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山”，一个在地图上并不存在的地名，却是筑城“三大家族”之一、贵阳唐家的家族墓地所在地以及家族文化象征。故源于遵义唐氏的贵阳唐氏自称“成山唐氏”，“成山文化”也早于清道光年间便引起学人关注与研究，迄今已有两百年历史。在郑珍《巢经巢全集》、莫友芝《莫友芝诗文集》、黄万机“沙滩文化”系列学术著作等历代文献中，均不难找到“成山文化”的踪迹。“清代中后期以来至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与成山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贵州文史馆官员谭佛佑先生说。

  “但作为家族墓地的‘成山’，其具体位置一直秘不示人以防盗墓，仅为唐氏族人及至亲好友（如郑珍、莫友芝、张之洞）所知。历史变迁，连唐家后裔都找不准‘成山’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乌当区作协主席、成山文化研究专家冯飞说。

  “成山”的位置成谜，“成山文化”无处落脚。直到去年3月21日，冯飞等人在乌当区竹林村蔡家寨“狮子山”发现“西南巨儒”郑珍所书的“唐树义墓碑”残片。“成山文化在乌当”成为贵州史学界共识。乌当区随即联合贵州省文史馆、贵阳市学会等文化机构主持编撰《忠孝成山》一书，黄万机、谭佛佑、张祥光、厐思纯等十多位著名贵州文化学者参与其中，担任学术顾问，撰写学术论文。“成山文化”正以崭新的面目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学术视野。

  一|文物发掘：“成山文化”再现新遗迹

  5月3日，“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乌当区新堡乡松树林村寨口很热闹，三十多米宽的阿渡河蜿蜒而去。本地文史专家以及“成山唐氏”后人数十人，带着十余名工人聚集于此，准备将河对岸一座废弃老屋旁的一块墓碑搬运过河。

  记者当日在施工现场见到了这块“唐孟端墓志铭”碑石。整块碑石长宽各一米四，厚约十五公分，重千余斤，右上角和中间上方有明显缺损，残余文字相加尚剩余311字。墓志铭为汉隶书体，文末署“兄唐炯撰并书”。唐炯，人称“鄂生公”，晚清有名的政治人物，善用兵，光绪间官至云南巡抚。其书法手迹拓片初公开，即获专家好评。省文史馆馆员谭佛佑告诉记者，“目前见得到的唐炯书法手迹以行书为主，汉隶作品还是首次见到，写得古朴飘逸。”

  “碑主唐孟端是唐炯胞妹，相关文献材料极少。《贵阳市志·文物志》载其于1881年绘有《草绿南国图》，生卒年不详。”冯飞说，《唐孟端墓志铭》可弥补文献的不足。根据墓志铭的记载，我们可知唐孟端生于1846年卒于1883年，为光绪年间才女、孝女，李鸿章为其孝心所感，“闻旌表于朝”（“向朝廷奏请旌表牌坊”之意）。“成山文化史上又‘添’了一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

  早在2013年11月，冯飞几经探访找到了这块碑石。寻得时，碑石盖在沟渠上作过路石，碑面苔痕斑驳，难于移动。出于安全考虑，碑石信息一直出于保密状态。直到今年4月21日，冯飞邀请乌当区书协的书法家前往拓片，碑石始为外界所知。

  “成山唐氏”后人唐之枢、唐之勤等人闻讯后，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山地工具和专业人员，约定日期赶赴现场义务施工，抢救“成山文化”遗存。墓志铭碑石顺利过河后，当日便被运往竹林村蔡家寨“唐家大院”保存。

  在此之前的4月12日，“唐家大院”曾迎接过一块特殊的碑石，贵阳“成山唐氏”一世祖唐源准老人的墓碑。墓碑在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村委会附近出土。碑主唐源准（1767——1820年），字直圃，曾任广东阳山知县，人称“阳山公”，乃唐树义之父，唐炯的祖父。碑文中“男 树义奉祀重泐”的字样表明立碑者为唐树义。唐树义（1793——1855年），字子方，清代廉吏，曾任陕西布政使、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等职。

  “唐源准落葬乌当，早有文献记载。其墓碑的出土，是对贵州史学界‘成山在乌当’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冯飞说。

  专家认为，《唐孟端墓志铭》和《唐源准墓碑》，是继去年3月唐炯华表残段及神道碑额款、唐源准神道碑残片和唐树义碑阴残片出土之后，“成山文化”研究取得的又一新成果和新收获。

  二|知识群体：省内外学术力量集聚“成山”

  “所有的新发现，我们都会收入《忠孝成山》一书。”冯飞说。该书定位明确：从各个层面阐释了“成山文化”的魅力，解析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人文价值。书中，唐家后人撰写了成山唐氏的迁徙繁衍史，作家挖掘流传在民间的成山故事；此外，多位学者还整理历代唐氏先贤诗文词章，考订唐氏与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郑珍等中国近代史上近百位名儒名宦的交游，撰写成山文化论文，总结成山文化特质。

