以变成宰割弱势群体的筹码。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之所以喊痛，他国则是真伤，除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外，还与美国牢牢掌握着国际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不无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其经济政策和金融资产定价权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霸权下的依附型产物。世人不应忘记，在距今并不遥远的格林斯潘时代，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扩张金融霸权的边界，将各国投资者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其中，花旗、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头就是美国用来盘剥弱势国家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力量工具。

中国要从美欧花了数百年才建成的资产定价体系中博得与本国经济与金融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殊为不易；中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并且打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介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逐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