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于1100——1125年在位，在位期间在政事上没有太大的建树，但他所独创的“瘦金体”却成为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风流派，后人习者甚多，然得起精髓者却寥寥可数，大都是“得其形而无其神”的临摹书写，综合宋徽宗传世的书作，就“瘦金体”形成的原因而言，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因素

1、中国历朝帝王大都喜好书艺

追溯我国的帝王书艺，从隋唐开始，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唐太宗、孙过庭、柳宗元也都开始强调“书”与“道”的关系，将书法视为文化的重要主观因素和选取人才的重要手段，从而空前的提高了书法人的社会地位，从唐太宗的《温泉铭》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纪泰山铭》，再从宋太宗的《登黄鹤楼》、《敕蔡行》、《宫城诗》到宋哲宗法度严谨的《司马公神道碑篆额》，无论哪朝，不论帝王在政事上建树丰劣，他们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可谓是脉脉传承，各有所长。自然，历史发展到宋徽宗的时代，其作为帝王，可以说是受先前帝王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传承，总之，宋徽宗在书法上的所取得的造诣与他帝王这一身份有着直接的关系。

2、社会制度的影响

宋徽宗于1100年即位后，于1104年就设立翰林图画书院官职，在国子监设书、画、算三学，并将其纳入科考中以此招揽天下艺士，并组织编撰了《宣和书谱》、《宣和书画》，成为研究书画的重要资料。由于这些制度的确立，当时书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皇室内书史、墨迹等储量空前，这为宋徽宗日后的研习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社会制度对宋徽宗“瘦金体”的形成有一定积极的影响。

二、师承因素

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宋徽宗“瘦金体”形成的主导因素，“瘦金体”所表现的特点与赵佶书学褚书有很大关系。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人（今浙江杭州），曾是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博通文史且善书法。他的书法初学史陵，后受父友欧阳询影响较大，继学虞世南，又取法王羲之，融合了汉隶特点，逐渐形成了不同于欧、虞的书风风格，引领了初唐刚柔相济的新书风，在后期与“欧”“虞”齐名。其书结体疏朗开阔，方圆互用，运用行书缠绵的笔势造成作品上下连带，左顾右盼的点画线条。唐人书评褚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文雅，美丽多方。”刘熙载在《艺概》中誉：“褚河南为唐之广大教化主”，“瘦金体”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对其瘦金体形成的还有二位影响较大者不得不提，那便是薛氏兄弟——薛稷与薛曜了。薛稷，字嗣通，蒲州涿阳人，博学且善书画，官至太子少保。薛稷深得褚遂良笔法精髓，但他在褚遂良的结字特点上又有所发展，形成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特点。他的《信行禅师碑》章法紧致，结字疏朗，用笔纤瘦，较褚书更为瘦硬，时称“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因而，宋徽宗向薛稷取法也就自然而然了。他的堂弟薛曜与他也是同一师承，但薛曜之书更为险峻，纤细，在当时颇有名声，《夏日游石淙诗并序》、《秋日宴石淙序》是其代表作，其书瘦劲奇伟，被历代书家称为“宋徽宗瘦金体之祖”。因而“瘦 金体”与薛氏书风较为相近，与薛曜书风更为接近。

对宋徽宗书风影响之大者还有一位便是黄庭坚了。黄庭坚，字鲁直，山谷，江西分宁人（今江西修水）。据史料记载，黄庭坚根据自己自身书写的习惯特点曾对前人留下的书作、墨迹进行了创意的学习吸收，他曾学《瘗鹤铭》学到是此碑大字结密而无间的妙处，又“出于《鹤铭》而加新理，则以篆笔为之（《康有为论书绝句》）”，他也学《兰亭》，并认为“（学）《兰亭》不师其笔意便作行势，正如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丑《评书》）”。因此，他的书风特点是：字与字之间连带自然，行气贯通，点画简短厚重，横画长笔战抖明显，纵伸横溢，如荡浆，如撑舟，气魄宏大，如代表性作品《廉颇蔺相如列传》、《诸上座帖》、《李白忆旧游诗》等；宋徽宗的行草书受其影响较大，如其作品《草书千字文》等。

与四位书风相比，徽宗的书法是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在他们书风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使其字体线条质感更为明显，更着重于强调用笔的轨迹，将提按、起伏、转折处做明显强调，使书风空灵而不失法度，至瘦而不失肉。诚如当代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所言徽宗书法：“其体疏朗端正，下笔尖而重，行笔细而劲，撇捺出笔锋而利，横竖收笔顿而钧，用笔轻按重收顿折利落，具有飘逸清润之感，显示了“瘦金体”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