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东方风来满眼春。
前文说过，1991年虽然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是针对我们小厂的性质而言。就大的范围来说，这还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话题，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还是心存疑虑，国民经济增长率裹足不前。“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人幸灾乐祸，没有过河被迫退回的人冤声载道。就在这个历史的交岔路口，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画了一个圈，结束了姓“资”姓“社”的讨论，神州大地再一次涌起大办工业的热潮！国人不再是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像当年的“渡江战役”一样，奋不顾身的抢滩登陆。我们县也召开了大办工业的动员大会，新担任的县委书记刘王杰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决不允许让两角钱，一张邮票就摧垮一个企业……我在会下听着，心头热乎乎的，眼泪竟然夺眶而出。诚然，县主说的是广义，是一种现象，但我觉得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一个绝好的机遇来了。“要想富先修路”省交通厅决定续建合（肥）铜（陵）公路二期工程，同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皖江第一桥～铜凌长江公路大桥也将破土动工。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们资单力薄，无力与路桥公司竞爭，但做点附属工程还是可以的。公路建设需要大量的水泥钢筋涵管，我厂与工地最近，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于是，县交通局决定以我厂为基础，扩建县交通预制构件厂（翌年改为县交通建材公司）厂址选中与元钉厂紧对面的四亩空闲地。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我任副厂长负责全面工作。局里采用这样的“驭将”办法，既是对我心存疑虑，也是一种鞭策。我心知肚明，也就含笑接受了。作为“平反”的一种方式，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徐存保带着县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我厂召开职工大会。汤沟镇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都莅临会议。徐书记首先肯定了元钉厂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接着宣布：作为这个企业的带头人，吴永生被查一事结束了。组织上要搞清一些问题，查自己的干部是正常的。吴永生经受了考验，而这件事不影响他入党，也不影响他提干。对于这个新办企业，汤沟镇和有关部门都要积极支持，银行该贷款的应该贷款。
我知道，徐书记所传达的绝不是个人意见，而是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对我个人行为的肯定。此后，我被中共汤沟镇农机支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循序解决了党籍。顺带说下，这是第三次申请，有说不出的意味。第一次是参加工作不久，当时的水陆党支部就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只因二叔过继后的家庭成份过高，未获当地党委批准。第二次就是1976年的“双突”我并不知情。时隔二十余年才修成“正果”令人感慨系之！
1993年夏，县交通局推荐我参加安庆市行政干部培训班深造。同行的有三人，都转为国家干部。他们都在事业部门顶了岗，唯独我落在企业退休，工资比他们少很多，有点遗憾。但是，我不能怪组织，都是阴错阳差造成的。就在这年，我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本文学作品集《初雪》封面上这两个字是刘玉杰书记题签的，他建议我先到宣传部即报社工作。我说汤沟一揽子还难脱身，职工的安居工程也未解决，等年把再考虑。我真傻，等到95年交通大楼建成后，刘书记已升任市检察长，他已感到力不从心了。这期间还有一次机遇，安庆市文联主席、著名编剧刘云程先生是汤沟人，他要我带上市文联的全部家底六万元去海南发展，回来后就到市文联工作，被我以同样的理由而婉拒。记得，老先生当时就叹了口气。失去这两次机会，我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员外”。
我曾想，如果我从政了，那么是否还有后来的“唐史三部曲”呢？我不知道。（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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