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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苍烟画千岩秀，泛泛花流一水长。会向武陵寻避世，此身已是捕鱼郎。”这是南宋时期“中兴名相”赵鼎往返于三衢水路，所作《泊盈川步头舟中酌酒》的诗句。诗人被盈川千岩竞秀，烟笼月夜的景致所吸引。面对南渡后破碎的故国山河，诗人舟中邀月，对酒当歌，乃至生发出退隐遁世的感慨。

盈川步头，即盈川古埠，又称盈川渡，是古代衢江水运的一座重要商埠。它位于上方溪入衢江口，其东可直达杭州，西可直通衢城。初唐武则天时，曾设盈川为县邑，诗人杨炯为首任县令。杨炯在盈川殉职后，当地百姓缅怀其德，先后兴建了杨盈川亭、杨候祠、城隍庙等来凭吊、祭祀这位名贤。两宋以降，为盈川乡；明清以后，为盈川村。亘古千年，盈川之名却始终不变。

旧时盈川古埠白帆点点，百舸争流，商贸曾经一派繁华。此处有盈川潭名胜，据清嘉庆《西安县志》记载：“盈川潭，在县东四十里。丹崖俊削，绿水澄鲜。月夜放舟，如游赤壁。”古往今来，清幽旖旎的盈川水乡风光，曾吸引了无数宦游与商旅者驻足，多有诗赋、游记。如唐代文学家李翱，宋代诗人杨万里、陆律，明代诗人李应阳，清代名宦陈鹏年、朱筠等皆有诗文传世，清代诗人、西安教谕朱鬯则有诗集《盈川小草》。近代高僧弘一法师也在此舍舟登陆，借道盈川，赴衢州莲花寺掩关治律。

盈川古埠在清代原有“普济盈渡会”，粮约二十两，历来分班经理。民国时期，盈川增设义仓，将余款存放生息，并公举殷实的粮户来保管，以维持与保障盈川古埠的运转。

清代、民国时期，衢州的造纸业十分发达。出产的纸货大多沿着水路运往杭州等地销售。衢江流域两岸的草市如盈川埠、樟树潭、章戴埠（亦称樟德埠）、安仁埠等皆为纸货运输的重要水埠码头或转运站。

据民国郑永禧纂修的《衢县志·食货》记载：

盈川市：“为北乡上方源纸货出埠装船之所。有纸行埠头，设堆厂三，存积纸货，以备风雨不时，免遭损坏。近地粮食亦多于此出口。禁运时，往往设稽查船于此。”

樟潭市：“为东、西溪合流之要冲.....上源山货之运往下游者，麋聚于此。木为大宗，若纸若靛，每年出埠亦非少数。”

樟德埠市：“杜泽源纸货，多肩运至埠下船装儎，有纸行数家。”

安仁市：“为东南乡总汇之水码头，次于樟潭。圣塘、兴福诸源纸货悉由此出埠。”

杜泽市：“为北乡一大市镇......水出章戴港，春水涨时，可一通筏。平时，纸货仍须肩运。”

峡口市：“通上方源总口，出产纸为大宗。”

玳堰市：“出产多纸货，与上方源同出盈川。”

上方市：“山源商业亦云繁盛，出货纸为大宗，业此多宁绍及徽帮人。赀本额巨。水由峡口，绕莲花，出盈川。”

    从上述文献记载可见，盈川古埠是衢州纸货、粮食、木材、木炭等特产的重要集散地，是衢江水路运输的必经之处。

当时的一条水路主要是以芝溪为主，从上方集镇通往盈川埠头，即由上方溪水路运来的纸货、木材、木炭均到盈川古埠为终点。

人们通常以竹木扎成筏子，上面放上纸货，因芝溪水量偏小不能通船。则是以拉纤的方式一直拉运到盈川古埠，再把筏子拆除，一举两得，即运输了纸货，又运输了竹木，一般为单趟行程。水运运输基本上是由芝溪中上游的严家、徐家的纤夫们来承担。

民国时，盈川小镇有两千多人口，而商贸之家就有四十多户。县志记载的纸行埠头“设堆厂三”，即指盈川的纸商“郑承康号”、“陈益成号”、“徐荣泰号”三家纸栈，他们每家都建有栈房数百平方米，以储存纸货。营业鼎盛时期，储存量高达几万件，每家每天进出纸货在千件以上。每个运输行都有总管、督工，还有出纳、开票、记账等若干人，每天在衢江盈川的溪滩边上迎候筏工、挑夫及装运上船。

衢北上方、杜泽一带山林辽阔，当时纸槽林立。王立大、叶新记、袁正记等十多家槽户纸商将成品纸捆扎后，或由人工肩挑，翻山越岭，时称“上方担”；或靠竹筏，自上方溪沿着芝溪运到盈川，再装上大船水运至杭州等地。当时，自上方溪至盈川古埠从事水上运输的筏工就有数百名。

而挑“上方担”者，往返于盈川古埠则更为艰辛。他们当天要将停泊在盈川古埠船舱里启上的布匹、盐、糖等货物挑进山中，行走八十里。次日又将纸货挑出山外，行走四、五十里，中途休息一宿，次日再挑至盈川古埠。当时，每担纸货的挑力大约可换购大米四十斤。挑“上方担”者曾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上方担卖命钱，翻山越岭多艰险。风霜雨雪路难行，脚泡肩磨鲜血沾。担上方呀真可怜，汗水苦水往肚咽。”挑“上方担”者虽然很艰辛，但因生活所迫，挑夫还是很多，这就是当年挑“上方担”者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

（刘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