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儿小传·第33章》：复旦老进士(一)

 

复旦老进士（一）

 

上海读博头一年

多亏了复旦大学潘旭澜先生不弃，我来到上海，以43 岁的年龄开始读博。

我不知道范进中举高寿多少。可我知道，我是43岁上去复旦做进士的，估摸着跟老范有一拼。而且老范是从广东考上的，如今我也从广东考到上海。1987年我若留在康奈尔大学继续读博，那么，我早已成为博士了。然而人生没有“如果”。

人生如梦，不堪回首啊。我在面试的时候，面对潘先生，面对着潘先生的助手王东明老师，表达我的读博愿望时，他俩一定没想到，眼前的这个小个子男人，心头还有那么一块永远解不开的心结呢。

在复旦大学，因当代文学急需人，潘先生治当代文学，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领军人物。事实上，潘先生熟悉整个20世纪文学。在复旦，治当代文学的人，必定熟悉现代文学；治现代文学者，必然熟悉当代文学。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问大家。再如陈思和教授，在学校教授的课程有一门是现代文学史，他发表的文章，我在的那几年，当代的居多，所以在陈思和老师，他治的是20世纪文学。进入21世纪之后，他又跟着关注21世纪的中国文学。

回首看复旦1997级的博士生，年龄大的还真有好几位呢。譬如来自杭州大学中文系、后来并入浙江大学的裴毅然，大家管他叫老裴，1954年出生，毕业后先回浙大，后来去了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授；再如同学张敏，宽宽的脸膛，厚实的肩膀，1953年生，毕业后回到山西大学，后来又去了上海大学担任传媒教授。我居然也位列年龄最大的学生之中，一不留神成了个老进士。记得读硕士时，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当时的感觉，仿佛还有很多老本可以吃吃；不知怎么搞的，硕士毕业15年后来到复旦，发现自己年龄已然比陈思和老师还大一岁。真是蹉跎岁月，年齿比学问长得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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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1997年在上海外滩

潘旭澜先生第一印象，很严厉，不苟言笑。他讲话慢条斯理，感觉中气有些不足。但仔细听却讲得有板有眼，条理格外清晰。进校之后，跟潘先生接触多了，发现先生哪儿严厉呀，他其实话很多，很喜欢聊天。主要是看对方是啥人。聊天之中，我辈学子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譬如潘先生喜欢散步。我进校之后，便隔三差五地去他家，陪他散步。我跟着先生，且行且聊，从复旦的老先生贾植芳聊到文学界，再从文学界聊到小浪底的截流工程，再聊到电视上播放的体育节目，然后再聊到足球。啊哈，这就不得了啦，潘先生是个足球迷呀，聊起足球来，可能侃啦，10个人也侃不过他一张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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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1997年的上海城隍庙

进校没多久，逢潘先生生日。

我们三位在读的博士生，李林荣、吴培显和我，跟潘先生的夫人，两个女儿，一道给先生祝寿。

我跑到上海有名的老饭店和平饭店，订制了一款蛋糕。因我知道，和平饭店是外国人创办，1949年后尽管收归国有，但传统还是传统。蛋糕做得比一般的饭店地道很多。

蛋糕送来之后，果然不负众望。蛋糕好几层，最上一层围了一圈寿桃，大约有六个大的一个小的，象征潘先生65岁寿辰。那天下午，大家很开心地切蛋糕，分蛋糕。吃完蛋糕之后，潘先生的大女儿潘向黎的老公在餐厅订了位，因他是留日归国的，所以订了一家日本餐厅。我们一行人，潘先生和潘师母、潘向黎和老公、小女儿潘向榛、我们仨，一同乘车来到这家餐厅，高高兴兴地祝贺潘老师生日快乐！

那天潘先生十分高兴，话也多了，酒也饮多了，脸也有些儿红了。

那天是我读博以来最开心的一天。

 

回家搬新家

1997年10月下旬，我接到家里的信息，要搬新家啦！

新家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内。

广东省高教厅为了表示重视教师的生活，跟华师协商，在华师校内修建“高校教师村”。一期A座全部给华师，B座则分配给省属其他高校。我们学校分到二十多套，其中有一套就是我们的新家。因了第一期很成功，所以后来又搞了第二期，D座全部给华师，C座给广东其他高校分。第二期我校也分到二十余套房。

当初高教厅把教师村当作“教师工程”做的时候，便对工程提出很高质量要求。于是，教师村的水泥标高很高，电梯也是东芝牌子，所有一切的质量比一般住房要高很多。例如我们家住6楼，要在6楼的墙壁上打一窟窿，接一根电视线，那就比在30层费力许多，因30层墙壁厚度跟6层的比，薄得多。跟一般的楼房相比，在我们6楼打洞费力十倍。所以，教师村的毛病是在设计上，但在工程质量上，那是靠得住的。五十年没问题。这是我们入住之后屡次验证得到的结果。那些试图在我们墙上斲洞的工人，有时候把钻头打坏了，离成功还远着呢。