  该书自2014年4月开始筹划，目前已进入后期收尾工作，全书即将面世。主编冯飞坦言，成书过程中他最担心的是“资料不全”与“资料不实”。“我要实地走访，核实成山文化史上一些核心的关键词。”今年3月11日春节刚过，他出发了。

  首站是湖北武汉。冯飞首先要找的是“崇福寺”。当初，他因发现“西南巨儒”郑珍所书“唐树义墓碑”残片而确定了成山的位置，“成山文化”的研究也因此填下了一块坚硬的基石。“残片中仅有五十余字，其中即有‘崇福寺’。”冯飞告诉记者，“崇福寺”三字牵动几代贵州先贤的敏感神经，“唐炯‘凭之痛哭’，郑珍‘闻之痛哭’。”

  据史载，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进逼武汉。清廷诏命唐树义出山，任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千里赴任，随即带兵与太平军作战，在大小十数次战役中胜多败少。咸丰五年正月，太平军沿江而来，清军逃，在汉阳金口布防的唐树义孤身投江自尽。直到十多个月后，其子唐炯找回遗骸，停尸汉阳崇福寺。

  到达武汉后，冯飞当即赶往湖北省文史馆和武汉市地方志办打听，专家们表示武汉没有崇福寺这一地名。

  试图弄清楚情况的冯飞，开始搜寻武汉的地方文史书籍，从中寻找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本1884年光绪版的《汉阳县志》，书中关于“月湖八景”的记载让他的问题迎刃而解。原来，“崇福寺”本为“月湖八景”之一，后毁于百余年前的清末民初年间，故而时间久远不为人所知。

  在武汉的五天时间里，冯飞还实地走访了连鱼套、金口等地。这些地点都是唐树义生前最后战斗过的地方。

  紧接着，冯飞从武汉直飞云南。唐炯生前最后的时光，在云南督办矿务，试图振兴云南铜业之最的东川铜业。“云南的专家如何评价唐炯的办矿得失，是我最想了解的。”冯飞说。他最后联系上了云南知名文史专家杨德昌先生。杨德昌在其学术著作《铜商经济》一书中介绍道：东川铜业在最兴盛的乾隆、嘉庆年间，年产六七百万斤甚至上千万斤，随后逐年下滑并陷于停顿；光绪年间，朝廷限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巨额战争赔款，亟须铜料铸币；光绪十三年二月，云南巡抚唐炯临危受命，督办云南矿务。“唐炯到任后，设立矿务公司，招募商股，促使东川铜业经济体制在近代经济运行中的转型。”杨德昌评价说。

  此番走访，冯飞发现外省对成山文化核心人物有所研究的文史专家，都相应给予了中肯的、颇高的评价。“他们热情地提供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及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仅仅是湖北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学者，就提供了上百万字的学术资料。”

  而贵州本地的文史专家，早就因《忠孝成山》一书聚集在一起了。《忠孝成山》编辑委员会的学术阵容也因此堪称“豪华”：文史馆馆长、省文联主席顾久担任学术总顾问，贵州“文化老人”黄万机、谭佛佑担任荣誉主编，并与本土著名文史专家张祥光、林建增、邓清远、梁茂林、厐思纯等人一同撰写“成山文化”学术论文。

  “自2014年3月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残片被发现，成山文化的其他遗存不断重见天日。借助成山文化的挖掘与研究，整个乌当区文艺界的力量自发地整合起来，与外界学术力量一道齐力将成山文化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乌当区文联主席冯容说。

  三|唐家后人：整理家故，重拾家风

  “我这一辈之后，唐家子孙起名不再沿用家传字辈；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唐家后人彼此之间不敢来往、更不敢集体前往祭祖，连成山的具体位置都找不准了。”成山唐氏第七代后裔唐之枢说。1944年，唐之枢先生在“唐家花园”出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风云变幻，“唐家顶子”的后人悉数迁出“唐家花园”，祖辈的显耀反而成为他们身上沉重的“原罪”。“唐家花园另作他用，唐家子孙散落各地。”谭佛佑先生说。他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战胜利不久，在“唐家花园”的最后一进院内住过一个暑假，眼看着唐家花园成为历史记忆。

  新时代下，成山唐氏后人之间陆续有了一些联系。1992年，唐之枢的十二姑从台湾回家乡省亲、上坟，以此为契机，唐家后人陆续找到了一些先祖的墓地；随后，唐炯的重孙唐显善主持编撰了新时代下的唐家家谱《尘埃》。这都意味着，唐家后人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家故。

  82岁的唐灿是唐炯的重孙女，是唐炯这一房唯一健在的长辈，且在唐家花园出生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青少年。也因此，唐灿老人被唐家后人认为“最有发言权，最能写全唐家家史的人”。她拿起笔，以儿时经历以及父兄辈的口述笔录为素材，创作出版了二十多万字的纪实小说《故园拾梦》，书中有成山唐氏近百多年来的往事、故事，历史变迁。

  2014年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残碑被发现，以唐源准、唐树义、唐炯为主的成山唐氏家族墓葬群浮出水面。唐家后人闻讯赶往，自费修整坟茔；之后，每有唐家的文化遗存面世，都可见唐家后人的身影，出钱出力。

  得知冯飞主编《忠孝成山》一书，唐氏后人说：“当年，唐树义老祖公不遗余力帮助扶持文化人写书、出书，《黔诗纪略》、《播雅》等一批乡邦文献得以刊行流传后世，成就一段佳话，也是值得我们效仿的榜样。你研究成山文化如此尽力，我们就应该支持你。”

  “整理家故，可以满足我们唐家后人了解祖宗历史的欲望，为的是在新时代重振家风。”中华唐氏宗亲会贵州分会贵阳支会会长唐之桢说。

  四|政府部门：保护文化遗存，挖掘文化内涵

  2014年3月25日，郑珍书“唐树义墓碑”残片被发现的第4天。这天也是贵遵高速公路复线施工范围内搬迁所有建筑、坟墓的最后登记期限。按照规划图，即将修建的公路恰好从“成山唐氏”祖墓群中间经过。

  最后时刻，乌当区委宣传部部长郭琳看到了相关的文字材料，要求保护本区的历史文化资源。

  五天过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具了一份《关于贵遵高速施工范围内唐氏家族墓地的情况说明》。这份对唐树义碑阴等成山文化遗存的权威认定，引起了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此后不久，区人大、区政府连续出台措施保护“成山文化”遗址。乌当区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对乌当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要求政府将唐家大院、朝阳寺、唐氏家族墓葬群尽快列为区级文化保护单位。如今，唐家大院、唐氏祖墓、朝阳寺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已开始施工的“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工程”做出调整，为唐源准、唐树义、唐炯的墓茔改道。

  ■专家访谈

  成山文化：贵州地域文化新亮点

  记者：要直观地认识“成山文化”，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

  谭佛佑：清代中后期以来至民国，整个西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均与成山唐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军事上，对黔地影响深远，长达近二十年的“咸同之乱”中，唐炯率军援黔，取得赫赫战功；清朝中后期最大的国内战争莫过于太平天国起义，是唐炯献策活捉石达开；经济上，唐炯整顿四川省盐务、督办云南铜业，卓有成效。这都是当时西南地区的民生经济大事。

  研究贵州教育史，绕不开成山唐氏的唐尔镛。他是清末民初时期，贵州新式教育的奠基者之一，贵州当时几所著名的学校，包括师范讲习所、官立宪群政法学堂，都是开风气之先。

  冯飞：文化上，成山文化的价值有待重新认识。我们知道，“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与“成山唐氏”或涉姻娅，或为世交。他们在学术追求上志同道合，目标一致，都是民族文化最忠实的实践者、捍卫者和传承人。他们间的交往更是情深意厚，令人感叹唏嘘。每当郑珍、莫友芝在经济方面出现困难，唐树义、唐炯总是出手扶持，搭力相帮。郑、莫编纂的《播雅》、《黔诗纪略》，皆蒙唐树义父子慷慨出资相助，从而付梓刊行传诸后世，这是咸、同年间，贵州闻名遐迩的学术佳话。

  记者：“成山文化”何时进入学术视野？

  冯飞：早在清道光年间，“成山文化现象”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研究，迄今有近两百年历史。在清代诸多名儒巨宦的著述里，不难找到有关成山唐氏的文字记载。例如《林则徐日记》、《云左山房诗抄》、《林文忠公政书》、《林则徐传》、《胡林翼书札选编》、《曾文正公奏稿》、《曾文正公全集》、《丁文成公奏稿》、《张之洞全集》、《巢经巢全集》等等；民国学者任可澄、杨恩元，当代学者黄万机、谭佛佑、厐思纯、刘隆民也对成山文化进行了研究。唐氏一族与贵州历史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很多的解读空间。

  记者：“成山文化”有何魅力或特质？

  黄万机：“成山文化”有三大特点：孝悌家风（家庭关系和谐）、廉正文化（当官廉正不阿）、诗礼传家（代代出诗人）。其中的廉正文化，在当今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唐源准的伯祖有《食瓜》诗“好官不作作清官，官去身轻两袖宽。菜羹方笑无滋味，又进筵前瓜一盘。”很好地表现了唐氏为官廉正的精神。

  冯飞：成山文化的特点或曰魅力，可以用八个字来概述：家风淳孝，尽节孤忠。无论做官还是做学问，唐氏皆以扶危济困、造福乡邦为重，深得地方民众好评。

  贵阳日报 郑文丰