我向潘先生请了两周假，回来搬家。

我们需要把在白云区大朗的家，搬至天河区（当时在广州尚属新区）的华师校内。虽然我们请了大众搬家公司，可这里不是成都，我的那些哥们儿不能来帮忙。搬家前的打包，搬家后的拆包，全要靠贾宪与我。更有甚者，我在这短短的两周之内，接了香港太古公司的外活儿：太古属下的饮料公司预备在东莞办两期培训班，请英国的一间高级咨询公司派高级咨询专家前来培训太古的员工。一周一期，从周一到周五，第二期学员换过，从头再来。我刚好请假二周，除了搬家，其余时间全部用来给太古做翻译。我之所以忙碌之中接这活儿，主要因了家里需要钱。我在沪全脱产读书，家里需要钱。

从搬家的角度说，贾宪比我辛苦；从这两周的工作来看，我比贾宪辛苦。

我俩把家私一件一件地打包，然后跟随大众搬家公司一道来到新家。性情一贯很急的贾宪，刚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便忙不迭地开始拆包。我怕她一人做得太辛苦，也跟着拆包。到第二天，各种大包小包一一拆完。晚上到华师贾宪的一个好朋友家借住，腰好像断掉了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搬家累腿累手累心也就罢了，干嘛跟腰过不去呢？后来我的腰不行，正是这时候留下的后患。

第二天，我赶往东莞，开始从周一到周五的连传翻译。然后从东莞赶回广州，帮助家里收拾。第二周周一再赶往东莞，为第二期培训班做翻译。等到第二周周日我返上海，贾宪送我上火车。在太阳底下，她细细地看着我头顶上的头发，说道：

 

哎呀，你头发啷个白了唻？

是不是哟？

是呀。你自己看嘛。

 

我怎么看呢？大庭广众之下，我能跑到对面看我自个儿头发吗？

我忽然明白，伍子胥为何一夜白头啦，就是搬家累的嘛。

 

换导师

回到复旦，潘先生并没责怪我去得太久。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有所改变。

我跟随潘先生做中国当代文学，由于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坚持读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在知识结构上是跟得上的。可我了解到，陈思和老师指导的博士生，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现代文学方向；一个是比较文学。我很清楚，如果我读比较文学，那么我的特长可以发挥；如果我继续读当代文学，那么我无优势可言。当我在散步中吞吞吐吐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潘先生的时候，潘先生的脸色不太好看。可令我诧异的是，他直接出面，帮我跟陈思和老师联系，为我换导师铺平了道路。

我对于潘先生负有沉重的愧疚感。

不过我很清楚，我转方向对于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弊。潘先生跟陈老师关系很好，跟贾植芳先生关系也很好。在学术辈分上，贾先生属于上一辈，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第二代学人（胡适、周作人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一代学人）；潘先生属于建国后培养的人才，比贾植芳小一辈，而陈老师则是77级的，又比潘先生小一辈，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四代学人。潘先生直接跟陈老师协商妥了，我啥也没说啥也没做就成为陈老师众多学子中间的一员。

也就是说，没等第一学期结束，我已经跟随陈思和老师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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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上海外滩

面瘫

紧张的学习继续着。

我在复旦有几位同住一幢楼的同学，全部是住在我那幢宿舍二层楼的学友。他们全部是复旦97级的博士生，但未必是2000届的毕业生。有学医的，学管理的，中文系的，外语系的，也有学遗产学的。其中有位刚好是广州第一军医大的，他学习的正是复旦相当强的遗产专业。我们在学校常在一块玩，时常跑到他们实验室去煮吃的。后来寒假来了，我约他来我家玩。谁知就在他来我家前一晚，我突发面瘫。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面瘫。

我感觉面部左边部分不受我的控制。我让它向左，它无动于衷；我让它向右，它也无动于衷。这让我很为难：我的脸部表情不受我支配，您说我这脸往哪儿搁？

我成为皮笑肉不笑的人。

原来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面瘫。

为何会患面瘫呢？

事后回想，明白自己读博表面上显得不着急，暗地里却十分焦虑。

焦虑什么呢？暗地里觉得自己转了一个专业，需要加倍努力。每天给自己加油，每天都拼命读书，读到夜里一、二点才睡。表面上看上去无所谓，实际上内心里焦虑啊焦虑啊焦虑。急火攻心，免疫力下降，造成了“歪嘴风”。

呵呵，老进士得了“歪嘴风”，果真跟范进一模一样哎。

这次面部突然抗命，不归我管辖，我由此发现自己的一个秘密：遇到大事，我其实很焦虑。奇怪的是，我自己压根儿不知道，感觉好像没事儿一样。如果这次焦虑不以面瘫的形式表现出来，那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很焦虑了，焦虑到发病的地步。多年之后，我考驾照，类似的焦虑又出现了。表现在我开车时教练说我不必紧张，可我自己根本不觉得自己紧张，全然一个不知不晓。只是在教练几次说过我之后，我才意识到，我那种“王氏焦虑”又回来啦。我路考头一回吃了个鸭蛋，考官说我转弯不打转向灯。

第二天早上，黄同学来我家。我的心情不佳，所以黄同学闷闷地在我家吃了个午饭，就告辞了。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我为何那天反常？我觉得对不住黄同学。他到今天都不知道，那天我为啥如此心不在焉，魂不守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有位老师，名叫何传添。在大朗他住我家楼上，房号704，是经济系的辅导员，跟我关系很好。因我教的学生，经济系的居多。他后来做了广外的副校长，可当时还是一个普通老师。他得知我得了面瘫，立刻打电话来，说他认识一个人，在东莞，擅长用民间方法治面瘫。

俗语说，病急乱投医。此话不假。我当时十分焦虑，心想带着一幅范进式的嘴脸如何见得陈思和老师和他众多学生。得知何传添有这么个熟人，于是从学校包了一辆面包车，载着何传添、贾宪与我直奔东莞。

面包车七拐八拐来到东莞一个镇上，然后继续来到一条村里，来到那个“江湖郎中”家。

看来何传添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帮助人的好事啦。

我们的车，在何传添指挥下很顺利到达郎中的家。

郎中家的一切普普通通，郎中几乎不说话。他一不问我如何得的这个怪病，二不问我感觉如何，拿起一个东西，在我的脸上烧了四个疤，就在我左下颌附近。然后告诉我，回去后慢慢调理，便会好了。我给郎中七百元，算是一点心意。而对于何传添老师，我却没有半点儿表示。

就这样，我们回家来，我身上多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郎中在脸上烧的疤痕。其中有两个，永远留在我的脸上。

回到广州后，隔了一天，我心里急呀，又跑到广州中医学院附院扎针灸。前后扎过几次。头一回老师还替我扎，后来几回，她让她的学生给我扎。于是学生拿我练手，老师在一旁指指点点，学生（居然有两位学生）在我的脸上做作业。

过了两周，我的面瘫好了。但我说不清，究竟是郎中帮我烧好的，还是中医学院的针灸扎好的。

面瘫好了之后，在读博期间，脸上留下的疤痕里边，有两枚比较明显。

寒假过后回到上海，熟稔中国文学的陈思和老师和同学们居然没注意到，范进回来了。

这是我有史以来得过的叫得出名的病。

 

黄山会议

1998年，也就是我开始读博的第二年，我开始向谢天振老师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投稿。

第一篇稿子的题目叫《世纪之译：细读<</span>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这是利用我多年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关注和积累写成的。当时国内博士生或学人，对乔伊斯了解得比较多的没有第二人。没想到这篇文章很被谢老师看好，他把文章转给当时他的学生查明建看过，二人一致认为，此文有内容，文笔特别好，可以发。

于是，拙稿《世纪之译：细读<</span>尤利西斯>的两个中译本》在《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问世。

然而，事情没完。伴随着即将发表文章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学术举动。头一个举动，便是谢老师邀请我参加是年秋天在黄山举办的“中国比较文学‘98‘文化与翻译’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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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4: 黄山会议

会议是谢天振老师和清华的罗选民老师共同主持的。这次会议成为我个人学术上的一个起点，也算得上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

之前，我一直从事英国文学研究，主要研究乔伊斯；之后，我成为比较文学里边的一名新兵，且是在比较文学中最热门的翻译研究领域耕耘。由于我有近18年的英国文学的积累，加之我的中国文学并不薄，所以，我感觉，有一种井喷式的学术表现。

当时我并不知晓，多年之后回过头看，我才感觉到那是一次井喷。

在黄山会议上，我在谢老师的关心下参加会议的活动。获益匪浅。

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了查明建。他虽然年龄比我小11岁，可学问不小。他阅读的文献量极大，超过了当时一般同龄学人，也超过了我。更重要的是，查明建人品不错，为人正派，人情味特浓，富有人文情怀，跟我特别谈得来。后来成为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最好的朋友。

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张旭。张旭此时尚未上香港浸会跟Martha读博，年龄跟查明建差不多，他也成为我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个朋友。

在那次会议上，我遇到张跃军。他是区鉷的博士。他主要作美国文学研究，但由于跟罗老师同在长沙铁道学院共事，所以也来参会，后来也发展成为我的一个朋友。

黄山会议是我开的比较文学界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会。所有的参会代表围桌而坐，大家在他人发言是可以很方便地插话。我特别喜爱这种方式，因大家可以自由地发言。我在会上发言，我在会上插话，我跟朋友们交流，更重要的是我通过会议认识了一些比较文学界年轻的朋友。当时开会的场景，如今历历在目。当时参加那次规模不大的会议的代表，多数人后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人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应该好好感谢谢天振老师。是他和陈思和老师，引领我进入比较文学界。而且是以当时的条件下最好的方式：发表文章与参见学术会议。

刚才还是范进呢，现在却以比较文学会员的身份跟大家讨论。世界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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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参加黄山会议后，我独自去了绍兴，因当时对鲁迅与周作人感兴趣。这是绍兴的大禹陵。

 

（2016年11月25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